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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范畴:建构当代散文理论的可能性 ——论孙绍振的散文研究
来源:《东吴学术》 | 陈剑晖  2020年12月15日10:06
关键词:散文 孙绍振

摘要:孙绍振对当代散文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特别重视散文研究的方法。表现为:一是回归散文的历史,从原点上寻找散文的生长点和和创新点;二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将散文置于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中探究散文的奥秘;三是归纳法。从事实出发,从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抽象;四是艺术分析的“还原法”。孙绍振的整个散文理论研究,贯穿着一种质疑批判精神。而对散文“审智”理论范畴的建构,则体现出孙绍振不满足于现状,力图开创散文研究的大场面、大气象的学术雄心。孙绍振的中国式散文文本解读,体现出他敏锐的审美眼光和把握艺术细微处的能力。孙绍振的散文研究,是他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涉及较晚,其影响力尚不及其他方面,但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孙绍振;散文研究;方法;范畴

孙绍振是当代学界的一个“异数”。他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应属于“学院派”,但他的文章从来就没有条条框框,更不会以四平八稳的面目示人。他年过八旬,但学术的信仰和理想从未减弱,且依然文思泉涌、才思敏捷,富于生命的活力和批判的锋芒。他四面出击、八面迎风、立于潮头,其研究常常“跨界”,但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他都卓然成家,获得不凡的学术成就。比如当年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曾一度洛阳纸贵、万众瞩目。后来的炮轰“中学语文教学”,炮轰高校“本科六级英语统考”制度也是语出惊人、观点新异、发人之所未发。不过此文研究的重点,不是孙绍振的诗歌、小说、幽默等理论,而是他的研究版图中关注度相对较少、尚未获得共识的散文及其理论。作为“我最后关注的形式”,[1] 孙绍振的散文理论研究与他的其他理论研究一样,都是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他的散文研究,不仅预示着散文“从文学理论的边缘向中心发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挑战”,[2]而且以观念、方法与范畴建构为引领,以其富于生命激情的原创性、独特性的研究,拓展了当代散文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方法,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水准、地位和声誉。

一、散文研究的方法问题

当代的散文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60年代前后,《人民日报》等报刊以“散文笔谈”的形式讨论散文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的“诗化”以及散文是“匕首”“轻骑兵”还是“美文”等问题,这阶段关于散文的讨论基本上是印象式、随感式的,并没有触及散文的理论纵深问题。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整理和发掘现代散文理论,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俞元桂等编)等资料汇编。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还出版了《散文创作艺术》(佘树森)、《散文艺术理论》(傅德岷)、《散文天地》(范培松)、《散文技巧》(李光连)等著作。这些著作大都偏重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探讨散文的立意构思、裁剪艺术、结构经营、景物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散文创作技巧。尽管这时期的散文研究者均有良好的艺术鉴赏力,也试图寻找出属于散文的特征和规律,但由于观念较为保守陈旧,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加之缺乏现代的研究视野以及学理修养的不足,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无功而返。第三阶段为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阶段的散文研究者以学院派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一方面有较好的学理修养;一方面有理论的自觉,尤其对构建当代散文理论话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阶段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陈剑晖),《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王兆胜),《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情怀》(喻大翔),《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黄科安),《嬗变的文体》(李林荣),《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蔡江珍)等专著。这些著作,虽有较强的理论自觉和学术的雄心,也敢于挑战既定的散文成规,但因其学术的立足点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宽广,尤其是散文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还存在某些局限与欠缺,因此从整体看,这批有志于散文理论革命的学者尚未抵达他们设定的学术目标。

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对现有散文秩序的超越,或者说他的独树一帜之处,首先在于他特别重视散文研究的方法。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加之长期受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和波普尔证伪说的影响熏陶,同时谙熟西方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和风格,所以他在进行散文研究时总能站在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高度,运用爱因斯坦所倡导的“两面神”的思维方法,将散文问题放在正反两极中检验。大体来说,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散文的历史,从原点上寻找散文的生长点和和创新点,对散文进行原则性的抽象。在《世纪视野的当代散文》中,孙绍振先从哲学切入,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这就是说,只有从当代高级形态俯视,才能发现低级形态的结构。应该补充的是,猿体解剖也是人体解剖的钥匙。只有解剖出历史胚胎(低级形态)的遗传密,当代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到说明。[3]而后,他一方面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高度,具体分析“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建构,考察周作人提出“叙事与抒情”散文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和西方散文的影响等因素,由此认为抒情性散文文体成为20世纪散文创作的主流,实乃历史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孙绍振又从钟敬文的“情绪与智慧”“超越的智慧”[4]特别是从郁达夫的“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5] 的阐述,发现并抽象出了智性散文,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另一个理论基点。应该说,回归历史原点,从“五四”散文的经典文献中解释当代散文发展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尽管过去有人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没人像孙绍振这样,既深入全面,又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散文历史发展的整个逻辑演绎过程。

二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将散文置于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中来探究散文的奥秘。孙绍振认为,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时,只能表现其局部的侧面,或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文学的系统中考察它们的同与不同,才有可能洞悉其深层的玄机。为此,他分析了李白的诗歌和他的散文《与韩荆州书》、柳宗元的《江雪》和《小石潭记》在表情写景上的不同,并比较了散文和小说在叙事和塑造形象上的区别,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诗由于形而上,故其形象乃是概括的、普遍的,意象是没有时间、地点,甚至没有性别的,那么散文则由于形而下,形象是特殊的,也就是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6] 至于散文和小说,则主要是动态的错位和相对静态的统一:“散文和小说的错位之所以如此不同,是由于小说构成情节的法门乃是把人物放在动态中,也就是人物打出常规,揭示其潜在的、深层的奥秘,而散文则基本上是把人物放在静态的环境中,显示人物的心态,即人物与人物之间有所错位,也是在和谐统一的制高点上俯视的”[7] 这种通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探究散文的特殊规律和内在奥秘的研究方法,与以往那种孤立的、静态的散文研究相比,不但显示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深度,而且能有效推进散文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

三是归纳法。传统的散文研究之所以陷入困境,盖在于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研究视野过于狭小逼仄。此外,采用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方法,过于信奉机械反映论、狭隘功利论和内容决定形式论,也是散文研究裹步不前的原因。新一代的散文研究者试图引进当代西方的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和形式诗学,为当代散文理论带来新的突破和前景。不过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演绎法虽是普遍的逻辑方法,但它只能从已知到已知,不能从已知推及未知。它不能产生新知识,也不容易获得原则性的独到见解。所以,孙绍振更看重的是归纳法,即不是从推论开始,从概念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抽象。当然,孙绍振也清醒地看到归纳法的局限,即归纳法过于仰仗个人的经验,因而有可能带来某种狭隘性。而作为理论,它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普适性。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孙绍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掌握经验材料,对个案进行精到细致的分析解读;一方面又以演绎法作为互补,这样就较好地避免了归纳法的局限。孙绍振散文理论研究中的许多思想含量丰盈、富有启示意义和学术发现的观点和结论,大多都是这两种逻辑方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是艺术分析的“还原法”。这一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变被动为主动,不单要分析作品的外在形式和形象,还要将作家故意忽略,或故意排除,即作家感知世界以外的东西还原并挖掘出来。比如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他营造了一个宁静安谧、幽雅孤寂的艺术世界,但这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实际上,朱自清先生排斥了蝉声和蛙鸣的喧闹,才获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那么,朱自清为什么要排斥蝉声和蛙声?这种忽略或排除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表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矛盾状态?孙绍振认为,“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蛙鸣;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一句,便是这篇看似和协统一、自洽完整的作品的一条缝隙,只有抓住这句话展开分析,并还原作者故意排除的成份,才算是找到艺术分析的切入口,掌握了分析的主动权,并抵达解读的深度。孙绍振正是运用这种情感逻辑和思想艺术价值的“还原法”,解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从而形成了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孙氏“文本解读法”。

以上谈的是孙绍振散文研究的方法问题。当然,科学有效、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的采用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更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就孙绍振来说,我认为深厚的哲学功底,敏捷的思维,前卫的姿态,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以及永远年轻的思想,是他天然的优势;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拥有一种现代意识的散文研究视野,而这是大多数传统的散文研究者所欠缺的。正因拥有这种开阔的现代意识,所以他不满于传统散文研究那种谨小慎微,安于“静态”的平衡格局,敢于打破散文的华严秩序,抛开定义、本质、创作技巧,以及叙事、抒情、议论的僵硬划分,并对“形散神不散”“诗化”“真情实感”等散文观念发起挑战。同时在挑战中结合散文创作的发展,建构起新的散文理论范畴。可见,孙绍振的散文观和方法论不是封闭孤立、僵硬静止的,而是在否定之否定,在不断寻找差异和矛盾,在开放流动中前进的。唯其如此,他的研究才如此丰富多彩,而且富于生命的活力。

二、质疑批判精神的注入

过去散文研究之所以遭到诟病,原因正是“话语抚摸式”的溢美评论太多,而真正独立见解,有质疑批判精神的散文批评太少。当然,此前林贤治曾写过十几万字的批评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对建国后50年的散文进行了全面的质疑与重估。林贤治以冷峻的思考和批判的激情,横扫50年特别是“17年”的散文。他的文章贯穿着一股反对平庸专制、歌颂与载道的自由精神,在分析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林贤治的思维方式仍摆脱不了“匕首”与“投枪”的定势,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局限。他对许多散文作家作品的判断过于片面、武断和绝对化,经常以个人好恶作为评定作家作品价值的标准,其批判的学理性也明显不足。相较而言,我更能接受孙绍振的质疑批判。在我看来,孙绍振的质疑批判,既高屋建瓴、雄辩滔滔,使论辩对手几无还手之力,又摆事实讲道理,没有自以为是、真理在胸的盛气凌人。他的质疑批判,尽管尖锐犀利,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但又没有片面、武断和绝对的偏至,而是遵循一个批评家的责任伦理和学理规范,并融进了相对主义的元素和庄禅智慧的机锋,同时体现出丰盈、强健的人格色彩。这样的质疑批判,其批评的立足点是坚实的,而其建立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学理和文本细读之上的感性与理性,智慧与激情的融合,则充分显示了孙绍振作为一个优秀学者和批评家的专业素养。

孙绍振的质疑批判,贯穿于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研究过程中。若要作一区分,则这种质疑批判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文学史”或文学现象批判,这类批判往往高屋建瓴,带有寻找规律的总结性意味:

作为理论,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虽然并非散文的特点,但是,却感性地接触到散文“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的“细胞形态”和“纯粹状态”,但是,这个观念带着感性的粗浅性,还不能直接成为逻辑起点,因为叙事与抒情二者是并列的,之间的关系是游离的,其中并不包含矛盾,也就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叙事过程中,情感居于何等地位,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抒情之外的叙事?周作人没有来得及考虑。[8]

在指出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理论的不足后,孙绍振又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论证抒情和叙事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的。他以汉语“事情”的构词为例,指出在汉人的原始思维中,事中有情,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抒情常常是渗透在叙事,包括静态的描述式叙事之中,即情事交融。当然,“情”作为叙事的主体,无疑处于主导的地位,以情为纲,情为事脉,主体情感的意脉决定了叙事的倾向。情的抒发,不取决于事的过程。相反,事的过程,往往由情的特征来定性,以情的曲折为事的过程的纲领,以情的深化为事的详略定量、定型,以情的意识到与否,定空白,定节律,定结构,定文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纯粹的抒情,毫无叙事成分,除了在散文诗那样特殊的亚文类中,很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过了一番论证后,孙绍振进一步指出:

正是由于对事和情二者互相制约的关系在理论上的模糊,导致了以后,在某种政治气候的作用下,散文文体的两度危机。一度是,孤立地强调叙事,以致于四十年代,以报告文学/通讯报告取代散文,到了五十年代初期,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成了最好的散文。而纠正这个偏向,把散文从实用文体解放出来的杨朔,又把抒情强调到极端,把每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的主张风靡一时,散文又一次作茧自缚。[9]

这一切都在说明,散文历史性的大发展和文体的衰弱,内在的原因在于散文文体的抒情和叙事的两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平衡和失衡。外部政治环境,仅仅起推动作用而已。因为将叙事与抒情作为现当代散文的逻辑起点和主流,加上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制约,结果导致了散文文体的两度危机。又由于对智性的背离,使得现当代散文一方面迷信抒情;另方面又放弃抒情,将散文等同于通讯或报告文学。在这里,孙绍振将他的质疑批判与清醒独到的历史观和史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历史的发展过程和逻辑演绎过程的统一。

孙绍振的质疑批判,更多的是集中在个案身上。这一类质疑批判不但尖锐犀利,不留情面,甚至有点挑剔苛刻。比如对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将他奉为神明,不论是他的散文创作,还是他的散文理论,一概顶礼膜拜、赞美有加。然而孙绍振偏偏要反抗权威,打破迷信,甚至怀疑“周作人的散文大师称号是否名副其实?”请看他如何质疑: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年轻时很少接触到周作人的散文。直到8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影印了一本薄薄的《知堂散文》,我邮购了一本。但翻阅之余,十分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名噪一时的《乌篷船》,好像是一篇平淡的说明文。

……

然而,当我细读他的散文时,仍然觉得枯燥无味者多,尤其是他后期一些散文,绝大多数都是援引书面历史资料,说明性多于趣味性。就拿早期名著如《乌篷船》来说,我虽反复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研讨再三,仍然觉得水平不过尔尔。周作人追求的不是朱自清式的浓郁抒情,他所追求的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在可以强化情感的地方,他却抑制情感,在可以铺张排比的地方,他却十分吝啬笔墨。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这种吝啬笔墨并未恰到好处。实在说,他的全部功力是叙述,他所回避的是一种西方现代文学所嫌弃的滥情主义(Sentimentalism),他所向往的则是西方现代叙述学所推崇的抑制性的叙述。但抑制过分,则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枯燥。周氏早期已有此弊端,晚年则更甚。[10]

对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评价甚低,对钱钟书同样不客气。在《钱钟书的幽默缺乏宽容》一文中,孙绍振认为认为“在散文中,他是一个过度张扬的智者,他的幽默常常失去幽默家视为要义的宽容。钱先生的幽默,过分富于进攻性,属于硬幽默,与林语堂、梁实秋、余光中散文中自我调侃的软幽默正成对照。当钱先生的尖刻发挥到极端的时候,读者虽能莞尔而笑,但又不免叹息:何其毒也!”[11] 类似这样的质疑批判,在孙绍振的散文研究中,可谓是不胜枚举。比如,他认为“周国平是审智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但有时审智与感性,与抒情处于割裂状态,这就影响了周国平在散文创作上取得更高的成就。而“梁衡全凭二手材料,从居里夫人到伽里略,从周恩来到瞿秋白,从辛弃疾到李清照,如此跨度的人文历史大大超出了他的才情和智力。知识性的罗列,常常使人想起新闻记者笔法,而且,不免有‘硬伤’”。[12]当然,在批判质疑的层面上,火力最集中、最猛烈的是对于林非的“真情实感”论的批判。

“真情实感”论是著名的散文家、散文研究者林非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散文范畴。在《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中,他认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像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13] 以后,林非又在《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的使命》等文中,反复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这一理念,并将其定位为散文创作的基石,甚至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应当说,作为对当时及之前散文界“假大空”之风的拨乱反正,以及对巴金的“说真话”“抒真情”的呼应,林非的“真情实感”论的提出不仅是及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对于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推进可说是功不可没,其意义是当时的其他散文理论所不能比拟的。然而,“真情实感”论的确还存留着特定 时代的理论痕迹,它的理论形态和内涵界说还有不少漏洞。所以,楼肇明在其主编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一书中便率先发难,指出这一散文的基本观念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础,不独只适合于散文,因而不能视作对散文文体的规范。其二,“真情实感”过于宽泛,不可避免会将一切非文学、非艺术的因素包括进来。其三,“真情实感”应有多个层次,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14]尽管楼肇明只是提纲契领地指出“真情实感”论的不足,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但我认为楼肇明的确击中了“真情实感”论的软肋,他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对我们进一步思考“真情实感”大有助益。

由于意识到“真情实感”论对于散文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建构新的散文理论也需要清理地基,所以从2008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散文: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开始,孙绍振连续发表了《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观念和方法问题》《“真情实感”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从文体的失落到回归和跨越》等5篇长文,[15]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建构,尤其是散文的“真情实感”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建构与犀利的批判。孙绍振认为,“真情实感”这个雄踞散文文坛几十年的散文“霸权话语”,其实是一个十分粗糙、笼统、贫困的散文范畴。因为它“既没有逻辑的系统性,又没有历史的衍生性。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没有衍生功能的范畴。就是因为,第一,它是一种抽象混沌,没有内部矛盾和转化。而实际上,情和感,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在矛盾中转化消长的。其次,“它号称散文理论,却并未接触散文本身的特殊矛盾。······揭示散文的真情实感与诗歌、小说的不同”。如果说,《散文: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仅仅是批判“真情实感”论的开始,那么在以后有关散文的文章中,孙绍振不断增强了批判的火力,其文辞也越来越尖锐。在《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一文中,他指出,从心理学来说,真情实感是矛盾的,与其说“真情实感”,还不如说“虚实相生”,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洞庭湖,便不是“实感”,而是“虚感”,而《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中情感和感知的关系,也应该是虚实相生的关系,在这里,作者将“这些实感坚决地虚掉”了。而在《“真情实感”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中,孙绍振更是罗列了“真情实感”的十大罪状,即从范畴上违背了心理学的起码规律,与情感的审美价值背道而驰;漠视了真情与实感的矛盾和转化;以实用价值遮蔽了审美价值,机械地看待真情实感;无视真情实感和语言之间的矛盾;没有在审美和审丑中区别真情实感;真情实感论对阅读经验缺乏应有的自觉;存在着内容与形式单向决定论的不足;尚未粗具学科范畴的严密性和衍生性,等等。正由于存在着如此多的理论漏洞却享有如此高的权威,所以孙绍振认为:“真情实感”论在相当时期拥有无上的权威,至今仍得到学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只能说明这并不是林非先生的个人现象,而是国人思维的历史的局限。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思维模式,那就是线性思维”。[16]

孙绍振对“真情实感”论的批判不仅尖锐犀利,切中要害,而且佐以文本分析和大量文学史材料。因而从总体看,这批文章立论鲜明,有理有据,论证充分,且才气横溢,富于哲学的思辨。然而,在赞同孙绍振的大部分观点的同时,我对他的批判立场、批判态度和一些观点并不完全认同。首先,我认为从总体来看,我们应历史地、客观地来看待“真情实感”论。这一理论产生于80年代中期,其时中国散文的上空正弥漫着“假大空”的迷雾,严重阻碍了当代散文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林非感应着思想解放和反思大潮的的脉动,适时地提出了“真情实感”论这一理论,这在当时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是散文界思想解放的标志。不错,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水平的制约,林非的确没有将“真情实感”说的很全面和深入,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遗憾。正因考虑到时代的因素和散文范畴的稀缺,我认为我们应像呵护眼睛那样来维护“真情实感”论,而不应对其过分苛求,甚至斥之为“连草创形态都很勉强”,是“极其粗鄙”的理论。在我看来,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真情实感”论,是因时代历史发展了,散文的语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能死抱住某个散文观念当成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一方面应立足于今天的高度,用现代的意识和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散文核心范畴,并在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将范畴学科化。其次,林非先生的“真情实感”论之所以得到普遍的认同,是由于他的理论既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又注重散文的审美性,贴近散文的本体。这正如林非先生在20年后反思“真情实感”论时所说:“觉得当时确实是没有将问题说得很全面和深入。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应该始终都是注意文学创作的审美作用和艺术魅力的,然而在阐述自己具体的论点时,却偏偏没有明确地强调这一点,回想起来确实是觉得颇为遗憾的”。[17] 林非这段话,有两点使我感触颇深:一是他不是那种“唯我独尊”,自恃“一贯正确”,因此“死不认错”的所谓大家。他有自省意识、谦虚的君子风度和宽阔的胸襟,因此他勇于自责、敢于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研究“没有将问题说得很全面和深入”。二是他在提出“真情实感”论时,始终都是紧扣“文学创作的审美作用和艺术魅力” 这一关节点。他既谈“真情”,也谈主体;既谈“感情”,也谈“人格”;既尊重“传统” ,又强调“独创”,既注意到研究的“点”,更倾向于对“面”的把握,尤其是他将“真情实感”论的提出与作家创作的使命感,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我国当代散文研究的学术含量。这一点,我们在批判“真情实感”论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从上面的评论可见,林非的“真情实感”论不是一种浅层的、显露的感情传达,而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深层感情,而且他还一再強调这种感情的流露必须与自由自在的表达,必须与特殊性和独创性结合起来。我认为,我们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同时从多元的角度考察“真情实感”,我们才能全面认知“真情实感”的理论价值,而不会认为它只是一个孤立的、零碎的,缺乏衍生性和自洽性的散文观念。

以上是对孙绍振质疑批判精神的一点异见,尽管可能有冒犯之嫌。不过,本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散文的原则和理念,我还是坦率、毫无保留地阐明了我的观点,希望孙先生能察知,谅之。

三、建立散文的“审智”范畴

如果说,广阔活跃的思维,现代意识的批评视野,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建立在学理上的质疑和批判,显示了孙绍振作为一个优秀散文研究者的气度和极为可贵的一面;那么,对散文理论范畴的建构,则体现出孙绍振不满足于现状,力图开创散文研究的大场面、大气象的学术雄心。

孙绍振不是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仅仅满足于狭隘经验的学者,他的散文范畴的建构既有哲学资源的支持,又有历史的座标。就哲学资源来说,他将康德的审美情感论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结合起来,提出散文的“审智”范畴。就历史座标而言,孙绍振认为,现代散文“审智”的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1933年,发生了关于幽默散文的论争,郁达夫写了《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一文。提出散文幽默需“以先诉于智,而后动及情绪者,方为上乘。”郁达夫特别强调散文的评论均以个人、个性为准则。在这里,他提出个人、个性需有一种约束,那就是“智的价值”。他甚至断言:“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智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理性价值和实用价值。他明确说智的价值“不在解决一个难问题(如国家财政预算书之类),也不在表现一种深奥的真理(如哲学论文之类)。”“而是要和情感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18]可惜在以后的散文发展中,郁达夫的散文的“智的价值”被人们忽视了。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占据中国散文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抒情散文。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大量学者的介入,当代散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就是智性的递增,与之相应的是抒情的消褪。孙绍振的“审智散文”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绍振进一步指出,在散文写作中,感情与智性,是缺一不可的,它是达到散文内在平衡的需要。散文艺术不一定要用感情来打劫读者,冷峻地从感觉越过感情,直接深入智慧、进行审智、审丑,同样也可以震撼人心。比如余秋雨、南帆、王小波的散文就是这样。

散文的审智,主要是指散文的思辨,它和纪实一起构成了散文区别于其它文学形式的独特现象。它使散文中拥有大量逻辑思辨的手段。一方面,把那些本来与形象的构成相矛盾的议论和那些抽象的概念分散在散文中,不以形象的辉煌摄动读者,而是以深邃的智性思维启动读者的智慧;另一方面,散文的审智理念必须借助或者依附于具体的特殊的审美形象。当然,应当看到,“在理论上,在实践中,感情与智性是矛盾的、有冲突的,智性需要冷峻,而情感则以热烈为特点。从思维规律来说,抒情逻辑是是极端化的,带上情绪就意味着片面,与理性的全面性相冲突,思辨的深度就受到限制;而智性则容易滑向抽象性与全面性。”[19]因此,在感性和智性的重新建构中,必须经历一个从审智到审美的转化过程。

也就是说,在孙绍振的“审智散文”研究范式中,审智不是单纯的智性写作。“审智”之所以属于美学范畴,就是它不完全是抽象的,它的出发点是感性的,与审美诉诸感情的不同是:它不但不诉诸感情,而且是有意超越感情,直接从感觉诉诸于智性,对智性作感性的深化。对抽象的智性,具有某种“审视”或“审思”和话语更新的过程。“审”是一个过程,智性由于“审”,有了过程,而微妙更新了,“视”的感觉也强化了,向抽象向具象作某种程度的转化,也就有了可能。关键的是,把智性观念形成、产生、变异、转化、倒错乃至颠覆的过程在读者的想象中展示出来。缺乏这样的才力,有智而不审,就失去了从抽象到具象,从智性到感性,到审智升华的机遇。

审智功能本来是散文所特有的,散文本身就是智性和感性,实用和审美的两栖文体。孙绍振将“审智”引入到散文分类研究中,无疑带动了研究路径的改变,而他创造性的“审智散文”的命名,则拓展了散文的疆界和研究领域。它必将吸引一些勇敢的散文作家到文体的边疆作艺术的探险。尽管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且缺乏必要修养的作家,很难避免牺牲在抽象的说教之中。但从余秋雨、南帆、王小波的散文中,我们巳看到了成功的范例,也感受到了“审智散文”的魅力。

孙绍振的散文“审智”范畴,是从“审美、审丑”发展而来的。他考察了“审美”散文的历史选择和文体演变,“审丑”散文的主要特征、构成要素,以及从抒情的审美到幽默的审美的逻辑和历史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他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的创作实际,即抒情的消退,智性的递增,并以余秋雨、南帆、王小波为重要观察点,以此来建构他的“审智”散文范畴。也就是说,从宏观、从历史座标看,在孙绍振的散文谱系中,“从审美的叙事抒情散文,到审美的幽默散文,再到超越审美、审丑的审智散文,既是逻辑的展开,又是历史的发展,逻辑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20] 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尽管期间有曲折,有遮蔽,有自我矛盾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体论的高度来评判孙绍振“审智”范畴的理论价值。

无可讳言,孙绍振面对的是一个学术难题,一项艰巨的挑战,因散文理论的建构比之小说和诗歌要复杂困难得多:其一,散文是一种宽泛无边,难以界定,不易把握的文体;其二,自现代以降,散文的理论在总体上相当贫弱;其三,散文不像小说诗歌那样,有大量的外来理论可供依傍。尽管如此,孙绍振仍坚定相信: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散文的理论建构,是大有可为的。而要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乃是思想的突围,即“积百年之教训,国人当自强不息,破除弱势文化自卑的文化奴隶心态,于西人束手无策之处,在建构散文理论中大展宏图”。[21] 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须具备比前人更加宏大的气魄,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以第一手的资料,原创性的概念,确立基本的范畴,并赋予范畴以内在的丰富性和有序自洽性。第二,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辅之以相对主义的三分法。第三,摒弃以机械地、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做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史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正是基于上述的相对主义辩证法,孙绍振在文学性散文“审美”“审丑”的基础上,原创性地归纳、概括、抽象出”审智”散文的范畴。“审美”“审丑”与“审智”三个范畴既是自洽的、有序的范畴系统,又是一个在矛盾转化 中互动的历史流程:“前一个流程蕴含着矛盾和不足,导致后一个流程的产生,弥补了前一个流程的缺陷,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不足,从而导致新的流程的产生”。[22]这就是孙绍振的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辩证法,也是他试图填补世界性的散文理论空缺的一个初步尝试。

四、中国学派的文本解读学

考察孙绍振散文理论研究,不能绕过、不容忽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注重文本分析,这是孙绍振一贯的治学之道,是他学术的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也是他区别并超越同时代许多学者之处。为什么孙绍振如此重视文本分析,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学理论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和无效,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性的现象。”[23] 不仅如此,孙绍振还直指问题的症结:我坚信文学理论基础是创作论,而百年以来的文艺理论,包括西方和中国的,都是哲学本源论和本体论为主导的,可以说离创作论越来越远。他从源头上追溯造成文本分析贫乏的原因,认为从柏拉图超验的理念开始,西方文学理论便具有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西方文学理论这种美学形而上学,超验的追求,实际上使得文学文本解读与哲学的矛盾激化了:“从方法来说,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概念(定义)出发,沉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与文学文本距离越远,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对这样的文学理论,根本就不指望其具有文学文本解读的功能。文学文本解读追求对审美的感染力,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的解释。它所需要的是与文学理论恰恰相反,越是具体、特殊,越是往形而下的特性方面还原,越是具有阐释的有效性”。[24] 西方文学理论的另一个偏执,就是过分执着于知识谱系的研究:许多西方理论家“不从创作和解读中寻求建构的基础,而是偏执于把文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的谱系,从知识谱系中建立理论,由于知识谱系相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经验的不完全性,以及其抽象的普遍性与文本的无限丰富性和特殊性存在永恒的矛盾,因而,造成理论的架空。”[25] 孙绍振还对英伽登、尹瑟尔、德里达、尹格尔顿等西方文论大家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既体现出了孙绍振坚定的批评立场,还体现了他独立思考,不跟风、不人云亦云的批评个性。他不像时下的许多中国学者那样,唯西方文学理论的马首是瞻。他们不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学宝库,或从当下的创作中发掘建构具有中国学派的文本解读学,而是用西方的美学、哲学理论去硬套,好像不上升到美学、哲学就不是学问。事实上,文学研究一旦陷入一种理论预设,只剩下一些宏观的、概括性的理论,那么它的文本解读一定是无效的。在这一点上,孙绍振看得很清楚,他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相关论述,所以他的文学理论包括散文研究从来都不会因崇洋媚外,或线性思维而自我窒息,陷入空对空的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怪圈。

正因不唯西方文学理论的马首是瞻,有中国的立场和独立批判精神;同时,又看到西方文学理论的致命伤:“就文学文本解读的要求而言,西方那些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学理论就算是没有偏颇,也是空洞的,无血肉的骨架”。[26] 这样,孙绍振便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来建构他的中国学派文本解读学,以及开辟他的散文研究。概括来说,孙绍振的文本分析,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其一,理论应该是开放的、应该从文本解读的深化中获得生命。一味封闭,则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李欧梵先生所说的“理论破而城堡在”[27]的结局。其二,理论只有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并以创作论为基础,在独到细致的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血肉和灵魂。其三,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在普遍概括过程中牺牲掉的特殊性、个别性的东西挖掘出来。为此,孙绍振采用了比较法、隐性矛盾分析法、艺术感知还原法、古典情景与现代情理映衬交融法,历史语境与母题互补法,等等。关于孙绍振在建构中国学学派文本解读学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我在前面谈论观念和方法时已有所涉及,此处从略。下面重点谈他在散文文本的解读方面的实践。

孙绍振对散文文本的解读,大致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作品的解读,如对余秋雨、王小波、南帆、舒婷、周晓枫等作家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不是很多,但在孙绍振的散文研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如以余秋雨为研究对象的《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位置》[28]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作家论。文章首先将余秋雨置于散文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充分肯定了余秋雨“为当代散文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认为“他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而后从抒情逻辑和学术“偏见”两方面,对余氏的散文创作包括某些所谓“硬伤”进行有理有据的辨析。当然,这还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这篇文章的亮点,它的最值得称道之处,是通过对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这里真安静》《沙原隐泉》等作品独到而精细的文本解读,指出余秋雨的不同凡响,是善于借助自然山水和传统的人文意象,以有别于流行的话语内涵和方式,建构起了一种“余秋雨式的话语”。这种话语方式的特征是:第一,它“是文化诗性的,同时也是哲理诗性的”。第二,它的“表层是文化的阐释,而在其深层,则是生命哲理的崭新概括”。第三,这种话语有着“激情与冷峻的内在张力”。而更为可贵的是,余秋雨的散文尽管偶尔有滥情矫情,有“硬伤”和感情失去控制的时候,但从总体来看,“他的智性追求和他的诗情在话语的重构上取得了某种平衡”。正是这种文化想象和艺术平衡,给余秋雨的散文带来了新质:“他的文化散文不是传统的性灵小品,更不是‘匕首和投枪’所暗示的轻型艺术话语,他的散文是货真价实的大散文话语。‘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除了极少数篇章以外,还没有他这样熔思想、智慧、情感于一炉的大容量和大深度的话语”。总之,余秋雨的散文,是在历史的难题面前应运而生的。在孙绍振看来,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就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尽管由于余秋雨并不愿放弃审美和抒情,因此这座桥梁有可能是“断桥”,但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气势恢弘,元气充沛,行文雄辩,而且理论坚实,见解独到,论证充分,富于原创。而这些富于原创性的独到见解,都是从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抽象出来的。也正因此,我在一篇总结新时期以来30年散文研究的文章中,认为孙绍振此文“是一篇代表了当代散文作家作品研究水准的文章”。[29]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评论余秋雨的文章是这样,孙绍振研究其他散文家,比如评论南帆、王小波、舒婷、周晓枫等的文章,也都具有将学术眼光、文本分析、感性与学理性相交融的特点,体现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对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散文文本进行解读,是孙绍振文本解读另一方面的内容。由于孙绍振长期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与教改,并为之倾注了不少心血,所以这一类的文本解读特别多。如《反讽和抒情的统一——解读阿长与〈山海经〉》《在曲折逻辑中深化的杂文式抒情——解读〈纪念刘和珍君〉》《爱的隔膜和难言之隐——解读〈背影〉》《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解读〈荷塘月色〉》《悲凉美、雅趣和俗趣的交融——解读〈故都的秋〉》《听出整个生命的的文化记忆——解读〈听听那冷雨〉》等等,举凡有几十篇之多。这些文章大抵以微观为基础,采用了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过,这里所说的“具体”,不是通常所说的感性意义上的具体,而是建立在对隐性矛盾直接分析,有多重的层次和规定性,内涵十分丰富的“具体”。举例说,在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中,一般都以叶圣陶对《背影》的评论为依据,认为《背影》全文“以背影为主脑”,采用简洁朴素的叙述方式,含蓄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深情。这样的分析当然没错,但过于简单表面,在方法论上属于直观概括的方法。孙绍振自然不会满足于此。他不但抓住“背影”这个聚焦点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而且从“我赶紧擦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这句话中,发现了儿子对父亲的爱和父亲对儿子的爱的不平衡,正是这种爱的不平衡或者爱的错位,导致了爱与被爱的隔膜。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从这样的矛盾缝隙中,孙绍振进一步发现:“《背影》的动人,不但在于刻划了父子之情,而且在于父子之情的动态转化”。即不是静态地,而是动态地将原来不平衡的父子之情转化为平衡的父子之情,这样的感情转化,特别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最后一个层次,孙绍振还结合《背影》的结尾,以及朱自清父亲的道德失范及朱家生活的窘迫,分析作为儿子的“我”从隔膜、懊悔到忏悔的心理历程。的确,这样从矛盾入手的具体分析,应该说是深刻独特、内涵相当丰富的。它的奇妙之处就是把被理论抽象掉的血肉还原,让其焕发出独特的光采。毫无疑问,这样的分析,既是对传统中语文教学的深化和超越,也是对余光中先生批评《背影》流了四次眼泪,因而“失之伤感”,失之浅薄的回应。而像这样精彩的经典文本解读,在孙绍振的散文研究中还可举出许多。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孙绍振的散文研究,是他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涉及较晚,其影响力尚不及其他方面,但孙绍振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虽然孙绍振在论证中有时过于恃才使气,从而导致个别文章行文不够严谨,结构稍显松散;有时则锋芒毕露,用词过于犀利,使论辩对手无法接受。不过即便如此,孙绍振加盟到散文研究的行列中,乃是当代散文之幸。他对于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所做出的贡献,将在21世纪的散文史上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

注释:

[1] 孙绍振:《灵魂的喜剧》,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2] 孙绍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理论建构的突破和前景》,《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3] 孙绍振:《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

[4]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扬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

[5] 郁达夫:《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现代学生》1933年第2卷第9期。

[6]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页。

[7]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8]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7页。

[9]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0] 孙绍振:《挑剔文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11] 孙绍振:《挑剔文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12]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13] 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14] 楼肇明:《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年版,第5页。

[15] 孙绍振批评“真情实感”论的文章,分别见《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2009年第1期、2010年第2期;《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名作欣赏》2008年第23期。

[16] 孙绍振:《“真情实感”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

[17] 林非:《对于中国现当代散文本体的深入探索》,《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18] 郁达夫:《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现代学生》1933年第2卷第9期。

[19] 孙绍振:《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20]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21] 孙绍振:《散文理论:审美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22] 孙绍振:《散文理论:审美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23]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4] 孙绍振:《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25] 孙绍振:《西方文学理论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6]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27] 转引自孙绍振:《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8] 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位置》,《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29] 陈剑晖 司马晓雯:《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新时期散文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