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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协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来源:文艺报 |   2020年12月14日08:33

戥称文学批评

李炳银

从48年的文学经历,参与感受文学批评的表现状况看,窃以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价值观念根源上出现了问题。说白了就是离经叛道久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过“远离政治”“告别革命”“文学创作要向内转”“文学就是文学”“非英雄化”等等对文学的认识、理解、评判、看法等。这些意见看法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凭空出世,它是对此前不少简单生硬、凝固死板、功利庸俗、绝对化文学观念的纠正,是有一定积极合理的校正作用的。这一点必须明确肯定。但是,这种在特别环境中,带着情绪性的激情卸载方式,把文学本有的某些根本性、重要性、独特性的作用价值内容清除了,问题也与此同时出现了。在破除旧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的文学批评却没有尽快在已经出现的空间里建立起新的、符合文学自身个性的深刻准确的文学观念、理论主张来,以致文学创作一直在校正过程中又不断跑偏,甚至走向了狭窄的死胡同。这样一来,文学失道的情形发生了。道之不明,行之何行?止之不知,方向何在?因之,现今的文学批评之所以缺乏目标、坚持,欠缺力量,就在于对文学的目标价值所在未能清晰定位与认准。文学的道义不明,使命不清,出现了把文学当作娱乐玩耍的现象,写作有时成为邀功进身、获奖追名谋利的工具,丑陋的现象时有发生,玷污了文学本应拥有的神圣高尚精神。文学是通过对人的自然社会生活表现来成全自己,影响他人与社会的心灵精神,建设纯粹美好的文化风俗,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文学的益世善生功能必须明确和坚持。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之言,直抵文学之根本,不可忽视。益世济生,经世致用,这就是文学的大道。可是,这样的大道却未能坚定地得到现实文学批评的认可与坚持,并进而以此引导和评判作家作品,反而舍本逐末,被荒野间的杂花异草所吸引、左右,偏离社会人生的大道大舞台,迷恋于个人的小情绪、小悲欢,或只是“惟吾圣意”地纵情渲泄等。看看不少谬述历史的畅达之作;扫扫大量所谓的心灵透射记述;瞄瞄很多囿于一己之冤愤情恶名利纷争等内容的狂泄情形;见多了少根少边少限的传奇猎异鬼怪荒诞编造故事泛滥情景,满足于呈现贫困落后苦难,热衷于对畸形的男女性爱的描绘等等,不都是在“我即生活、文学即我、文学即文学”的偏执孔镜理念下的产物,少有与社会建设、文学善人的社会人生大道沟通,追求的是另类,是私我,是孤情,是怪诞等奇效。有不少写实文学,热情面对现实社会历史变革,激情书写中国建设创新故事,体现国人伟大精神勇敢行动。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很多文学批评者是无知的。因为文学与社会大世界的沟通不畅,又因蕴涵苍白肤浅,表现幼稚拙劣,很少益于人生的成长因素,所以文学在绚烂的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几近成了作家的自我游戏,以至成了自娱自乐的冷清存在。这样的文学情形,与文学批评的失道失位关系密切。文学批评在不少的时候,是从旁助长袒护着文学创作中的这些偏执行为的,难脱其责。

其次,文学批评在对文学失知失道的情形下,也有很分明的失己的表现。君不见,已经在不短的时间里,本应对文学创作有指导引领作用的文学批评,却机械被动地成了作家作品的跟班仆从,总是在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的本体呈现中寻找暗合作家意图的注释或生发,有的甚至到了甘当作家机械的传声筒,不管作品成色如何,只要是名家,是近者,就非得要牵强生硬地找出些作品的所谓个性成功之处来,以便为作家作品张目。这种缺少主见的主动臣服于作家作品的表现,表现出文学批评的寡识和软弱,导致文学批评的精警凛然风格价值很难形成。在这样的状态下,像屡屡声言写小说就只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创作之“王”等言词,即使是那些包含深厚文化创造的伟大小说,也被贬低到仅仅是个好故事。这些将小说类同于曾经的街头话本、说书层面的主张,我们的文学批评却不指出其肤浅短视,指引其向思想文化人生心灵的真准深邃独特形象高层攀登,却有不少的人迎合乃至站台助威,岂不怪哉。

当文学创作放弃或轻淡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人生承担,以把玩的个人兴趣偏向形式主义,严重忽略中华民族的优质智慧传统,却机械地、不加准确精当辨识地,顶礼膜拜地吸纳挪移西方有些可能也是因穷途末路,最后钻牛角尖找到的表现手段方式的时候,文学批评也采取了不辨正误、不明利害等一味的鼓励推举态度。这种不知用力问道,道法真谛,进行正确价值选择,却在术技上费心苦求的结果是,文学创作似乎只是个空洞的魔法棒,挥来绕去,除了真真假假、变化莫测的戏法外,到头来都只不过是莫名其妙、懵懂的杂耍而已。在文学批评无力引导文学创作的时候,却又出现了用地域、代际、性别等来认识介定文学的庸俗现象。人都是生活成长在一定的自然文化环境中,当然会有区别和不同。但文学是一种思想情感表现形态,简单地强调地域、代际是勉强甚至荒唐的。

再之,文学终究属于一种给人知性的对象。所以,知性是文学的根本基点。以己之昏昏,何能使人之昭昭。文学批评的知性,应该超越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理解判断,才可以在更加深广宽阔的标准尺度上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的知性应当渗透和成长在丰厚的哲学、历史、文化等知识基础之上。所谓站高识远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的文学批评,很多是就事论事,囿于文学说文学,表现得十分直接和局限。视野窄,思之浅,荡不开,识不远,缺乏思独见奇,非常欠缺立说成理的功夫。这是与文学批评者的知识基础储备欠缺等原因有关的。知之浅,见之薄。盲人摸象,只知部分,难知全象。文学批评只盯着文学本身,围绕着眼前的某些作家作品打转转,是十分令人忧虑的。文学批评者应该先走进经典,再走进现实文学才好。列夫·托尔斯泰说,“读书不在多,要读那些有用的书”;杰克·伦敦说,“读一千本时尚杂志,不如读一句雪莱的诗”。如今的许多文学批评者表现出读经典少,陷入对于现时许多流俗作品的泥沼。所以,批评也就只能拿瓦片与水泥、豌豆与高粱比比了,何能有精到的见识与符合高标的评判结论。俗话说,无知者无畏。这是一句带有微妙意味的话,可如今一些文学批评者在评判作家作品的时候,却不幸体现着这样的意味。任是言词滔滔,巧舌如簧,终究花拳绣腿,难中靶心。

当然,文学批评需要合适的孕育土壤和气候环境,需要坦诚自由的探讨辩论气氛条件,需要更多的展开平台机会,如今这些情形显然还不周全,需要力争和创造。

 

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

丛治辰

文学评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都专门提到理论批评工作的作用。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总书记是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标题下谈到文艺批评的,是将文艺批评工作和各级党委、宣传部、作协对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放在一块谈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文艺批评工作和一般的文艺创作还不一样,有其独特性。的确,在影响、引导和组织文学工作方面,评论发挥了较之其他文体更为特殊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甚至更早的1942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亲自关怀文学,亲自撰写理论文章,甚至亲自组织文学讨论。我们的文学政策,甚至文学体制,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责任如此重大,但作为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小学生,我似乎还没有资格对它高谈阔论,更不敢说能谈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只能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谈谈作为一名评论工作者,我个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期许。

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够理解作家和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文艺批评应该“激浊扬清”。要激浊扬清,首先就得真正知道什么是浊,什么是清。简而言之,得能读得懂。对于专业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来说,这个要求看上去已经相当低了,但我并不认为很容易做到。做不到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上能力达不到,这当然要努力加强自身业务水平;还有一个就是主观上不愿意去做。比如我们有时候难免听到这样志得意满的抱怨:“这作品太差劲了,根本不值得认真看。”诚然,文学作品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不认真看就妄下判断,似乎还是不妥。事实上,文学是复杂而微妙的,一个负责任的作者,在写下每一笔的时候都一定是殚精竭虑、暗藏玄机的。如果先抱定一个轻视的态度,草草看过,匆忙结论,对作者多少有点不够尊重。事实上,每一次阅读和评论,都是评论者和作者的一次搏斗和角力,万一轻敌大意搞错了,作家看不起我们,丢人的还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评家自有一套学术批评话语,仗着这套行话,先入为主,不管作品怎么样,都是这套行话的材料而已。这样的评论就像一台绞肉机,不管进来的是什么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对于绞肉机来说都是没有差别的原料,反正出来之后统统变成面目模糊的肉酱。这的确证明了绞肉机的强大,我要是小动物,肯定只想把它砸烂。但这绝不是说所谓“行话”不重要,事实上相关理论话语的引进强力激活了当代文学评论,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之丰富微妙,离开复杂的理论话语也的确难以深入开掘。可是“行话”是工具,不是目的,是为“小动物”服务的,不是用来屠宰“小动物”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绞肉机,也应该是能够精耕细作的吧,一视同仁地剥皮嚼骨实在太残暴也太落后了。主观上不想做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往往同时也是因为评论者能力达不到。那就是拿过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了再说。在文学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要表扬一部作品,从中发现对于文学的一点贡献是不容易的,需要高度的敏锐;但是要挑个错别字,找几个似是而非的病句,甚至完全没有来由地抄一段骂一段,敷衍成一篇文章,倒是简单得很。怨恨的评论酝酿怨恨的氛围,怨恨的氛围培育怨恨的读者,怨恨的读者鼓励怨恨的评论,久而久之,有关文学的讨论就全是负面情绪了,这实在算不上自由谈论文学的正道。这种手里有锤,心中无畏,抡起锤子就砸的行为,不叫文学评论,顶多是拆迁。拆迁还是为了城建,要么也是为了美化环境,保护生态;如果拆了之后不建设,也不治理,只剩下一堆烂石头破钢筋扔在原地,就太不像话。更何况,此类拆迁者往往是看也不看,把不该拆的给拆了。我时刻告诫自己,不可以做这样的评论工作者。

不过我当然也不认为文学评论的从业者只能去理解和抚慰作家,去做作家的红颜知己。批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是说评论家准确把握了作家的主观意图就够了,那让作家自己说不是更好吗?作家们现在的创作谈写得多么精彩!从一般的认识和长期的传统来说,评论家还是得比作家的眼光高一些,得能够为作家指路,引导作家提升。不过这可不是说要给作家下什么命令,下了命令人家也不一定听,还暗暗给你一个大白眼。我所谓的引导,还是得用文学的方式,用学理的方式。我始终认为,一名评论工作者能够从作家那里得到的最好褒奖就是:“哎呀你讲的那些我其实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但是你说了之后,我觉得我就是那么想的!”这听起来很像是在埋汰评论家,好像评论家过于阿谀,或者至少是过度阐释了,恶意拔高了作家的创作。但我以为这正是评论家该干的事情。作家搞创作,当然也需要强大的理性逻辑思维,需要对文字的掌控组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感性的、甚至有时近乎神启的审美体验。作家以一种艺术直觉面对世界和处理世界,以文学敏感和文字功夫激活、转化,将世界上此前并不为我们关注之物提炼出来,提供给我们。但是直觉感受和艺术表达之后,作家对自己所言之物的重要价值是不是真明白了,是个问题。很多时候,作家对于自己作品洋洋自得之处其实略显陈腐,而他并未意识到的细节才提供了新的资源,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伟大,以及为什么伟大。这个时候就需要评论家了。评论家让混沌、朦胧的艺术感受变得清晰,将艺术品笼罩的光晕梳理为光谱,使作家和一般读者只是模糊感知的世界,成为更为深刻的知识。而且好的作家是应该有个性的,观察世界的视野就难免有限,这种深刻的片面性是来源于作家个人并不一定自觉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评论家则应该在更加开阔的框架里去认识作家和作品的价值。这要求我们有更为庞大的阅读量与更为驳杂的思考维度,要求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胃口。作家写作的材料是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却往往是他们自己,而评论家则不但应该把这个世界,还要把作家所创作的诸多虚构世界,都当做我们的写作材料。因此评论家必须在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维层面讨论问题,评论家不仅仅应该是评论家,还应该是文学史家、理论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科学家。在此意义上,评论家绝不仅仅是为作品和作家负责任的,更是要为整个文化和时代负责任的。

当然了,这有吹牛的嫌疑,至少我现在可能还是做不到的。只能说,以上是我的一个不自量力的自我期许,我会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当作立此存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