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家好。今天能与在座的优秀中国作家同行一道，与万里之外的澳洲作家朋友们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相识相聚，我既感到荣幸，也觉得十分亲切。2020年，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在一月初飞往澳洲时，我心里唯一的担忧还是澳洲的山林大火，而到三月末，我赶着澳洲封国的最后时限，经历一路坎坷回国，到四月份才辗转回到北京的家之后，世界已经变成了我出发前不敢想象的样子。而在被困在澳大利亚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也经历和见证了澳洲百姓从一开始对于疫情新闻感到遥远的好奇，对于我这样戴口罩的亚裔面孔产生困惑不解，直到恐慌蔓延到每个百姓的后院，超市引发卫生纸抢购的迷幻时期。

新冠病毒距诞生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依然不能用过去式来形容这场灾难，也不敢对2021年抱有过于明亮的幻想。2020年像是一部没经允许就拍摄的科幻史诗电影，我们不光是被迫观看这部漫长电影的观众，也全都是电影摄制的参与者，只不过我们的角色和份量各有不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而在这所有人当中，作家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一方面，与许多无法居家工作的从业者相比，作家的生活和健康没有受到疫情的致命冲击，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幸运地避免了直面苦难；另一方面，文学在特殊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与电影，音乐一道，成为无数生活在隔离当中的人们对抗孤独和焦虑的小小灯塔。

有人说，遭遇百年不遇的灾难，对于一直生活在和平时代和地区的作家来说，是一份天降的素材，残酷的礼物。好吧，就算我们接受这种设定，我相信许多作家在面临这份百年不遇的所谓“礼物”的时候，焦虑感要远大于病态的兴奋。在我看来，这种焦虑的根源是写作者的野心，而这野心当中至少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第一个是对于错失机会的恐惧，也就是英语里所说的FOMO——fear of missing out，不管是我们在疫情当中的第一手亲身经历，还是每天充斥新闻媒体社交网络的各种或悲情，或有趣，或匪夷所思的他人故事，不被这些素材诱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当我们看到《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书店里销量骤升，亚马逊上出现了金发美女和新冠病毒谈恋爱的诡异浪漫小说，BBC和NETFLIX纷纷推出疫情主题的电视剧，网上也有人感叹：“莎士比亚在隔离期写出了伟大作品，我们却在学着烤蛋糕”的感慨……这些充满刺激的白噪音，都容易引发作家的脑袋嗡嗡作响；然而创作者的第二个野心，却又是与热点话题保持审慎的距离，将素材充分沉淀，确保自己作品独特性的欲望。这种欲望使得我们本能地抗拒赶时髦，本能地克制，以保护我们在创作上所需要的孤独感和绝对自治。毕竟，如果为了迎合热点而写作，作家与段子手的（memer）的区别就会变得有些模糊了。优秀的段子手当然很了不起，网上有关疫情的段子常常能用一张图片和短小精悍的几句话就引发成千上万的共鸣。可是一旦新的热点新闻出现，旧的段子就宣告死亡，因为那种让人过瘾，大笑，感慨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段子手是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在甲板上弹琴的小提琴手。没有什么段子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留下来让人们反复推敲，流连不已，但文学作品就可以。《鼠疫》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之所以流传至今，不是因为赶了灾难的时髦，因为他们并没有；也不是因为他们在题材上占据了唯一性，毕竟历史上以传染病作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它们流传至今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由好作家写出的好作品。书中刻画的人类命运的脆弱与坚韧，人性的复杂与美丽，放到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在读者的思想和情感上发生深切的震撼和长久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和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派特里克怀特的《白鹦鹉》，没有本质的区别。菲茨杰拉德亲身经历了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并且被困在法国度过了隔离生活，但他在贯穿20年代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爵士时代的故事》，主题都与流感无关。他对于流感疫情的感想，广为流传的只有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好的信。

我想表达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作家对于时代的使命感如果存在，也是非常私密的一件事情，不应该被任何外界的凝视做捆绑，不管是书写国家山河，还是最私人的心理叙事（psychologicalnarrative）。写作最终给作家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快乐，能够通向这种快乐的理想都是正确的理想。新冠疫情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面临的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包括心理和创作上的可能会发生的重新洗牌，也包括继续自己笃信的旅程的绝对信心。不管是在灾难面前书写灾难，还是与灾难暂时保持长距离关系，这种选择都应该是作家在对自己最诚实的状态下作出的自由选择。说到底，作家千差万别的个体意识，本身就是我们笔下最迷人、最不可替代的财富。我对于来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兴奋，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我确确实实渴望听到同行作家们分享大家在疫情期间对于创作，心理状态，世界现在发生着的变化与动荡，都有着怎样的思考。我期待从中得到珍贵的灵感和启发。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忘了在哪里听到的话——人们之所以热爱读书，看电影，在虚构的故事当中获得无限的乐趣，本质上是对于我们只能活一次的抗议。我想这句话，对于此时此刻，活在疫情常态——Covid normal当中的作家和读者们来说，都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