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是非常之年，整个世界因为新冠疫情而变得灰暗、压抑和恐慌。随着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尤其是国际疫情仍处于爆发期，关于疫情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那么，在疫情或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和活力？这种种疑问与歌德的《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的吁求发生了遥远的呼应。这也给每一个人包括写作者提供了重新认识生命、人性、疾病以及医疗、民众、社会和国家的入口。正如当年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穷尽了“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各种爱情可能性，正如阿尔贝·加缪通过《鼠疫》（1947）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一样，“疫情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同样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的诸多可能。

诗歌就是非常时期伟大的发光体！

“疫情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诗人的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显然，对于具有高度社会效应的题材和主题写作来说，我们往往是处于社会阅读的整体情境之中，而文学本体的内在命题和审美要求则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或压制。但是，需要纠正和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是冲突、违和的，恰恰在很多重要诗人那里，这二者是共振和彼此激活的。

平心而论，聚焦社会热点的诗歌是很难写好的，甚至随着人们阅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诗歌的审美期待也越来越高。在海量的疫情题材诗歌中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同质化的表浅文本。它们既没有揭示出深层的现实感也没有发现灾疫中撼人心魄的细节和场景，而只是局限于新闻报道式的表态和浮夸赞美。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显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它功能。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或“现实主义的诗”。

诗歌的起点是个体感受、生命体验和真实情感，诗歌往往是从身边的熟悉之物开始的，进而再辐射到更广的精神视域，而这需要诗人的襟怀和眼界，这最终达成的正是诗人之“真”和诗歌之“真”，也即所谓的“诗性正义”。

无论什么题材和主题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应该将个人日常经验提升和转化为共时体意义上的共通经验乃至历史经验，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感人至深的人性关怀以及跨越时空限囿的精神势能。这是诗人和显示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

包括疫情时期在内，“社会现实”都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结构，这无形之中会在诗人那里形成“影响的焦虑”。与此同时，它也会打开诗人的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从个人日常生活境遇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视界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诗歌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有效写作以及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的历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时刻和节骨眼上，如果诗人不写作的话，那么他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担当和效力，尤其是严峻时刻和非常时期对诗人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要求。与此同时，诗人的社会承担必须是以真诚、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即所谓的“诗性正义”。反之，诗人很容易因为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而沦为哈罗德·布鲁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从长远的整体性历史维度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难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诗歌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