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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65年后，此书终于再版印梓了。《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确是托翁临终前写下的珍贵文字，时间定格在1910年。在今年托翁辞世110周年之际，重版他一生最后的遗著，正当其时，既有一种纪念意义，也会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

托翁晚年关注世界，包括中国

先从旧著谈起。我手头的《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是上海老诗人、翻译家任钧先生翻译，1955年3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初版，印数七千册。在扉页上，有几行说明文字，主要说此中文版是根据《托尔斯泰全集》等两种日译本进行翻译和校改的。扉页下面有“内容提要”，写道“这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一年的思想和生活的记录”。全书约15万字。

《译后记》中，任钧先生写道：“为了阅读这本书，我们对于托尔斯泰及其思想，应有更进一步的、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应该说，在所有被介绍到我国来的外国作家当中，也许是最为熟悉的一个。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描绘了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对于社会的扯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疲惫的、歇斯底里的、意志薄弱的人。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痴状地喜欢‘不用暴力去抵抗恶’。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极其富于教训意义的剖析。了解这些，对于本书的读者，是有些益处的。”

托尔斯泰的晚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在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刺激下，他的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从居住地波利亚纳秘密出走，途中患肺炎，发烧不止，最后于11月7日病逝在阿斯塔波沃小火车站（现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终年82岁。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正是他晚年最后一年所记。他从19岁开始写日记，除中间因故中断13年外，他留在世上的51年的日记，篇幅比他的全部著作的总和还要多。而最后一天的日记时间是“11月3日”，这天离他11月7日去世，也就四天时间。可以说，他的日记几乎写到了生命的终点。

托尔斯泰的日记，每天记得并不繁杂，短则百来字，通常只有三五百字，难得有特别长的。日记风格率真实在，以记事为主，也袒露自己的心情。

4月17日的日记：“我总以为不能再坏了，但今天的心情却比平常还要糟。收到了中国进步集团的杂志，很有趣味。”译者任钧对此有个注释：这一天，托翁收到了一本中国进步青年主办的《环球中国学报》（1910年4月，上海出版），读了其中好几篇论文，其中《论中国文明》一篇，尤引起他的注意，文中有“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语，特别使托翁感兴趣。据说，他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倘使我年轻些，我定要到中国去。”晚年他剖析现实，也关注世界，包括中国。

10月28日的日记：“我气喘吁吁的，已经不能够躺下来。我突然下了离家的最后决心，写信给她，并开始准备必要的东西，然后就只剩下走出去这件事情了。”在给妻子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我要实行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普遍所做的事情，使自己一辈子的最后几天在孤独和静寂当中过去而隐遁于世外。”

在万般无奈之下，托尔斯泰选择了离家出走，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思考社会、家庭和自我。读了他的最后一年日记，我们会对托尔斯泰晚年思想变化有更多了解和理解。

托翁晚年出走的三大原因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的原因，已在日记中披露无遗。而日记的内容，与他晚期作品中表达的主题也是吻合的。比如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哈泽·穆拉特》，显示出作者永不枯竭的创造力。在这之前，高尔基曾就他晚年的另一部作品写信给契诃夫，说：“当他（托尔斯泰）开始讲述《谢尔盖神父》的内容时，那种感人的力量是那样地强烈，以致我听着这个故事时，一方面既为它的陈述方式感到美妙，另一方面又被它的朴质和思想性弄得目眩神迷。我望着这位老人，就像望着一道瀑布，一位天生的创作巨人。这个人伟大得惊人，他那富于生命力的蓬勃精神简直使人感到惊异，惊异到使你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个跟他一样的人。”托翁这种极富生命力的蓬勃创作精神，在《哈泽·穆拉特》这部中篇小说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部垂暮之年写成的作品，以它艺术形式的和谐完美、形象的栩栩如生、语言的纯洁清澈，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体会而使人感到惊异。托翁曾在谈及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我在这本书里所注意的并不仅仅只是哈泽·穆拉特和他的悲惨命运，我同时还很注意当时的两个主要对手沙米里和尼古拉之间的那种十分有趣的互相呼应，这两个人就好像是在共同代表着一种暴虐专制政体的两个极端——亚洲式的专制和欧洲式的专制。”很显然，托翁是在揭露俄国沙皇政权对农民的严重压迫，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骄傲、自大、狂妄和“那种卑鄙的伪善”。

托翁不仅揭露了俄国的政坛，也看到了世界上一连串的谎言、暴虐和虚伪。因而他以同样强大的力量，激烈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在的虚伪，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所谓的“假自由的国家里”。托翁曾坚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在非洲、菲律宾、印度和中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愤怒地说：“世界正在被冷漠无心肝的商人习性所统治。”更谴责“美国政府的征服欲”，以及靠资本巨头吃饭的美国式“民主”的可憎的虚伪。也因而，托翁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联手神圣宗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忧国忧民而又找不到出路，托翁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家庭的情景也是十分可悲，总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托翁许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与自己的家庭龃龉不和的境况里。他的想法得不到家人的赞同，至少家庭中的一半成员是站在妻子索菲亚一边的，所有来他家作客的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点。托翁早已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自己的继承人（当然不是妻子），也放弃了1881年以后所写的全部作品的版权。这些都引起家庭的不满。小他18岁的妻子希望自己和儿女们的生活具有一个伯爵的家庭所应有的一切特权，希望经常招待贵客并举行社交晚会。可托翁为他们所过的那种悠游闲散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愤懑。他晚年一直想与自己的家庭完全决裂。这是他离家出走的又一原因。

当然，托翁自己的内心矛盾和纠结，是他出走的第三因素。他总想着自己应该平民化，甚至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在践行这一想法，每天很早起床，去院子外担水或砍柴。他很早就开始干农民的活，耕地，割草。还帮助一个穷苦的农妇种庄稼。画家列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描绘的就是他在耕田时的样子。而实际上，托翁仍生活在豪华的伯爵大宅里，享受着特权阶层的一切生活便利。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这里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毒害了，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不由感到羞惭和痛苦。生活在其中，出现不应有的那种疯狂奢侈的不合理现象，一天天变得更恶劣，更沉重，我无法忘记，也无法不看见。”他因自责而出走，来洗清自己犯下的“罪恶”。

关于译者的若干史料

翻译此书的任钧先生（1909-2003）原名卢嘉文，一个非常友善低调的文化老人，我国著名的老资格诗人。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翻译过高尔基《爱的奴隶》《俄国文学思潮》等。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挂帅的“左联”中，担任过组织部长。在抗战期间，是倡议成立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

去年底，有出版社起意为纪念托翁，在浩如烟海的各类早期译著中，找出尘封已久的《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决定再版印梓。他们从网上查到我曾写过任钧先生的文章，通过友人转转弯弯找到我，听悉来意，顿觉好事，淹没半个多世纪的一本译著，将重见天日，于托翁，于中国译者，都是一件富有意义之事，我乐促其成，立马找到任钧先生的公子、我昔年同事卢琮辉先生，授权、协议等相关版权事宜很快办妥。当拿到新版《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我忽然想起在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中，有罗氏致译者的一封信，信中说：“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争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矣。”

这就是罗曼罗兰对托氏的准确评价，从艺术、行动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