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雷《大写西域》：细处落笔，“大”写历史
西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就是神秘的代名词；西域，它意味着古老悠久的历史、丝绸之路的驼铃、多情奔放的胡女、令人如痴如醉的异域风情；西域，它从时间的长河中走来，一身黄沙、面目模糊。读过传统文学的人，应该都有一种“西域情结”，可是这样神秘的西域，它是什么样的？在科普中，它是一段冰冷的文字，“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到了后来演变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含义……”。在史书的记载中，它是一个个聱牙的名字，楼兰、婼羌、焉耆、龟兹……在诗人的吟诵中，它是带着悲凉色彩绝唱中的背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小说家的笔下，它是冒险者的天堂，数十年热度不减的网络文学作品《鬼吹灯》，一切的主线故事，都从“精绝古城”开始。可是西域，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这本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答案。
高洪雷先生将这本书起名为《大写西域》，何谓“大写”？“大”这个字，在汉语里有这样几个主要意思，一是与“小”相对的“大”，二是“重大”，三是表示强调。我想这里的“大写”应当也是这几个意思，一是作者认为，西域是一本“巨著”，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样的一个主题，当然值得“大写”“大书”；二是这本书的内容之丰富、信息量之容括，也应当值得一个“大”字。但就是这样大气磅礴的一本书，当我翻开书页时，却被内容震惊到了——高洪雷先生没有采用大开大阖、大处着墨的写意手法，而是从细微处着手，用碎片的方式重现历史、用文学的笔墨串联历史。他在采用历史客体的单子结构的同时，将历史的碎片仔细地拼凑，使之在时空上都成就为完整的连续体，这是对历史客观真实的尊重。
一、用碎片化的方式重现历史
这本书的顺序，是“将西域的四十八国分成四编，前三编是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按照从东到西的顺序讲解的；第四编则采用了中间开花的方式，因为中间的吐鲁番盆地是地缘政治的一大中心” （高洪雷）。作者将每一国的历史编作每一章，每一章按重要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我随意列举几个分节标题，便可窥一二。如“尉头——一道狭长的河谷”一章，分节标题分别为“找到尉头”“游牧行国”“得罪班超”“‘饶你不死’”“英雄史诗”，简单明了的概括西域四十八国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重要的转折事件，通过将这些历史的“单子”进行拼接，重新梳理构建这个国家乃至整个西域的历史。这样的写作风格，令人很容易联系到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通过寻求的被遗忘的、失去的、遭受压制的人性痕迹，将所寻到的散落的经验碎片拼合起来，放置在小品文中，采用随笔的形式，对这些稍纵即逝的现象进行分析。克拉考尔独特的社会学与建筑学双背景使得他在城市碎片的搜寻分析中得心应手，而高洪雷先生所选择的方式，是更为我们文化背景下所熟知的“行万里路”。在本书的后记里，他提到他曾经三次前往新疆，以脚丈量这片古老而传奇的土地，用心感悟新疆的神秘壮阔。
如果说当代的城市是社会的范本，那么西域四十八国的变迁就是西域历史的“质点”，高洪雷先生在撰写它们的历史的时候，将此国的时间、空间与因果的碎片进行剪切拼接，形成蒙太奇。但只有这样的拼接未免太过单薄，西域之所以能成为让阿诺德·汤因比念念不忘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地区，正是因为它是古代世界史上唯一一个多元文明汇聚交融的地方，因此高洪雷先生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局限在西域这一隅——是的，相比较于西域所容纳的文明来说，它的位置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更重要的是，西域在历史上最初就与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后更是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历史，就是我们的边疆史。因此高洪雷先生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仅仅将目光局限在西域这一空间上，而是以人物为线索，将中国古代史与西域四十八国的历史串联起来。
如“楼兰——沉埋千年的绿洲神话”一章中，共有二十二节，其中有连续的五节专门从汉史出发，从内外双重方向分析楼兰由盛转衰的原因。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单于不满于各国使团在没有自己授意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往来，于是授意楼兰截杀汉使节，切断了丝路交通，使得刘彻大为火光，派赵破奴出征西域，大破姑师，楼兰俯首；刘彻为巩固西域战果，在西域修筑西长城，并在轮台进行驻军与屯垦，此举大大刺激了匈奴单于——狐鹿单于设日逐王，加强对西域各族的控制，并出兵倒向汉朝的楼兰。对于西汉和匈奴历史碎片的编入，并非仅仅是补充知识这么简单，这是同一时期相邻空间的不同动作，每一举动的因皆为日后之果，历史无法用假设来进行揣测，但在高洪雷先生耐心的拼贴之下，楼兰在政治意义上灭亡的原因却有迹可循——一方面是汉武帝的雄心壮志，一方面是匈奴单于的虎视眈眈，一个军队仅有不足三千人的楼兰，只能试图于夹缝中苟全。历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不乏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有能人志士力挽狂澜的成就一代传奇，而更多的则是像楼兰王一样不知所措——楼兰王没有“君王死社稷”的勇气，也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能力，为保全自身，楼兰王分别向匈奴和汉朝送去质子。从此，楼兰也仅仅只是汉和匈奴政治博弈的工具罢了。在汉朝两次错过可将楼兰彻底掌控的机会后，匈奴抓住时机将楼兰在匈奴的质子安归送回楼兰继承王位。安归在种种原因下带领楼兰倒向匈奴，但安归的弟弟尉屠耆认为一旦汉朝缓息过来，楼兰面临的依旧还会是灭顶之灾，因而降汉。汉使傅介子在霍光的授意下，以汉帝赏赐西域各国金银财帛的名义约见安归，并成功刺杀了安归。其后汉昭帝将楼兰改名为鄯善，送尉屠耆回国继承鄯善王位；第二年，尉屠耆为摆脱安归旧部，将鄯善都城由旧楼兰城南迁；十七年后，匈奴内讧，原本为控制西域各国的匈奴日逐王降汉，鄯善干脆将国都彻底南迁到汉军驻扎的伊循城，至此政治意义上的楼兰彻底消失，所留下的只有名为鄯善国还残留有那一缕旧日楼兰的魂；直至北魏另派大将镇守，不再将鄯善作为一个国家对待，从此，鄯善在政治上也宣告命运的终结。
对于汉代和匈奴史实的补充，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交待楼兰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西域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也应当被重视，正如高洪雷先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另一半中国史》中所要体现的，这些属于“另一半”中国历史与主流的中国历史并不是割裂的，通过对中国西域史的重述，能够更好地展现完整的中国史，展现中国历史的张力和双方强大的相互作用力。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双方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在当下社会中更有利于实现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民族团结、边疆安定有着积极的精神力作用。
担得起“大写”的，不仅仅只是于碎片中将西域的历史与主流的中国历史相结合，前言中将西域称赞为“人类交流的十字路口”：“沐浴着5000年的风刀霜剑，世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原本谁也没想在这个荒凉之地驻足与经营，但却在不知不觉间交集于此，震荡于此，休憩于此，长眠于此，使得此地成为人类文明辐射、碰撞、受孕的去处，新文明诞生、成长、成熟的温床。”高洪雷先生在写作时，也没有狭隘地将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华大地上，在第四章“小宛——塞人的意外收获”中，高洪雷先生先后从古希腊历史、古波斯历史和马其顿历史入手，将小宛建国前的历史娓娓道来，并又探寻了这一支塞人后代的去处，不仅令我再次感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史就是世界史；以世界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宵衣旰食的精神在茫茫大漠黄沙中寻找历史碎片并进行重新编著，这正是细处落笔，“大写”西域。
二、历史废墟中的文学关怀
如果仅仅只是将历史按照史实进行重新编写，那也无非就是一部普通的史书罢了，可在高洪雷先生的笔下，西域四十八国的历史中，处处充满着人性关照。文学是人学，《大写西域》作为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不同于史书的地方就在于高洪雷先生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历史事件进行充满人性关照的详写。
西域在东汉的高光时刻，得益于班超投笔从戎之志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勇，班超凭借着自己的智勇，刺杀匈奴使者，使楼兰再度向汉俯首称臣，并相继征服了丝路南北道各国，西域都护府得以重新建立。高洪雷先生并未对班超的功绩大书特书、大加赞赏，一句“被阻断65载的丝绸之路重现光彩，温顺而坚韧的骆驼又可以驼着沉甸甸的货物徐徐走过”，就将充满希望与安定的西域之景呈现在我们眼前，班超万里封侯的功绩，没有比此景更有说服力的了。
西域历史纷繁复杂，难免常常在一件事情或一个人身上纠缠，而对同一事件的描写，高洪雷先生却又能做到详略有致。西域在班超的努力下重现昔日光彩，然而其子班勇被诬陷下狱之后，西域除鄯善等地之外，绝大部分又失掉了，在“楼兰”一章里，高洪雷先生仅用一句“班氏父子勠力创造的大好局面，最终变成了两片飘飞的晚霞”带过，不过仅仅一声叹息。但到了第二十四章“焉耆——一抹美丽的胭脂红”中他用了整整一节来描写班勇为小人所害、壮志难酬的一生。他详细地描写了班勇在上朝前是如何投入地演练自己陈词的，对水自练、反复斟酌；上朝后他的陈词逻辑缜密、慷慨激昂；被朝廷任命为西域长史后，他率兵出征，使西域各国俯首称臣。当我们都以为班勇即将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新一任西域守护者的时候，临水自练时别有用心路人的伏笔却早已埋下，班勇被敦煌太守张朗诬陷下狱。
高洪雷先生这次没有再一笔带过，而是为一代名将的陨落而悲叹：“生如逆旅，一苇难渡。……人间至悲，莫过于美人迟暮、名将白头。那些因冤屈生成的暗疾，成年累月，夜以继日地被忧伤拉长拉细，终于碎成一枚坚实的钢针，深深地戳进了他的心窝。书成日，他病死在家中。在班勇的遗梦中，一定常有焉耆的月色，清辉一片，凉白如雪。”历史的洪流从来不会因为一人而扭转方向，但能够关注到在时代的悲剧下所掩盖的个人悲剧，那种英雄未迟暮壮志已难酬的悲壮、不甘和无力，这就是文学的关怀，人性的温度。
楼兰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到楼兰在政治上的存在宣告终结，倘若只是到这里也便够了，但是高洪雷先生并没有就此而停下他探寻的脚步，楼兰不复，鄯善不存，但楼兰旧地不会就此消失，即使只是楼兰尚余的一缕魂魄也依然值得在历史的瓦砾中竭力搜寻。于是他将镜头重新拉回到东汉末年，将军索劢带领部队进入楼兰囤田，筑坝拦截孔雀河下游，并大量砍伐树木造房。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行为导致罗布泊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荒漠的不断侵蚀使得楼兰及其塔里木河下游的城邦全部消失；而无论是楼兰抑或是鄯善，繁华之地总引得周围竞相觊觎，走了匈奴、来了吐蕃，中原王朝总有可供休养生息的时间，但此处却不断被争来夺去，最后陨落烟尘；同时伴随着新丝路北道的打通，“路断城空”，这里彻底被荒漠所掩盖，成为被遗弃的文明旧址。然而这样就已经是终结了吗？不，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农垦，罗布泊彻底失去了它的水源，这个曾经是我国第二大的咸水湖，终于也一同湮灭在了历史之中，只剩卫星图上一滴黑色的眼泪。
高洪雷老师并没有一味地对此进行批判，他认识到，在温饱和环境只能二选一的关头，选择了大规模垦荒保证生存，是当时我们唯一的选择。但在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依然要深刻地记住这惨痛的生态教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史上鄯善国不是没有国王想回迁，然而恶劣的生态环境将他们驱赶出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了“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陕西榆林的荒漠已经消失，也许未来我们还能再见到那个曾经水草丰美的罗布泊，那片曾经充满着生机和希望的文明古城。将历史照进现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一种人文关怀。
整部书中的特别之处，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介绍的引用和电影镜头般的叙述语言。在第三十章“尉头——一道狭长的河谷”里，高洪雷先生简单介绍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内容；在第三十一章“疏勒——十字路口的绿洲”中，专门设置两节用以介绍伊斯兰文化中的两朵文学奇葩：长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
而电影镜头般的叙述语言，则是将历史碎片缀连起来的丝线，在《大写西域》中，镜头般的语言塑造出生动的画面：
“如果当时能从空中鸟瞰，您将看到一条缓缓流动的神奇曲线在楼兰分成两条，在大漠西部的疏勒重新相交，然后又分成两条线向西方和南方无限延伸，如庄子笔下的鲲鹏在大漠高山间振翅飞翔。那是一张多么令人震撼的西域丝路全息图呀，沿线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人文光亮，流淌着东去西往的国使商旅，喧响着令人捧腹的南腔北调，人人都想放飞梦想，人人都想整装远足，人人都想闯荡江湖。”
在这一段里，先是从俯瞰的视角纵览整个西域，又将各个古城转化为丝绸之路沿途星星点点的人文光亮；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了从半空至水平视角的切换，仿佛置身于楼兰车水马龙的街道，周围肤色各异的使团和商人操着南腔北调，每个人都风尘仆仆、眼中有光。将静态化为动态、将史书里的寥寥几笔化作几个简短又细节丰富的镜头，整本书便呈现出一种如章节电影般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镜头语言使得整本书都生动起来。
作为长篇历史纪实文学，高洪雷先生并没有在过分地追求历史真相而丢失了文学的瑰丽，也没有过分地追求言语内容的奇诡而选择牺牲真实，在历史与文学的交汇之处，就是这部细处落笔的《大写西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