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06年10月14日，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科恩小镇的一个犹太家庭，这一身份构成了她一生的天命。3岁那年，由于父亲保罗感染梅毒，母亲玛尔塔举家迁至柯尼斯堡——哲学大师康德的故乡，天性敏感的小汉娜很快意识到父亲身体的衰败，这无疑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7岁时，汉娜同时经历了祖父和父亲的离世，这个双重打击令她的心灵更为幽暗与沉静，所幸祖父马克思留给了她会讲故事的天赋，这种能力对她日后的生活和写作极为重要，对艾希曼审判的著名评论性报告就可追溯至此。 

阿伦特

在柯尼斯堡的十年求学生涯是汉娜生命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早慧的她对学校课程的枯燥乏味心生厌倦，终日沉浸于希腊文学和哲学，对古典诗歌也饶有兴味，良好的语言天赋让她能流畅地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14岁时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康德的思想对于汉娜思考政治与真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影响深远。随后，对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研读更是令她激动与震颤，后来她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对体系化的、“客观”的思想的抛弃，以及对一切置入过程的“主观”思想的追求都源于此。命中注定般，年轻的汉娜就此踏上了艰辛的哲学冒险之途。

在开启辉煌灿烂的个人生涯的起点时，汉娜似乎隐隐感到，她必须要遇到一个人，经由他来彻底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1924年，步入成年的阿伦特羞涩而又独立，谦谨和善却透着几分孤傲，神采飞扬的眼神中洋溢着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清晰的判断力，那是一种集容貌、聪慧、腼腆、特立独行于一身的罕见的美。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晚年在回忆时曾动情地说：“她是一位始终穿着绿色衣服出现在各种场合的引人注目的姑娘。”这不仅是她一生中最美的年岁，更是她叩问存在、触碰天命的一年。

这位绿衣姑娘与当时不少同龄人一样，四处打听哪所大学最好，哪个老师最有学问，这些对古典哲学知根知底的年轻人极有眼光，他们懂得鹦鹉学舌的模仿与货真价实的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这时，一个犹太朋友向汉娜推荐了马堡的一位年轻讲师——马丁·海德格尔，他传神地描述了海氏讲课时那种让思想自主发生的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让她听得两眼发光。终于，在1924-1925学年的冬季学期，年轻的阿伦特追慕海德格尔来到马堡学习，她选择了海氏开设的柏拉图的“智者”和“费里布”两门课，并将哲学与希腊语言学两个遥相呼应的领域作为自己的学位专业。就在开学后不久的一堂柏拉图“智者”课上，两人的目光偶遇，秋水微澜中互递着爱的讯息，两位天才皆震颤于心，会通于神。 

20多年后，海德格尔在一封信中回顾了那次课堂上的心会神通，仍有心潮澎湃之感。鉴于两人特殊的师生关系，爱情的铺展异常小心、含蓄而又充满张力。直到次年的2月，电光石火般的爱欲与激情终于冲破了理性的牢笼，在一封以“爱情的趋近与渐远”为题的信中，海德格尔笔触的字里行间彰显了两人纯粹的恋人关系。正当海德格尔沉醉于这场爱情的风暴之中时，阿伦特却感到了渐浓的恐惧和不安，随后她寄给了他一篇题为《阴影》的文章，作为模仿海氏思想练习的自我剖析之作，文章在直露的感情与吃力地运思之间攀爬折转，以第三人称“她”动情地描述了无所不在的恐惧：

一种总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动物般的恐惧，因为她既不想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自己，再加上对任何一种生命的原态都期待着要进行几乎是事物层面的斟酌权衡，生命中最为单纯的物和最理所当然的东西，对她来说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不难读出，《阴影》是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文献，汉娜试图去呈现一个年轻女人在首度遭遇爱情时那种无处栖身、无可安顿的恐惧与不安，那是一种由庸俗的日常生活与高强度的新哲学思想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而带来的压迫感。汉娜充满不安的文字也含蓄地倾诉了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孤独处境：特立独行的自我意识，无所归依的自知之明，以及无以保护的恐惧感。面对如此袒露的心迹，海德格尔在回信中给予了她必要的安慰与鼓舞，并暗示阴影的和盘托出是她人格成熟和自我释放的某种表征。安慰归安慰，想要真正实现蜕变，年轻的阿伦特仍要独自前行，去摸索、调试内心的轨迹。

幸好，她拥有这样的非凡潜质，待到夏季学期时，阿伦特已经变得很从容释怀了，两人的关系也微妙地演变为红颜知己，他们互赠作品手稿，交换诗作，研读奥古斯丁，探讨爱情的秘密，在音乐会上偶遇……或许这段时光是阿伦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爱情的丰沛让她如此痴迷与沉醉。然而，巨大的光环笼罩下，阴影的出现必然在所难免。对于一个初尝爱情的青春女子来说，爱情就是她的全部，为之作出任何的牺牲和放弃都义无反顾，但对于36岁的哲学讲师海德格尔来说，一旦哲学的运思启动，其余一切都消失了，为找寻“存在”的绿洲，就必须如苦行僧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何况他即将迎来事业的最高峰——他开始写作日后为他奠定世界性声誉的《存在与时间》。

天地不仁，命运往往是荒谬的。他们曾在探讨爱情的话题时，认为爱情的秘密在于接触，无论是躯体还是精神。然而，在海德格尔一头钻进了思的世界之后，他忘我工作时那种痴迷般的幸福却给阿伦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得出了这样的主观印象——海德格尔想要忘掉她，而在海德格尔1926年1月的信中，这种印象似乎得到了强化：

是，我把你忘掉了，这不是说你可有可无，不是对你无所谓，不是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外在状况，而是因为我不能不忘记你，我常常是全力以赴地工作，当我全身心工作时，我就常常忘记了一切……

就在海德格尔埋首于《存在与时间》紧张而高强度的写作中时，阿伦特在那个人间四月天选择了离开，她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在吸引与疏离间的纠结，在热切的共生和冷酷的分别间的折磨，令她再次回归阴影。更为隐秘的原因是，汉娜在他的哲学中读出了一个可怕的形象——海氏对于“常人”的摒弃，从而勾勒出的“孤独的神”一般的人的形象，她意识到两人的恋情与海氏哲学思想的纠结缠绕，难道她只是他伟大思想的膜拜和叹服者吗？不！汉娜强烈地意识到她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她不想完全消失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强光中，她需要完成一次对于命运的冲决与逃离。

就这样，阿伦特用行动兑现了她的决心。

二

尽管在两人恋爱期间的所有通信中，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件至今仍下落不明，或早已被烧毁，但时隔两年后（1928年）的一封存世信件还是让人们窥见了阿伦特纠结而痛苦的内心世界。仿佛一首内心的奏鸣曲，《阴影》中的恐惧主题重又浮现：

我现在想对你说的话，无非就是对内心处境的十分清醒的描述。我爱你，一如当初，这你知道，这爱始终不曾消失……如果我失去了对你的爱，我也就一同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但如果我回避了爱赋予我的使命，我也就失去了这份爱。“如果上帝有眼，我最好还是在来世爱你。”

结尾处引用了伊丽莎白·B·勃朗宁在诗作《让我如何能爱你》（How do I love thee）中的诗句，由那相爱的人读来，真时“字字读来皆是血”。她将孤独视作了两人关系的使命，绝对的疏远反而让彼此距离更近。或许阿伦特早已洞察到了两人魔咒般的关系，远离既是走向死亡的前奏，也是步入新生的通途。不久之后，她决然地选择和本雅明的堂兄弟、海德格尔的学生京特·施特恩一起生活，似乎是向过往的人生道别。然而，对于这层关系，阿伦特只用“家园”和“归宿”来描述，而从不用“爱”这个字。是的，她的“爱魂”永久性地遗留在了马堡，献给了那个叫马丁·海德格尔的男人，所有的逃离都无法改变灵魂一次性丢失的厄运。

分手之后，阿伦特前往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研习哲学，同时学习古典语言学和神学。在雅氏那里，阿伦特获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并将《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一种哲学阐释的尝试》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有心者不难发现，这与阿伦特将奥古斯丁作为当年爱情的见证者直接关涉。在这篇用心经营的博士论文中，她试图从奥古斯丁作为后古典思想家和早期牧师的双重形象出发，深入分析一个与世界俗物相隔离的人，怎么可能还对人抱有兴趣，进而证明博爱的重大意义。必须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是阿伦特的又一位贵人，并逐渐发展为她生命中的至友。他欣赏汉娜的才华，并帮助其申请后续的研究资助，正是这一关于“德国19世纪犹太人文化史——以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一生为分析案例”的研究项目，成为日后阿伦特蜚声世界的极权主义研究的起点。

正当阿伦特的事业初现曙光之际，新的阴影又渐次袭上心头——她感到世界开始晃动，那是20年代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躁动的延续和扩散，接二连三的事件让她嗅到了灾难来临的气息。不久之后，大街上两极分化的声音也渗进象牙塔之内，海德堡大学竟也沦为政治角力的战场。而当30年代初为研究和报告来到柏林之际，她更是被无处不在的火药味呛到焦灼与窒息。她真正意识到，身为犹太女人在德国—犹太人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孤窘之境——那种徘徊于德国存在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痛苦与矛盾。

1932-1933年之交，魏玛共和国向纳粹政权的疾风骤雨式的转变震惊了全世界。命运再次叩响了汉娜的生命之门，正如犹太复国主义斗士布卢门菲尔德所描述的那样：“1933年2月28日……公民自由的一切保障全都被剥夺了，这一天是犹太人历史的终结”。选择流亡，与其说是迫于纳粹的暴政与杀戮，不如说是汉娜的诸多知识分子朋友的行为——那种全然丢弃独立人格和知识分子尊严的丑态令她作呕。她愤怒地呐喊：“绝不！我绝不再听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胡扯！我不愿再与这个社会发生任何关联。”

1933年8月，阿伦特与母亲玛尔塔逃离德国，她们穿越一条经过矿区浓密林地的隐秘小路非法越境，在一个捷克逃亡者救助组织的帮助下经过布拉格、热那亚和日内瓦，顺利到达巴黎，与先期抵达的施特恩会合。两人虽于1929年就已结婚，但由于诸多意见相左，阿伦特与施特恩在柏林时已形同陌路，到巴黎后不久两人便分居了，这预示着这段孱弱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尽管私人生活亮起红灯，但此时阿伦特对政治生活显然更为关心，面对德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从理论转向行动，原因之一不是想从知识分子圈中撤退，而恰恰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回应，同时她也想借此行动来探究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以解答自己多年来的困惑。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36年，而立之年的阿伦特迎来了爱情与事业的双重突破，她与流亡知识分子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相识，并很快坠入爱河，后者的善良、明智以及高度的独立性给了汉娜一种未曾意识却渴望已久的安全感。与此同时，阿伦特频繁出入巴黎各大图书馆，并广泛结识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亚历山大·科耶夫、瓦尔特·本雅明、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等等，在各种广泛深入的交流中探讨、争论各自的观点，她以无家园与无国籍而自豪，只有在同那些和她持有同样观念的人一起自由地交流与互相理解时，她才会产生怀乡的情绪。

不论汉娜如何以边缘人自傲，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不断升级的事实已直逼自身。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一年后入侵捷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法国对纳粹德国宣战。1940年5月，德军攻入法国，法兰西被一分为二，布吕歇尔和阿伦特被关押进集中营，形势急转直下。不久，阿伦特参加了集中营的集体大逃亡，她和布吕歇尔约定在法国南部的小城蒙太邦见面，后来他俩真的在蒙太邦混乱的大街上偶遇。随后，他们将越过皮伦安边界进入西班牙，又从那里坐火车去了里斯本。阿伦特一定不曾想到，时隔六年，她又一次经历了夺魂摄魄般的恐怖逃亡，而更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即将长久地离开欧洲这片她一直深深扎根的土地……

三

大多数德国流亡者并不期待找寻到一个新的家园，美国对于他们而言是最后一个避难地，一个无可避免却又暂时的落脚点，他们希冀纳粹恶魔早日完蛋，以便重回故土。就这样，阿伦特与布吕歇尔在艰难弄到签证后，于1941年5月在里斯本乘坐“S/S Guiné”号船前往美国。12天后，他们抵达纽约。对于汉娜来说，美国是新奇无比的另一个世界。

随着纳粹反犹行动的不断扩大与升级，纽约很快成了被驱逐的欧洲知识分子的重镇，哲学、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学、建筑学乃至工程技术各个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云集于此，历史的进程在悄然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崭新的语言、密集的人流、嘈杂的声响、快速的节奏让汉娜既觉新鲜，又感吃力。一般来说，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有三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一是完全放弃原有的文化和立场，全然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二是整体保留旧有传统思想，要么谋求与美国思想的融合，要么躲进自己的象牙塔；三是尝试把新经验和旧传统结合起来。对于阿伦特而言，她显然倾向于后两种。但具体如何，还得取决于她在陌生文化中重构话语的能力。事实证明，她的天才正在于此。

与布吕歇尔在学习英语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不同，阿伦特完全把自己抛入英语的世界，加之天生的语言天赋，她的英语能力迅速提高，而多年磨练形成的社交能力更令她在纽约广阔的社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在经过一段适应期后，她旋即在纽约刮起一股旋风，她结识新人，拜访旧友，既叩开了重要犹太组织的大门，也迈入了诸多杂志的编辑部。尤为可贵的是，阿伦特在40年代初期逐渐经营出了两个重要的朋友圈——美国朋友圈和欧洲朋友圈，二者在观念上的冲撞和激发出的思想活力，以及穿梭于欧美思想之间的紧张感成为她后续几十年研究的思想资源。阿伦特的朋友圈

阿伦特的朋友圈

正当汉娜走过一条由低谷逐渐步入高峰的生命轨迹时，她昔日的老师、恋人海德格尔则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伏，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试图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付诸实践的海德格尔最终走向纳粹，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配合纳粹指示进行了诸多违背大学精神的改革，将之完全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机构。尽管他逐渐发现任上与自己初衷渐行渐远，并于一年后辞职，但这一荒唐的行为成了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二战结束后，他向曾被自己抛弃的老友雅斯贝尔斯承认，他当时卷入到权力斗争和纳粹政治的机器中，迷失了自我。对于海德格尔的这一可悲行径，阿伦特后来从时代性的视角给予了冷静透彻的解读，她认为经历一战失败的那一代人都不同程度地有着肩负起自身使命的心结。对于海氏来说，将哲学的力量转化为解放的行动势在必行，尽管他自诩责任重大，却在极权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暴政面前彻底蒙蔽，失去了健康的人类理性，也失却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垮台。同年6月底，清除纳粹委员会开始了漫长的海德格尔一案的审理。正当海氏面临人生中的艰难岁月之时，大洋彼岸的阿伦特则开始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该书将在日后为她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写作期间，阿伦特不断回溯和运用她在马堡和海德堡学到的知识与方法，在柏林和巴黎从事的各种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欧美朋友圈对撞与激发的思想资源，与亲密爱人布吕歇尔不分昼夜的深度交谈，以及她作为犹太人的多次流亡的心路历程。她所有的惊骇、愤怒、绝望、孤独一一化作笔底清澈的理性与思辨的光芒，照亮了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广阔舞台，也深深影响了战后的一代人。长久积淀的思想孕育诞生，阿伦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她灵魂深处仍有一个隐隐的心结，有一个人始终令她难以忘怀，而她也即将重温这段伟大的爱情。

1949年，在公民权被剥夺了12年后，阿伦特回到了那片当初她发誓再也不会重回的土地——德国。她不仅走遍了德国各地，还去瑞士巴塞尔拜访了恩师雅斯贝尔斯。然而，此行的一个更为隐秘的目的，则是她试图看望身在弗莱堡的海德格尔。事实上，即便在来到德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还在是否前往弗莱堡一事上来回摇摆。在经过了一番内心挣扎后，她还是选择了主动前往。抵达后，她首先见到了大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戈·弗里德里希，并从他处得到了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联系方式。随后，她从弗莱堡居住的酒店给海德格尔寄了一封信，借由它来开启这段久别后的重逢。

1950年2月7日，当马丁和汉娜在弗莱堡一家酒店的大堂四目相对时，必定是震撼人心的一刻。在分别了整整17年之后，两人的心中想必都是五味杂陈。是的，整整十七年，这恰好是两人年龄的差距，难道这是上苍注定的吗？她接受了马丁的邀请，当晚两人驱车前往策林根，在后者的家中度过了整晚。这是一次令汉娜印象深刻的促膝长谈，席间谈及了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恩恩怨怨，海氏1933年的迷失及撤退，汉娜的情感和流亡经历……记忆的闸门一经开启，便浩浩荡荡奔涌而出。汉娜的到来让海德格尔大喜过望，也令他羞愧难当。不论如何，这对昔日的伟大恋人再度重逢了。

两天后，经历了重逢的汉娜给马丁写了一封信，对他们的关系进行了某种戏剧化的处理，一种内心的分裂感如影随形，其间夹杂着旧日的衷情、怀疑的愤怒、如释重负的快感、挥之不去的忧伤。仿若某片布满残砖碎瓦的废墟，在夕阳的残照间，留下了时光纷乱的剪影：

这一晚和这个晨曦，见证了整个的一生。一种原本就不曾期待过的见证。当服务生说到你的名字时……好像时间突然一下子凝滞了。自从胡戈·弗里德里希告诉我你的地址后，我就悉心保护着这份天意，心跳的加速让我知道，不承认对你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真正的不可原谅的不诚实，心跳的加速也告诉我，这是我生命的实现。

在这次短暂的重逢后，两人的通信再次频繁起来，马丁的精神重又燃起，诗与信源源不断地向大洋彼岸飞去。汉娜在重拾两人的关系后也倍感轻松，随着《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她声名鹊起，跻身东海岸知识分子精英的行列。在五十年代先后于普林斯顿大学、圣母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并时常担任电台举办的学术和政论节目的嘉宾，汉娜·阿伦特已然成为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四

进入60年代，对于许多人而言，战争和屠杀的阴霾已渐渐消散。但对于阿伦特来说，一切都远没有结束，对极权主义和人性之恶的研究也远未结束，她即将参与和聆听一场不同寻常的审判，而关于此次审判的评论性报道或许成为她晚年最为著名的言论。作为一名有良知和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阿伦特再度向世界舆论的中心进发，想往常一样，她也将自己卷入了风暴的中心。

1960年10月，阿伦特告知她的恩师雅斯贝尔斯，她将为艾希曼审判的事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已经向著名的《纽约客》杂志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报道此一案件的审判，编辑部立马欣然接受。臭名昭著的艾希曼乃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第二层次的组织者，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1.2万人，到二战结束，被杀戮的犹太人共计580万！

1961年4月，案件开始审理，为了全程跟踪报道审判进程，阿伦特多次前往耶路撒冷，她阅读了几千页的特工监听记录和警察审讯记录，与以色列总理、外长、法务部长及最高法院院长进行了交谈，也与证人和旁听者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更亲临审理现场，仔细听取各方意见，尽量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随着交谈、聆听和思考的深入，阿伦特意识到案件的审理强烈地混杂着政治意愿和法律认证，不可能成为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作为建立仅14年的年轻国家以色列而言，审理艾希曼有着多层面的政治诉求：通过刻意渲染艾希曼审判来显示大国威仪，帮助犹太民族彻底走出被迫害者的角色，还想以之来消弭以色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裂痕，正如以色列总理清醒的论断：坐在被告席上被审判的是贯穿在全部历史中的反犹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掀开了阿伦特论争和批判的大幕。

两年后，阿伦特先后五次向《纽约客》杂志发回审判报道，编辑部以《全方位报道：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为题集结发表，她以一贯的尖锐风格批判了审判的荒谬性——超出法律范畴扮演象征性的政治角色，并对被审的艾希曼进行了全方位的刻画，尤其是大屠杀规模之巨、组织之完备与艾希曼本人的浅薄庸俗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点令她极为惊讶，这个无思想能力、缺乏想象力且语言能力极差的“方案执行者”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声称只是为了生计与专制政权“命运般地”走到一起，自己只是执行命令，这种无任何意识形态能力的麻木不仁让阿伦特瞠目结舌，由此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一种“无思性”(thoughtless)和“无判断”(disoriented)，一种深植于人性中对道德的轻率、逃避和扭曲的反人性之恶，他只是像机器一般麻木不仁地顺从纳粹上级的指令，而没有任何的判断力。

因此，艾希曼的罪行不是反犹，而是反人类。此言一出，整个犹太社会炸开了锅，对阿伦特的口诛笔伐声势浩大，情绪激动的批判者声讨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将如此滔天的罪行解释为一种平庸的无辜，将之怒斥为对恶魔的纵容，对历史的亵渎。即使在一年之后，这种批判和论争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中不乏对阿伦特的人身攻击乃至友情的背叛，尽管她对此类事情早就习以为常，但这次经历在激烈程度和时间跨度上远远超过了以往，从她与雅斯贝尔斯以及作家女友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阿伦特在这场论争中所受到的伤害和承受的巨大压力。

这本书的所引发的种种纷争，除了对她本人的伤害以及许多友情的崩溃之外，对她后续的写作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她此后的学术生涯中，艾希曼成了她心目中反人性这一敌人的典型范例，成了她观察任何问题的一面透视镜。在她最后一部未竟之作《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中，她仍然抓住以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物为典型的“平庸之恶”不放，并藉此视角把人类精神的基本活动——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判断（judging）——与“平庸之恶”的意识形态相比照，来完成她晚年由“积极生活”向“沉思生活”的哲学转向，这种转向并非是舍弃政治，恰恰意味着她将继续探讨政治的精神层面——即“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Politically Thinking）这一重大问题。

依阿伦特之见，思考面向的是过去，一切思想都是事后观念，它是一种个人从世界撤离后，在孤独状态下进行的活动。思考并不创造价值，且没有边界，其结果则是意义的获得，它促使人良心发现，为区分善、恶提供准备；意志面向的是未来，关注的是“我”打算做什么，有意志的个人为未来而活着，它也使行动的发生成为可能；判断面向的则是现在，它要对善恶、对错或美丑进行区分，是个人寻求他人赞同的过程。与《积极生活》中行动的看重相似，判断成为她在此书中阐发的重点，它是一种政治性的精神活动，而判断力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是一种诉诸他人的判断，与想象力关系密切，这显然受到了康德在审美判断力方面的思想影响。不过，虽然阿伦特强调判断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但她同样也关注思考、意志、判断之间的关联。三种能力中，没有一种应当支配其他两种，每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好的心灵状态应是三者的和谐相处。由此，她构建了“心灵秩序共和国”的框架。

不幸的是，阿伦特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最后的巨著，她在写作她最为看重的“判断”篇章时突然离开了，无论对于她本人，还是政治哲学的事业，都是莫大的遗憾。不过，与马丁关系的重建与升华这一生命最后的礼物给了汉娜晚年最大的安慰，这或许是她一生中最为纯净和安详、充盈欣喜与慰藉的时光。

五

1960年，阿伦特另一本重要著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出版了德文译本，她将书题改成了《Vita activa或者论积极生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Vita activa的本意是指修道士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一切都要自己动手，生活就要富于行动，这无疑与海德格尔过的一种隐居生活相契合。而且，该书在字里行间都贯穿着她与海德格尔的论辩，阿伦特一度想把此书题献给海氏。不过，几度犹豫之后阿伦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决定，这让海德格尔一度十分恼火（因为他事先已得知题献一事），他们之间就此中断了真正意义上的书信往来。不管怎样，阿伦特始终不曾摆脱那段爱情，在后来整理她遗留文献时发现的一片短文，印证了这种内心的挣扎：

再回到《积极生活》，此书的题献已留空。我该怎样题献于你——亲密知己的恋人，题献给我忠诚与不忠诚的你，忠与不忠都是爱的天意。

六年后的一个秋天，海德格尔主动打动沉默——在她六十岁生日时，他给她写了一封“秋日来信”，向她表达了生日的问候。马丁在信中深情回顾了两人在柏拉图智者课上的相遇，以及由此开启的爱情长河，也谈到了他三次前往希腊旅行的感受，他惊叹于千年之后的希腊仍保有古希腊精神的鲜活存在。在信的末尾，他附上了一生钟情的诗人荷尔德林的《秋日》诗，以及从托特瑙堡茅舍远眺的实景明信片。收到这封信后，阿伦特欣喜万分，她在回信中向他坦诚：这些年中，她也时常回想他们在智者篇上的相遇，以及眼神交会的销魂时刻，这封信将长久地陪伴着她。终于，在生命的暮年，这对经历人生巨变、世事沧桑的天才男女，重归真诚与信任，实现了早年爱情的升华。

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每年都见面，彼此的情谊在争论和沉思中不断加深——在通信中表达对对方的牵挂，相互询问工作情况和私人状况，汉娜的《精神生活》一书无疑汲取了与他交流的思想火花。1969年，为庆祝海德格尔的八十寿辰，她专门写了一篇祝贺他的文章，既赞美了他的成就，也从自身的角度对他进行了解析，既契合他又与他保持差异，既趋近他又与他保持距离。契合与差异，趋近与距离的主题似乎是海氏早年那封题为“爱情的趋近和渐远”信的某种回声，海德格尔则在回信中这样回应：

你在切中我的思想和教学成就的内在运动方面强过所有人，此一内在运动自智者篇的课程以来始终如一。

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人的心更近了。他们最后几年的通信，读起来就像是决堤的洪水，任彼此的信任随笔流淌。1970年11月，布吕歇尔突患心肌梗塞去世，汉娜十分悲伤，她意识到世界的一部分已经离她而去。马丁寄给她的宽慰信令人动容，他故意将汉娜信中“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在想：走吧”的最后两个字理解为“路”，以误读的假象转移她的注意力，由失去亲人的痛苦经验引向一条路。次年3月，汉娜终于走出痛苦的阴影，她在一封给他的心中谈及了她内心的愿望：能否将《精神生活》一书题献给他？显然，这个询问更像是一种确认——你还在吗？我还能对你有所依靠吗？当她看到马丁回信中肯定的口吻时，那块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1975年夏天，汉娜最后一次回到欧洲，她的恩师雅斯贝尔斯已于六年前的春天离世。她在马尔巴赫的文献档案馆中待了几周，筛选整理了雅氏遗留的文献，包括两人的通信信件。8月，她再次去弗莱堡看望了海德格尔。然而，她发现86岁的他真的累了，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过，他像是快要熄灭的油灯，一丝隐隐的悲恸掠过她的心头。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突发心脏病，在纽约撒手人寰，享年69岁。半年后，马丁·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策林根的家中与世长眠，享年87岁。情已成追忆，爱可待来世，而思已蔓延今生，远布四海。

匆匆谢幕的汉娜·阿伦特，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关于爱与思的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