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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战争小说的创作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是儿童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一次热潮，这一时期的创作带有革命胜利的激情，显示了宏大、乐观、集体性的讲述特征，诞生了一批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经典之作，儿童大多以“小英雄”的身份出场，承载着民族国家的想象。进入“文化大革命”（1966—1976），战争小说仍是这一时期儿童小说的主潮之一，艺术风格上整体延续了十七年“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出现了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等较有影响的代表作，但部分作品“也存在情节雷同、‘小大人’的痕迹”[1]128。新时期以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幽默儿童故事、探索小说等题材兴起，作为严肃文学的战争小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所沉寂。在为数不多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了严阵的《荒漠奇踪》（1981）、张品成的《赤色小子》（1995），表现儿童情趣、突出人情人性的“新气息”。进入21世纪，基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代语境以及部分作家对儿童文学清浅化倾向的有意识反思，战争题材小说迎来了继20世纪50年代后的第二次创作热潮。

新世纪的战争小说创作彰显了不同于以往创作的艺术新质，思想和艺术上都逐渐臻于成熟，并诞生了一批以书写战争中的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如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2009）、《是猪就能飞》（2012）、《彩虹嘴》（2019），黄蓓佳的《白棉花》（2010），《野蜂飞舞》（2018），童喜喜的《影之翼》（2010），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2014），谷应的《谢谢青木关》（2018）等。与以往的创作相比，此时期的创作更多以战时民间为时代切面，侧重关注战争中“普通儿童”的命运沉浮。这些作品既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领域人文主义思潮为思想资源，展现了对人性、个人情感的关注，也坚持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立场，与消解民族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保持了应有的距离，呈现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在此背景下，数以千万计的、勾连着民族创伤的个体创伤被发掘与书写，战争与人性得到了更为立体且深度的思考。

一、失语到言说：重建创伤记忆

人类历史上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都是不可估量的。“二战”背景下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也是个体多灾多难的血泪史。据统计，抗日战争中“中国大陆境内平民遭敌残杀致死致伤者共计近2400万人,占伤亡总数约57%”，“儿童死亡人口占该项死亡数的9.1%,占全国死亡人口的5.26%,共达108万人以上”。[2]486-487由此可见，那些生活在1937—1945年间的普通民众，是遭受伤亡、流离失所、暴力等非常态的战争创伤相当严重的群体，而“战争儿童”作为其中一类特殊的群体，其受到的伤害也是空前的。

近些年来，随着回忆录、口述史等记录普通人战争记忆的材料逐渐被整理、发掘，战争童年的创伤记忆也在逐步以实证的方式还原，许多在战火中成长的“战争儿童”，往后人生不同程度地伴随着童年创伤的影响。例如，在《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2015）中，作者萨宾娜·博德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二战”对德国战争儿童的影响，作者认为“大多数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生实际上都笼罩在战争暴力和痛失家园的阴影里”[3]2。在口述史性质的访谈录——殷健灵的《访问童年》（2018）中，也可见出源于战争的童年创伤：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寒潭（化名）在半岁时，父亲离开家参加了革命，父亲的缺席是他童年乃至终生的伤痕，正如回忆者所言：“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没有父亲，这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的。”[4]25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秦涵坤（化名）回忆道：“里面已经洗劫一空……那脚步仿佛踩在我的耳边，一夜无眠……”[4]14而面对漂在河里的尸体，只得“转过脸去，只当没看见”。战争中的抄家、逃亡、杀戮、暴力等非常态的童年经历，给普通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颤。

回顾当代儿童战争小说对“文化创伤”的建构，可以发现其经历了由“失语”到“言说”的过程。在新世纪之前（1949—1999），在儿童战争小说中书写创伤尚未成为“现象级”的创作景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新世纪，儿童战争小说的创作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战争题材小说，如刘真的《我和小荣》（1955）、萧平的《三月雪》（1956）等，这类作品虽有对童年战争创伤的书写，但不仅数量有限，且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右斗争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为建构文化创伤的文学资源。

另一类则是着力表现英雄主义、革命正义的作品，如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1956）、徐光耀的《小兵张嘎》（1958）、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等。毋庸置疑，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是超越时代而存在的民族精神，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民族危难之时，还是在当下大国博弈的政治风云中，“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精神气节、“同舟共济”的集体意识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但在战争小说中，要将这一命题写得深刻而感人，还需深入思辨个人与集体、平凡与崇高、人性温度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涌现了大量此类作品，但其中部分作品也存在着将“英雄形象”概念化、符号化的写作取向，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表现不足，究其原因，离不开政治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中延续了毛泽东《讲话》（1942）的精神指示，鼓励文艺工作者写好正面人物，塑造积极的英雄形象，并将文艺作品中写好消极人物视为“问题”，希望文艺工作者予以克服。从周扬的文艺报告中不难见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文化上的正向力量对新政权进行巩固，因此，革命乐观主义就成了压抑“创伤”表述的主流话语。此外，受到重大苦难和创伤的民族，在战争结束后急需重建具有力量和主导权的民族主体，并完成民族从弱小到强大的政治建构，然而“承认心理上受伤害是让加害者取得精神上的胜利……承认有求助的需要，也可能加重创伤患者的挫败感”[5]148。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儿童战争小说忽略建构创伤，是新政权自我巩固的需要，也是整个民族经历创伤后心理的自然需求，而这一叙事选择对“文革”及新时期（1980—1990）战争小说的创作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类作品中，儿童失去亲人的创伤很快会被革命、激情和复仇的愿望所覆盖，从而使创伤书写呈现“缺席”的症候。

创伤本是战争的题中之义，但在儿童战争小说中较为集中地表现战争创伤，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现象”。“创伤叙事”作为这一语境下兴起的叙事特征，对战争中普通儿童所遭受的身体及精神创伤进行了温情的注视，并试图通过儿童文学这一载体参与重建关于战争的文化创伤记忆。

二、孩子的创伤：战时童年生态的深度聚焦

新世纪儿童战争小说的创伤书写并非无源之水，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其继承了十七年以来战争小说“非主流”传统的文学基因。在十七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虽然部分作品重视书写沉重历史下的平凡人性，已然出现了当代儿童战争小说创伤书写的雏形，但大体而言，在“十七年”表现儿童创伤的战争小说中，创伤是暂时性的且是必要的，暂时的个体牺牲是为了未来革命的胜利和全民族的解放。当最终革命取得胜利时，个体的创伤也自然得到了宣泄和释放。如在《三月雪》中，小娟的母亲在与日军的对抗中意外离世，突闻噩耗的小娟一夜之间变得消瘦甚至脱相，但当她得知杀母仇人已被打死时，小娟压抑的情感终于得到了释放，文本这样写道：“她却忽然跑到门外，两手捂住脸放声地哭起来。”[6]51这种由创伤导向 “复仇”的叙事逻辑，尚未摆脱模式化、类型化书写，而这必然会限制十七年战争小说对战争创伤的反思深度。

随着新时期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复归，书写童年创伤不再是边缘化的写作策略，普通孩子在战火中的无助、脆弱等创伤性体验也成为这一时期叙事作品关注的重点。由此，“受伤的儿童”成了继“小英雄”后一种典型化的战时童年想象，受到创伤的儿童所展现的重复、延宕、麻木、潜伏期等创伤性症候在文本中得到了细致的表现。

“复现”是战时童年创伤的典型症候。《1937·少年夏之秋》中夏之秋的父母在一次意外轰炸中离世，妹妹不知所终，一夜间由小少爷变为孤儿的夏之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面对，并反复做着和亲人相关的梦：“我不知道自己烧了多久，好像一直在昏睡，反复梦见爸妈出事那天的情形，以及镜子里那三个逐渐远离我的背影。我恍然觉得，是那面镜子将我的三个亲人吸了进去，我追上去，拼命想把他们从镜子里拽出来。”[7]21-29无独有偶，在《谢谢青木关》中，作家谷应也以梦境深入创伤书写。主人公章诗宁在一次撤离中因飞机轰炸与妹妹诗衡天人永隔，幸存下来的诗宁因目睹了妹妹被河水吞没而受到心灵的重创，患上了失语症。在他的梦境中，恐惧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我的睡梦里，一只带翅膀的青灰色怪兽围着小山包盘旋……在我的睡梦里，一条鳞光闪闪的青灰色巨蟒在山谷里扭动……睡梦里的我张大嘴巴恐惧地挣扎，却出不来声音。”[8]32梦境是揭露潜意识的最佳场所，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中提到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境“不断地把病人带回他遭受灾难的情境中去，由此在重新经受惊恐之后，他惊醒过来”[9]9。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SM-5）》也将“反复做内容和/或情感与创伤性事件相关的痛苦的梦”[10]263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诊断标准。关注并表现创伤儿童可能会经历的重复性梦境，显示了新世纪战争小说作家对创伤症候的精准把握，以及向创伤儿童心灵深处开掘的写作姿态。

战争年代创伤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因此儿童在面对伤害时，一开始往往无法接受并难以相信，这就使儿童在面对巨大的冲击和伤害时“持续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10]263。在《少年的荣耀》中，沙吉目睹了母亲被汉奸和日军杀害，然而受到巨大精神创伤的沙吉在事后像没事人一样正常生活：“沙吉醒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仿佛他从来都没有过母亲。”当好事的妇人追问沙吉亲娘去哪儿时，沙吉只“茫然地看她们一眼，一脸完全没有听懂的表情”。[11]43然而表面的平静并不代表着遗忘，沙吉的创伤形成了作品的一条暗线，一直若无其事的沙吉直到最后仇人被抓时，以小锡枪完成了象征性的复仇，接着便放声痛哭。沙吉的宣泄，意味着压抑已久的创伤被正视。象征性复仇看似延续了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复仇模式”，但作者在结尾处并未将复仇成功视为战争伤痛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正如赵霞所说：“关于如何走出这创伤带来的仇恨，作者同样是迷茫的。”[12]182而这种迷茫正体现了作者对战争本质和民族情感的思考深度。

新世纪儿童战争小说在表现创伤症候、深入儿童心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对于创伤起因复杂性的追问尚较少涉及。对此，当代成人战争小说与外国儿童战争小说已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朱秀海的《痴情》（1989）、《音乐会》（2002），李镜的《重山》（1991），邓一光的《大妈》（1996）、《远离稼穑》（1997）、《人，或所有的士兵》（2019），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1998）等作品中，摧残个体心灵的不仅是战争带来的暴力与死亡，还有着非常态环境中的复杂人性。例如，《走出硝烟的女神》中遭到敌人性虐待和男友抛弃双重打击从而性情大变的陈大曼，《大妈》中以自己的婚姻交换全村人性命却不被村里人理解的“大妈”，《远离稼穑》中不幸做了“俘虏”而归来后不被人们接受的“四爷”……战争的酷虐与人心的复杂合力摧毁了生命的热望，也暗示了“战争后遗症”群体疗愈创伤的艰难。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作者预设的隐含读者的身份影响甚或决定了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13]188。儿童文学独特的读者群体，要求作品在人物、语言、情节的设置较之成人文学更加明白晓畅，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不适合挖掘深刻复杂的思想主题。相反，优秀的儿童文学恰恰是能够以简驭繁的文学，恰如迈克尔·莫波格的儿童战争小说《柑橘与柠檬啊》（2003）就显示了对战争中复杂人性的追问。小说中的主人公小托失去一同入伍的哥哥，并非因为战场上刀剑无眼，而是军官韩利中士出于报复而下达的荒谬“军令”，不公正的处决带走了查理年轻的生命，也在弟弟小托和为他行刑的士兵伙伴心中留下了重创。在上述作品中，人性中的褊狭、冷漠、残忍与战争的酷虐交织，将创伤群体的悲剧性与战争的毁灭性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艺术呈现，为中国儿童战争小说的创伤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走出创伤：文学疗愈的艺术呈现

刘绪源曾言：“我们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如何走出战争。”[14]135新世纪以来的战争小说，不仅描述了创伤的症候，而且对于如何“走出创伤”进行了多元的思考。

“家”在儿童文学中向来具有隐喻性质，对儿童来说象征着“安全之地”。战争小说有关“创伤儿童”的想象中，童年创伤的发生常起源于“家”的结构性改变。在十七年的战争小说中，《小兵张嘎》《我和小荣》《小游击队员》等作品以残酷的叙事姿态使战时儿童不仅经历了“失亲”的创伤，且将其逼至“失家”的绝境。张嘎、小荣、小马倌、樟伢子等儿童的“失亲”几乎是毁灭性的，他们或是父母双亡，或是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因此，在十七年战争小说的童年想象中，“离家”成了常见的童年生态。这里的“离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离家出走”，而是离开“小家”，进入“大家”。十七年战争小说中，进入组织、参与战斗是创伤儿童离家后的常见选择，组织在这时便成了代偿性的“家”。正如在《我和小荣》中，面对刚刚进入组织，还难以取得归属感的小荣，赵科长安慰道：“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15]26因此，“毁灭性失亲—渴望复仇—离家寻找组织”的叙事模式也就符合逻辑地生成了。“离家”的叙事模式蕴含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里，在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中，儿童向来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密切相关，儿童象征着民族国家的未来，因此不同时代对儿童的想象即蕴含着对民族国家的设想。受到伤害的儿童与受到创伤的民族可以说是异质同构，因而儿童“创伤后”所处的空间就具有隐喻性。“集体”是创伤儿童疗愈伤口、实现抱负之处，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由弱到强所依赖和仰仗的。

与十七年的儿童创伤书写相比，新世纪战争小说为“战争中的孩子”建构了疗愈创伤的空间，为思考“如何走出战争”这一命题提供了一种场所上的可能。在新世纪的创伤书写中，虽然发生创伤性事件后的“家”已不是当初的“家”，但战时儿童并未因经历了创伤性事件而失去“家”的庇护。一如《少年的荣耀》中沙良和沙吉逃难到还未被战争波及的外婆家，又如《是猪就能飞》中理发师家宝给予弃儿毛毛的“代偿性”的家，或是《谢谢青木关》《野蜂飞舞》中举家逃亡到青木关、华西坝这类没有轰炸、没有战火的新家。儿童文学中的“时空”常具有隐喻性，战火带来的童年创伤意味着儿童的个体时间变为战争时间，但“在家”的孩子所处的空间仍然是个体空间，个体空间的保留意味着孩子依然可以做孩子，而不必被迫走上战场，加速社会化从而成为“类成人”。

那么，战时童年创伤的疗愈是如何被想象的呢？其中，诉说是一种常见的疗愈手段，通过“陈述事实的方式重建创伤事件”[5]166是创伤复原的必由之路。童喜喜的幻想小说《影之翼》，就以象征的方式揭示了“诉说”的力量。“我”因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来自影子堡垒的“大头”，影子堡垒里聚集了南京大屠杀中受到巨大创伤的孩子的灵魂，他们只有寻得“啪嗒花”才能获得解脱。而影子们苦苦寻觅不得的“啪嗒花”竟是有人听过他们的经历后所流下的眼泪，这里的“啪嗒花”即象征着诉说和讲述的力量。《谢谢青木关》中也存在类似的象征性表达，章诗宁的爸爸在其患上失语症后鼓励他通过写日记治疗心中的苦痛：“写出来吧，亲爱的诗宁，把可怕可恨可恶可厌可悲的一切都写到日记本里吧！让爸爸和你一起把它们从你的心里驱赶出去”[8]4。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给予了因创伤而失声的主人公一个能够讲述的叙述框架，使得受伤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重述有关创伤经历的事件、原委、感受等细节。“啪嗒花”与“写日记”可以说是“诉说”“倾听”“理解”的符号性载体，“受伤的孩子们”通过向他人讲述得以正视伤痛，并清理自己的创伤记忆，而这份整合创伤记忆的勇气正是疗愈创伤、走出阴霾的重要一步。

同时，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并塑造战时童年的游戏空间，是文本疗愈创伤的又一途径。在《谢谢青木关》中，青木关成了战火中的“世外桃源”，在这一相对安全的空间中，主人公章诗宁意外发现了一所音乐学校，在音乐的熏陶中得到了心灵的涤荡和安抚，并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和歌喉。音乐、游戏和大自然对小诗宁的心理创伤起到了审美的救赎，恢复了创伤儿童与世界的联系并净化了他内心的惊惧，使之重新感受日常生活的质朴、纯净之美。已是耄耋之年的作家谷应在《后记》中谈道，为了写好这部小说，她特地做了关于“心理创伤”的专业咨询，这也使小说在对创伤症候及疗愈手段的描写上有了更为严谨的表述。

战时童年创伤有获得疗愈的重生之望，也必然会有无法走出阴郁的悲剧，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并未回避这一残忍却真实的可能性。在殷健灵关于“二战”的小说《彩虹嘴》中，犹太男孩西蒙随着大批逃难者来到中国上海避难，而西蒙的亲人被抓进了集中营，西蒙怀着重聚的希望在上海独自生活了六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法西斯投降的喜讯，也带来了西蒙亲人无人生还的噩耗。失去希望的西蒙一时间呈现冷漠、呆滞的情态，随后和朋友讲述了他的创伤经历、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当所有人认为西蒙在逐渐好转时，叙事以一封遗书戛然而止，西蒙选择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创伤事件对不同主体的影响从来都不是一致的，终生为创伤所困甚至是无法走出创伤的受害者也非在少数，这类悲剧性创伤书写以战后儿童内心无法摆脱的痛楚和绝望直指战争的残酷本质，拓展了战争小说反思深度，显示了作家不凡的笔力。

四、召唤共情：时空交感的对话策略

儿童文学是读者意识明确的文学类型，创作主体与目标读者的二分使其天生蕴含着成人意识形态。战争小说作为历史小说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儿童获得一种历史感”[16]156，从而培养目标读者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如何使和平时代的儿童有效地感知战争、重返历史现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叙事策略的选择。新世纪战争小说的创伤书写中，作家多使聚焦者以“幻想式参与”或“回忆性叙事”的方式触摸创伤，使文本呈现一种对话型策略。

“幻想式参与”是指文本以幻想的方式，使历史儿童与现代儿童实现跨时空对话，从而使现代儿童参与到历史儿童活动中去的叙事策略。在《影之翼》中，现代儿童“我”与异次元的“影子”偶然结识并产生交集。生活在影子堡垒的“影子”们实际上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罹难的“创伤儿童”的灵魂，通过与历史中的儿童对话，生活在现代的主人公真切感受到了创伤的深重和持久。在这部小说中，发现影子世界的“我”获得了与历史中的儿童对话的机会，经由“我”的视角，战时创伤儿童的声音得到呈现。同时，文本也并未因叙事聚焦者是现代儿童而使历史中的儿童处于被表述的被动地位。在文本中，“记忆结”是一个巧妙的意象，它记载着每个影子的创伤记忆，“我”在战争儿童大头的记忆结中，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施暴者的疯狂和敌军普通士兵人性的闪烁，这些承载在“记忆结”中的历史现场，构成了创伤儿童的象征性言说，现代儿童与历史儿童因此形成了双向的对话。《影之翼》《我和爷爷是战友》（2011）等幻想题材战争小说的出现使我们可以预见到幻想与战争融合后可能会出现的多元叙事模式（如穿越回过去，穿越到未来等），这类创作不仅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导的战争小说园地增添了新鲜的气息，而且借助“幻想”特有的“预见性”为深化创伤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回忆性叙事是新世纪儿童战争小说常选用的叙事策略，作品通过聚焦者的回忆视角使战争伤痛变得真实可感。《彩虹嘴》的《后记》中提到，作为现代儿童的“我”从家中的三只牛皮箱中发现了曾祖父的战争故事，从而引发了一段中国与犹太人民同作为创伤民族而守望互助的往事，皮箱和布娃娃作为历史的证物使叙事有了可靠性。在黄蓓佳的《野蜂飞舞》中，故事由老人黄橙子的回忆性视角展开，主人公作为战争亲历者，在创伤的回忆中内置了成年自我与童年自我的对话。在这部小说中，关于沈天路的创伤原因及症候的描述来自主人公童年自我的表述，而达成对其创伤的理解和同情则是成年自我的情感，成年自我通过对往事的再认识，修正了童年自我的认知，正如文本所写：“现在想想，我们当时怎么就体会不到一个初涉人世的男孩举目无亲的心境呢？”[17]22这种对话型策略，既写出了童年自我少不经事的状态，也借由成年自我对他人创伤进行了回溯式共情，这使创伤书写从事件到情感变得可触可感。

对话型策略通过不同主体的交互表述，使文本不局限于单一的、闭合的话语模式，而这种开放式的叙事策略有利于激发儿童读者“对阐释内容进行批判式回应”[16]159，从而确立更加积极的读者主体性。同时，在儿童小说中讲述历史，无疑是为了培养儿童“对现实的理解能力，以及对自我、时间、地点和他者之间关系的理解能力”[16]156。对话型策略以幻想或回忆等方式塑造可“跨越时空”的“聚焦者”，沟通了历史与现代，读者通过认同“聚焦者”，与其一同回到历史的创伤现场感知创伤，更加容易唤起儿童读者对于创伤事件的共情心理，使其对战争的残酷本质形成一种“体验式”的理解。

结语

新世纪以来，创伤叙事拓展了中国儿童战争小说的叙事空间和思想深度，这些作品侧重塑造区别于“小英雄”的另一种战时童年，即战争中“受伤的孩子”，并对这类儿童如何疗愈创伤、如何走出战争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考。部分作品通过“时空对话”策略，召唤非亲历者的共情，显示了在艺术手法和叙事策略上的新开掘。这类作品通过关注茫茫历史长河中个体的别离与相聚、痛与爱、脆弱与坚强，还原战争的残酷本质，塑造当代儿童反战、厌战、渴望和平的战争观。

探索儿童战争小说创伤叙事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上的可能性，还要有“博观约取”的开阔眼界，即在与成人战争小说、外国儿童战争小说经典作品的“互看”中，寻找自身的文学坐标。以国内外同题材的优秀作品为镜，可照出新世纪以来儿童战争小说创伤书写尚待精进的空间。具体而言，创作者可深入挖掘战时童年创伤的复杂成因，目前的创作多将儿童创伤归因于战争暴力或亲人死伤，而对战争环境下的人性之恶与童年创伤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的表现；同时，也可采用更为丰富的叙事视角书写创伤，不必局限于“普通儿童”这一特定的群体。在外国儿童战争小说长廊中，不乏以死神（马库斯·苏萨克《偷书贼》）、动物（迈克尔·莫波格《战马》）、小战士（迈克尔·莫波格《柑橘与柠檬啊》）为视角书写战争创伤的作品，不拘一格的叙事视角有助于增强儿童读者阅读的兴趣，拓宽文本的艺术空间。总之，立足中国经验，博采“众家”之长，有助于突破创伤叙事的惯常模式，从而推动中国儿童战争小说的“经典化”进程。

[本论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项目编号：19JZD0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王泉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编年史记忆[J].学术界,2018（6）.

[2]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之初步估计[A].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德]萨宾娜·博德.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M].刘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殷健灵.访问童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5][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6]萧平.三月雪[J].人民文学,1956（8）.

[7]殷健灵.1937·少年夏之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8]谷应.谢谢青木关[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9][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A].弗洛伊德文集（4）[C].杨韶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10]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SM-5）[M].[美]张道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李东华.少年的荣耀[M].太原：希望出版社,2014.

[12]方卫平，赵霞.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13]谈凤霞.隐藏的含混与张力:重释《彼得·潘》兼论儿童文学的悖论美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6）.

[14]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

[15]刘真.我和小荣[J].人民文学,1955（6）.

[16][澳]罗宾·麦考伦.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M].李英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17]黄蓓佳.野蜂飞舞[M].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