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地到词语中央
冯娜的诗集《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收录短诗100多首，薄薄一本，竟然容纳了那么多：高原的草地，戈壁荒漠，动物植物矿物，高楼街市，还有酒浆、弓箭、梦幻、毡包、呼麦、东巴经、清真寺、龟兹古国、佛经、壁画、牛皮鼓、茶马古道、番红花、华北平原、麦地、博尔赫斯、荷尔德林、萨福。这些蜂拥而至的词汇和意象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词典里来的吧？否则怎么可能？读着读着，我被这些细小的诗篇构成的宏大交响所打动，其中有茶马古道商旅乐章，有玉龙雪山殉情乐章，有北方草原戈壁的醉酒乐章，有豫北平原的麦浪乐章，有南方街市的叫卖乐章，还有来自书斋里沉思默想的乐章……它们汇成一个总体，构成诗人的心灵乐章。这是一个“词语炼金术”的隐喻，生活和经验的矿石，经诗人心灵的丹炉，用一生的冶炼功夫，催生了语言的“仙丹”，诗意的“仙丹”。
冯娜诗歌的词汇和意象，不是从词典里来的，不是从其他书籍和诗篇中来的，是经她心灵“丹炉”冶炼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从诗人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那些诗歌的意象，仿佛雨后的鲜松茸一样冒出来，仿佛白族纳西族藏族人民的歌声一样流淌出来。手拉着手结伴而行的词汇和意象，汇聚在一起，像她家乡他留河的河水一样奔涌，穿越丽江的山川河流，流到了黄河，流到了长江，甚至流到了恰克图，自然也流到冯娜写诗的校园后门那条南方伟大的河流——珠江。
冯娜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回到出生地的书写，回到那个拥有白族血统的女子的出生地的书写，词汇从故乡的山水和民族文化的褶皱里涌出，诗人也回到她的自然文化属性之中。同时，她的写作又是一种从出生地出发的写作，她带着对自然膜拜的心情，带着许多童年的梦想和民族的密码，从出生的血地离家出行，向更广袤的世界走来。
在《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里，占据重要地位的关于边地少数民族的诗歌，提供了这样一种佐证：诗歌的抒情性，依然与永恒的本源冲动相关。冯娜的诗歌似乎也印证了这样一种预言：在当代的中国，古典诗意更容易产生在具有独特文化的地域上, 产生在文化冲突反差大的地方。边地出生和少数民族的血统，让她更容易感知到现代生活和自然生命之间的断裂与差异。换句话说，也就更容易被现代诗意得以发生的那块“鹅卵石”绊倒。向自己所来之地的返回，向自身独特民族文化深处的返回，《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诗歌写作的本源冲动由此产生。
冯娜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少数民族文化气质的诗人，但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诗人。遥远边地在她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异域景观”被观照，同样的，作为书写主体的个人，也不是化身为一个民族集体化想象的代言人出现。而这两者在过往年代的书写实践中，是占据主导倾向的。对于冯娜这样一位年轻诗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其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
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
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
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
冯娜这种带有泛灵论和神秘主义的诗歌，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法：借由少数观看多数，借由边地观看中心，借由自身的自然观看所谓的文明。
即便如此，冯娜的诗歌中依然有明显爱之执拗的抒情性。也许有人会说，抒情诗歌已经失效。事实并非如此，抒情永远是诗歌宝贵的品质。诚然，伴随着时代和生活的变化，那种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原始抒情世界消失了，由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来的焦虑，刺激着汉语诗歌的抒情特质不断演变。对智性、思辨性、独立思想的追求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识。但提请注意的是，诗歌应当是除了它自身之外别无目的的。当诗人遵循他想象的瞬息闪烁，遵循他刹那间情感的闪电写作时，他是一个诗人。但一旦开始设立目标与课题，开始力图使读者以他的观点来看待和认识世界，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更甚于，一个道德演说家，这样的诗歌将会失去它最宝贵的魔力。
冯娜似乎不属于任何诗歌团体流派，在诗歌写作上，她没有刻意致力于任何新实验和新花样。她属于微毒的马缨花、说酒话的罗汉松、高原上叫“海”的湖、南方的芒果树等组成的自由合唱团。她的内心是她的诗歌的中心，她与生俱来的诗意在其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