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门泽尔先生
门泽尔与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在一起。
尊敬的门泽尔先生，我记得，9月7日下午，DY兄弟，这位个头虽不够高大的朋友，可是他对文学和电影的极高鉴赏却一向令我仰视。正是这位热爱您的电影、热爱捷克文学、热爱你们整个中东欧文化的北京媒体人，他突然用微信的私信给我发来一张黑白照片，只写一句：又走了一位。
这张图片里两位人物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感觉是即将开始或者已经结束了一次工作会晤，他们正在聆听画面外谁在滔滔不绝。右边那位先生，我太熟悉了，那是你们捷克的顶级作家赫拉巴尔。你看他两只手里转动的一根香烟，再注意他已经松弛的嘴唇，他已经有些急于表达了，他随时就要口若悬河地开侃了。您知道，话语权一旦落到赫拉巴尔这里，如果再来上几大扎啤酒，时间就会停下，你们都会笑得眼泪汪汪。从这张照片老赫的面目和秃顶剩余头发的成色看，不难判断拍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不过，老赫的长相属于那类过早成熟的类型，请恕我冒昧直言，他的形象就是三十来岁和六十来岁差别不怎么大，如同一枚核桃，剥开皮子，无论存放多久，它还是那枚核桃。凭我的经验，一个成熟男人长相过于稚嫩奶味，过于漂亮，或者说过于帅气，一般不大容易交往到可靠的朋友，甚至包括温文尔雅的异性朋友，俗话说，没人缘儿。至于我，年轻的时候姑且算是“帅哥”，这就必然拉低了我的智力，阻碍了我的思维灵动。不过还好，我在一个小说里真实地描绘了自己，我是驼背加罗圈腿，正面看，我是一个字母“O”，侧身看，我是一个阿拉伯数字“3”，这两点特征之于我几乎如同得到了上帝的救赎，它们给予我自信和勇气，并且因此感受过几位挚友的友谊和不同年龄女性的青睐。这就是善之为善则不善，瑕疵往往奠定了真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赫拉巴尔曾经引用歌德，就连太阳也难免带着斑点。尤其是面对小孩子，无论我的个子有多高，迎面走去，我在他们眼里总是弯弯曲曲植物打蔫儿的一副模样，又好像一只水母，小孩子的视角容易接纳我这样的大人，高大与坚定永远都不会在我的身上附体。
言归正传吧，门泽尔先生，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瞬间只想到一个问题，左边这位他是谁呢？不过，我立即反应过来，他只能是您，只能是您门泽尔先生。镜头略微俯视，您在这个照片上有点侧面，所以人显得遮蔽和瘦弱，致使我没能仅凭照片一眼认出你，而是用脑子将你推断出来的。我当即回复DY兄弟：门泽尔。并且，我还在您的名字后面添加了一个吃惊表情的图标。DY回复：
大师9月5日去世。
时间过去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奇怪自己微信朋友圈，那么多作家、评论家、艺术家、电影人、媒体人，关于您离世的消息公布转发寥寥。由此，我也理解了七八年前您到上海出席国际电影节活动期间并未得到一个“大人物”的礼遇。有多少人知道您门泽尔何许人啊。于是，我理解了今天文化里更多的现象和内容。这个世界充满喧嚣，所有的孤独都值得珍视，不去管这孤独如何来表达。比如，我们对于赫拉巴尔的欣赏，以致我们对于本国作家王小波的欣赏，对于作家张贤亮晚年作品的欣赏，对于最新翻译引进贵国演员、导演、作家老斯维拉克的小说的欣赏，还有曾经对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欣赏，再加上一个日本作家阿部知二。简言之，上述列举那些，我们流行的艺术审美，总是滞后，甚或迄今依然视而不见，这实在够呛。我们流行的顶多就是大学教育里的那点无关紧要的皮毛理论观念，冷冰冰的拆卸和组装，如同魔术变戏法一般重复的机械动作。艺术不是机械。艺术也是科学，不过这科学的终极追求就是模糊，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科学，“知之为知之”。艺术，“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古代作家的名言，我把这段话掰成两半，一半赠给科学，一半送给艺术。在您的影片中，画面时有支离破碎的“无用”细节闪现，我正是从您的支离破碎中，从您的“无”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我总有种错觉，我们的老子和庄子，反倒是被你们捷克的文艺继承了，肢体的自在，思绪的自由，这令我十分嫉妒。再者，任何艺术作品，它首要的或全部的价值就在于是否真实、诚恳、准确和趣味，在于它能否打动人心。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道理可以解析吗？道理都是哲学家的专利。可是，人类的哲学家们闪闪烁烁，太多了，太多了，他们拥挤不堪，而我们正在也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回到平地，回到水面，回到民间的世俗烟火和人性人心。
尊敬的门泽尔先生，2011年秋天从10月初到11月，凭借捷克汉学家、翻译家李素女士的热心举荐，我得到了再次前往布拉格的便利，在伏尔塔瓦河查理大桥附近小巷子深处一栋十七世纪的老房子里写作。我的期限是一个半月的居住，可是没到住满就赶紧跑回了中国。我以为自己取到了一个作家的真经，结果可成了崂山道士，回来后自己碰壁，撞得头破血流。那回在布拉格，我所参加的文学项目，大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欧盟戏剧家“独自居住”的支持。我是一个亚洲人，并且又没有从事过戏剧工作，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真可谓大破天荒了。这是后话。数年之后，我把这次独自的作家体验完全复制到中国一个知名的文学项目上，那就是“十月作家居住地”，并且居住地的第一个项目就建立在你的城市布拉格，这是我私心向自己仰慕的作家赫拉巴尔的致敬行为，也是我理想改造中国今天主流作家盲目自大、优越感十足、脱离人民生活的手段。
就是那回，我在布拉格一个人过日子，李素女士不辞辛劳帮助我联络，时常陪同着我，并且义务充当翻译。我们先后拜访了作家克利马先生，拜访了著名的藏学家高马士先生，还同捷克许多作家、出版人、画家、音乐人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见面交谈。这些，我都在也许你看到过的一部中国作家《致赫拉巴尔》（《喝了吧，赫拉巴尔》）捷克文版的作品集里写到了。是的，我就是《致赫拉巴尔》的作者龙冬。咙哩个咚，咙咚呛，滴儿咙咚，敲锣擂鼓，吹吹打打，我的名字实在过于滑稽喧哗了。没办法，这个世界从不安宁，我们尽量如同赫拉巴尔先生那样，把一切放慢，让时光静止凝固在一幅画框里，在喧嚣中享用自己的孤独吧。
在这里，我要记一笔捷克藏学家高马士先生。也许我扯远了，门泽尔先生您不介意吧？在李素的陪同下，我去拜见高马士先生。我们必须守时。我们的所有拜会都要提前到达，然后站在附近的街边或小公园里默默递烟抽，交头接耳，仿佛一对男女搭配作案踩点的江洋大盗。也有片刻，女士在胸前紧紧地交叉双臂，目光呆滞望着自己的脚下，男人凝神于头顶的树梢，又如同一对即将分道扬镳的情侣。最后，我们如同火箭发射一般准时地站到高先生楼下。记不清楚，楼上二层还是三层的一个窗户敞开了，好像自鸣钟到点突然掀开一扇小木门，一只宛若仓央嘉措圣歌里藏南洛域的布谷鸟探出毛茸茸的脑袋“咕咕，咕咕”鸣叫着。伴随着高马士先生自天而降的欢迎致辞，一根细长的绳子缓缓垂下，绳头拴着一把钥匙，高先生让我们自己把楼门捅开。步行上楼，房门已经打开了，李素归还高先生的楼门钥匙，于是我听到一声夸张又亲切的藏语拉萨话问候：“龙冬拉，扎西德勒！”然后，我们在李素面前都带着一点炫耀地用并非双方母语的拉萨方言简短寒暄。高先生那天非常兴奋，我们在他家里喝了不少于三种酒，白海洛夫卡，梨子酒，桃子酒，啊，还有威士忌、白兰地。高先生五十年代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攻读藏语文。他非常健谈，有时似乎要同我较量，比如，他挑衅一般问我，从王府井你说说如何坐公交车到中央民院？我说我不大讲得清楚。高先生好像对自己手中捏着的酒杯有些鄙视似的憋了一口气，祝我健康，然后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他问我信不信，他能把从中关村到魏公村到北京大学的公交车所有站名都报出来。我说我不信。高先生眼睛鼓突着，舌头有些大了，说出一长串我耳熟能详的海淀区地名。我觉得高马士先生的汉语口语远远强于他的藏语口语。就是那天，我见到了高先生翻译的一部有关生死的捷文版西藏经典，但是当场我并未读出这个熟悉到嘴边的藏文书名。高先生嘴角微微笑了，这使我特别难为情。离开他家后，我推掉一个酒局，晕晕乎乎径直跑回住处翻看随身携带的藏文词典，然后“啊呀”一声，自己脸红发烧到几乎就要爆裂炸开。在高先生家，我的最大收获是见到了晚清或许还要早些的拉萨木刻本《仓央嘉措圣歌》。这部古籍书名，印证着我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理解和汉译，它既非情歌，亦非宗教训诫道歌，它就是一种民歌形式的个人生活经历与情绪的抒发。当然，现在看，也不乏诗人圣主当时对民间文学的收辑编纂。高马士先生说，他在1959年准备前往拉萨，因故半路折返，这部古籍刻本，他是在甘肃旧书摊上收到的。仓央嘉措诗歌的捷克文版，也是高马士先生的翻译。门泽尔先生，你看，我记到上面这些，个别地方是不是有点你电影里的味道？现在回想这些，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伤，莫名流泪，布拉格的“西藏”那么遥远，似乎自己依然沉浸在那天午后微醺的醉意里。当然，我偶尔也会感到一些细节的好笑，甚至笑出声来。
门泽尔先生，那年我在布拉格没有见到您。您当然不会知道，我是把拜会您列入我在捷克两三项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原本，我并不觉得拜会您有多么了不起的麻烦悬念，我甚至为即将见到您而略感恐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观赏过您的两三部作品，即便看过的也没有汉文字幕。不过，我已经被您的作品征服了，我在您作品面前从脚底往上，不断升起着软弱，或者说无力，这完全是一种生理反应，特别是在明净甜蜜朝气蓬勃的画面背景音乐奏响时分，在那些影片中人物松松垮垮站立着遥望远处地平线的一片树林或身边走过美丽女人的时分，我就如同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要害。这个时候，我屏住呼吸，然后吐出一口气来，脑袋不由自主地左右轻轻摇动几下，眼睛完全润湿着，然后又笑了。在您的作品面前，我始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一直能够把握得到自己的脉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旁观者，在您的镜头语汇指引下，哪怕就是不够仁慈的天道也变得可以修复，世界终究迎来光明。这就是九年前我要见见您的唯一本钱。当然，我见您，更多还是想从您那里听到您同作家赫拉巴尔的交往，听听你们的友谊趣闻和艺术合作。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个老斯维拉克，那个做了一辈子编剧、演员，到了退休才开始小说创作的知名作家。现在，老斯维拉克的小说作品已经全部在中国得到了翻译出版，我在你的影片里看到了斯维拉克出色的表演，我也在斯维拉克编剧、他儿子扬·斯维拉克导演的影片里看到了你的表演。可是，九年前的那回，我怎么就没有和您见上一面呢？这实在令我感到遗憾。这辈子令我感到遗憾的还有，我始终未能见到另外两位作家，一位是你们的卢斯蒂格，一位是我们的张贤亮。
张贤亮生前最后一套文集由我策划编辑出版。我曾经驾车从西藏拉萨返回北京，途经宁夏银川，张先生刚刚手术，身体还在艰难恢复中，无法会客。我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去世了。你们的卢斯蒂格，他的优秀作品《白桦林》是我2008年第一次到捷克引进的，汉文译者是一位年轻女士，我们共同工作了一年多，因为译者身体精神状况不良，我们的合作过程无比艰辛。卢斯蒂格要到中国访问，参加上海的世博会。可是差不多就要盼到他来了，结果他又因为年事已高无法成行。于是，我也不再等候他，就跑到西藏转悠去了。没过几天，媒体朋友的电话打到拉萨，卢斯蒂格先生正在上海世博园里大喝啤酒呢。此前，捷克使馆早已通知译者转告我，一切由捷方安排，我们大家将与卢斯蒂格在上海相聚。可我从未得到译者的通知，并且知道译者她因为身体原因也没有出席上海的会面。卢斯蒂格先生回到捷克不久，去世了。卢斯蒂格的中国译者，那位年轻女士与病魔抗争过几年，也决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门泽尔先生，人啊，身体和健康多么重要。我在你的作品里，看到的，感受到的，首先就是人的身体、人的健康和人的活力，世界无论多么的惨淡悲苦，你的作品却从不失去明媚，哪怕是淡淡的光线，哪怕这光线薄薄的，微弱的，柔和的。你的影片中那只破碎的镜片反射的阳光，它是信号，它从堆积如山废铜烂铁的缝隙间传递着爱情、喜悦和希望。
还有，你也到过上海，那位采访您和您对话的电影导演彭小莲，她也是一位作家。她去年去世了，您很快会再次见到她的。我和彭小莲的相识，完全是因为我们共同喜爱的赫拉巴尔。她主动联系我，因为在赫拉巴尔作品的版权引进和组织翻译、编辑出版中，我的工作比较突出。小莲直到离世，我也没有见过她。不过她的直率性格，反倒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老朋友。她曾经直截了当批评我写作懒惰和我对破烂历史主张忘却的想法。小莲她非常非常喜欢你，这一点，也许比您当面所感受到的还要强烈。从她给您的问题中，我触摸到她对父爱的敏感，也微妙感受到她对家庭作用于一个人成长的认识。很明显，她希望从您这里得到一些您的感同身受，得到她所需要的内心抚慰。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最高信赖。
门泽尔先生，这些年，我身边走掉的人可是太多了，有亲人，有挚交，多到我无法忍心再去刻意思念他们。假若没有你，没有赫拉巴尔，我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支撑到现在。如今，您老人家也离开了。可是我还没有向你交代上一回咱们是如何在布拉格错过的。
当时您直接谢绝了我的拜访。原因是您的夫人跌了一跤，把脚踝给崴了，只能卧床疗养。而您呢？必须照顾好您的妻子，无暇会客。在我想象中，你那位老伴儿靠在床头，你上街采买，回家做饭，搀扶妻子在房间里缓慢挪动。
门泽尔先生，因为您的离世，我这才知道，那一年，当时，您的夫人才三十岁出头。而你已年近七十。现在回想，您夫人因受伤行动不便，假如这一幕被您的老搭档赫拉巴尔先生看到，他一定会向你们夫妇表示祝贺，并且他会把你拽到一边悄声耳语，问你是不是有意让夫人崴了脚的？因为这样一来，年轻的夫人就会安安静静地坐卧家中，时常在你的帮助下品尝着两个人之间的亲情暖意。当然，赫拉巴尔也会大声对着你的夫人说道，看，我们的门泽尔，他因你的受伤而焕发出了青春的生命力！啊，青春，活力四射的年华……
我也没有什么更多可说了，门泽尔先生，我还要再度观赏你的《我的甜蜜家园》。我还要再看一遍《失翼的灵雀》。我想接下来的一些日子，我要看《严密监视的列车》、《金黄色的回忆》、《雪绒花的盛典》、《反复无常的夏天》和那部令我上瘾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我们现代诗人艾青的生命力也是无比强大，不折不屈，他有一首《礁石》的诗歌，我把它抄给您：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此刻，天上地上，我们一同带着忧伤微笑，带着忧伤微笑。我仿佛看到，您的灵车启动后，尾气排放故障，乒乒乓乓地炸响了几声，毅然决然继续前行。可是没走多远，灵车的一只轮胎又轧起马路上的一粒石子，那石子被弹射出去，犹如一颗流弹，越过众人的头顶，越过伏尔塔瓦河，越过民族宫，越过犹太人墓地，越过老城广场，最终飞到瓦茨拉夫大街，正好击中了街边巨幅商业广告牌上那个油光水滑的资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