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塞林格说 ：“我的确跟那些老纽约客一样，继承了他们的迷信：不要谈论那些你打算写的东西，也不要谈论那些你没可能写的东西。写作是一场神秘的仪式，它的秘密不可示人。”

同理，如果套用塞林格的见地，是否可以继续说：不要谈论你读过的那些东西，也不要谈论那些你写过的东西。

我觉得，这条写作者“迷信”的线索，是可以如此伸展的。一句话——对你所做的这件事，彻彻底底地闭嘴。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一场神秘的仪式”。

即便，它只是一个营生。你能想象魔术师完全起底自己的把戏吗？何况，它的确是一门艺术。对于秘密的保守，也许还事关内心的虔敬。更为重要的是，也许，这门艺术之事，本身就是拒绝你张嘴就来的，这件事，一张嘴就是错。

尴尬在于，如今我们不得不屡屡张嘴。我们在课堂上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在活动现场自信满满地说。因为不如此，我们已经难以展开我们所谓的“精神生活”。

现在，我又得在文学刊物上开说。说与写，在我看来，是有严格区分的。“写”对于我而言，仅指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而“说”对于我而言，等同于泄密，或者炫耀与卖弄。这世上既然有批评家的职业，“说”的特权便理应交给他们。只有在他们那里，“说”才具有了“写”的合法性。

所以，若不是领了任务，我这个以“写”为志业的家伙，是断不会主动去做这个题目的。让一个小说家来做评论家的工作，和让评论家做起小说来一样，都不是太令人放心的选项。如果稍微有些自尊，稍微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怀有敬意，我想，任何一个以写小说为业的人，都会赞成我的“不做”。

首先，这事太难，他知道对自己这项工作大言不惭地妄下结论风险有多大，也知道，他作为一个实操者，业绩距离自己心目中的标准何其遥远；其次，如果不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需要，在我看来，对人的审美进行分析，实在不是当务之急。美当然是有标准的，但人类在这个领域中的分歧，不如摊派给天赋权利。就是说，有些重大的分歧需要竞争，乃至不惜兵刃相向，而此类分歧差不多人畜无害，不如任其各自伸张。

既然我们的“精神生活”已经高度依赖这样的尴尬境遇，令人勉为其难的任务注定层出不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作业“说”完。

二

以塞林格的话开头，只因为他便是我心目中认可的那类短篇小说家。而此番作业布置的题目，正与短篇小说相关。

谈论短篇小说的难度，在我看来，至少比谈论长篇小说要大得多。这门艺术，简直天然就是让人各说各话的。或者，与“言传”而言，它更适合“意会”。以“故事”入手，你一定会跑偏，以“艺术”入手，大概率的，你会倒向巧言令色，那么谈谈“技术”呢？你将遭遇魔术师起底自己把戏般的残酷自毁。

——不如就谈谈短篇小说的重量？

至少，人云亦云也罢，约定俗成也罢，相较于长篇小说那样的大块头，“虚”与“轻”算是短篇小说这门艺术显在的外形。为之称重，多少能言之有物一些吧？否则，虚来虚往，轻来轻去，到头来就是不知所云或者干脆弄成了一篇檄文般的强词夺理。而且，短篇小说真是无限地接近于“无用”。它不提供饭碗，对“写”它的人如此，对“说”它的人也如此，对那些只想从小说中读出励志学与成功学的读者而言，更是如此。亦如奥康纳所言：“……短篇小说因其自身浪漫的、个人主义的、不妥协的性质——远离了大众。”那么，谈论这样一个“无用”且格格不入地“远离了大众”的对象，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动力只能是——好玩。

想一想吧，将一片云或者一把空气，放在地磅或者天平上，可不就是件好玩的事吗？

那么，就这么玩着说吧。

三

地磅之上。

没错，我要用不同的量具来为短篇小说称重。之所以先让地磅上场，只是因为这是我见识里负荷最大的量具，用它来以壮声色，也不过是表达我对于短篇小说那种人云亦云“轻、虚”属性的反对和警惕。

以一种玩的心情，不用深思熟虑，第一时间，我心目中可以放在地磅上过称的短篇小说集大约有这样两部：

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毫无疑问，它是“重”的短篇小说。怎么能不“重”呢？这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的小说家写下的小说。题材本身便决定了它的“重”。想一想，如果我们也有一个巴别尔这样的天才，上过台儿庄，或者经历过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然后他也写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你想象这本集子将是“重”的还是“轻”的呢？惜乎，我们没这样的天才，也没这样的小说集。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型坦克”般的短篇小说集，在另外一部分天才小说家眼里，却被视为了“轻”的启发与源泉。博尔赫斯称它“无与伦比”，谓之“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忍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恰是如此，在重温了博尔赫斯的赞扬之后，我才更加坚决地将《红色骑兵军》放在了地磅之上。

它的重量理应以“吨”计。有它的存在，轻言短篇小说之“轻”时，你便会慎言。它是我们津津乐道的那种“重大题材”与塞林格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仪式”的惊人结合。它才不虚无呢，但读罢势必令你倍感虚无。

巴别尔的确太特殊。那么，让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上称吧。这部短篇小说集似乎更具“普遍性”一些，离我们的写作经验似乎也更“近距离”一些，但它确是我心目中短篇小说之“重”的典范。

它的重，似乎也直接与题材有关。集子里的十一篇小说，均以怀俄明州蛮荒严酷、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书写的对象，也皆是农人生活的艰辛与凶险、孤寂与奋争。怎样呢？是不是觉得有点亲切？这不就是我们擅长的“乡土题材”嘛！然而，事实证明了，题材有时候佐证不了什么，在短篇小说里，往往反而是塞林格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仪式”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安妮·普鲁写得真的是“重”极了。与巴别尔不同，《红色骑兵军》的短章多截取一个片段，而安妮·普鲁的了不起则在于，她能够以寥寥几笔，势如破竹一般写下主人公的一生。她甚至不惮罗列，因为她能将流水账一般的残酷人生罗列出重若千钧的气派。

还有，她竟然还是位女性！这样惊叹，不代表我对女性同行怀有偏见，我只是想表达，“重”与“轻”其实无关长短，无关题材，乃至与男女都无关。在文学那“神秘的仪式”里，四两拨千斤、巾帼不让须眉的势大力沉，从来都奇迹一般地发生着。

四

天平之上。

同样，这也是我见识里称量细微之物的最佳选择。或许我也能够想象更具科学先进性的微观度量衡，但我现在是对短篇小说称重，我还是愿意保守地选择更加朴素与“落后”的量具。天平、砝码，想一想它们的美感与造型吧。

它是用来称黄金与毒药的，而黄金与毒药，恰好能够满足我对于短篇小说之“轻”的想象。这样的小说，其实不用专门开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一系列名单早就排列在了我们意识中约定俗成的队列里。这种排列有道理吗？的确有。正是因为他们闪光的存在，才坐实了短篇小说之“轻”，才有了当我们指认短篇小说时的精神懒惰。

他们太“轻”了，“轻”到让“约定俗成”变种为了“陈词滥调”。

此刻我将他们放在了天平之上，将他们想象为黄金与毒药，就是不自量力地妄图与陈词滥调作斗争。博尔赫斯是黄金，卡尔维诺是毒药。如实说，博尔赫斯似乎更加难以模仿一些，于是贵重的一面凸显。而卡尔维诺，仅凭他让男爵住到了树上这个上帝般的手笔，就足以让他像毒药一般戕害那些不思进取又喜爱故弄玄虚的后辈了。

两位“轻”的大师，也确有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是那种既能“写”又能“说”的大师。于是，短篇小说之“轻”，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一个他们“写”出的属性，而且还是他们“说”出的结果。

危险性也正在于此。比较一下地磅上的巴别尔与安妮·普鲁吧，他们似乎不大“说”得堂皇，于是在煽动性上就差一些，后进者追随，太难借来自证。而天平上的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简直靠“说”就能万世师表。

这便是钟情于短篇小说之“轻”的风险。你要确知，这“轻”，是黄金与毒药，你若没有这般贵重与酷烈，你便慎言自己是以“轻”为旗的短篇小说拥趸吧。

未完

完整版请阅读纸质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