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个难题。仅从字面是无法解决的，须了解地方风物方可。此外，还有汪曾祺自己的笔误，应有适当的注解说明一下。

一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个难题。如人文社新版《汪曾祺全集》，小说第一卷的《异禀》，有句子：“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美味羊羔五香兔腿。”第二卷《异禀二》：“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一为羊羔，一为羊糕，同一种食物出现异文，总有一个是不对的。许多人从生活习见判断，多会认定“羊羔”正确，其实不然，“羊糕”乃汪曾祺故乡高邮的食物——冻结的白煮羊肉成块，吃时切片，正是小说中描写的：“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在另一处亦有佐证，一九九六年所写《国风文丛总序》有云：“最后为五香野兔、羊糕（山羊大块连皮，冻实后切片）……这些都是对于旅居的游子的蛊惑，足以引起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汪曾祺自然不会将自己家乡的食物名称写错，人文社全集所据小说版本是杂志的初刊本，若那里已是“羊羔”，或是杂志编辑想当然擅自修改的，全集也就沿袭了这一错误。这样的异文校勘仅从字面是无法解决的，须了解地方风物方可。校勘之难，可见一斑。

若说“羊羔”之误是编校之责的话，那汪曾祺自己的笔误就别有意味了。如一篇散文的开头：

“我的家乡是苏北，和长城距离很远，但是我小时候即对长城很有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常唱李叔同填词的那首歌：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送别》的歌词中，并非“长城外”，而是“长亭外”，看来是汪曾祺的记忆误差了，而这个记忆或许自童年即开始，否则不会言之凿凿写进文章里。联想到他回忆西南联大的冯文潜先生讲课，讲一首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冯先生说他的孙女念这首词，总是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这种童年的记忆有时真会影响甚大，也未可知。

汪曾祺在谈废名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竹林的故事》算是长篇，叫做故事，实无故事，只是几个孩子每天生活的记录。他不写故事，写意境。”事实上，废名《竹林的故事》是短篇小说，不是长篇，也不是几个孩子每天生活的故事，且仍以讲故事为主；符合这些描述特征的，其实是《桥》。这大约是汪曾祺凭记忆写出，乃有此讹误。另一篇关于葡萄的散文里，他说：“葡萄本都是外来的，但在中国落户已久，曹操就作文赞美过葡萄。”曹操并未赞美过葡萄，而是其子曹丕，在《与吴监书》写过葡萄（汪在别的文章里引用过《与吴监书》，自然是知晓的，不过此处笔误）。小说《礼俗大全》中，叙述孙家女儿能背诵《长恨歌》《琵琶行》《董西厢》，随后引用：“碧云天，黄花地，秋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不过，这首名为《端正好》的小令并不出自这三种作品，而是来自《王实甫西厢记》，汪曾祺显然误记为《董西厢》了。这样大大小小存在的问题，不在少数，应有适当的注解说明一下，但似未有好的注本，是有些遗憾的。

二

汪曾祺一九八八年所写散文《淡淡秋光》中，说起小孩子喜欢在秋天收集梧桐落叶，“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么？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俺们的秋天”一语，疑是戏仿小林一茶《俺的春天》。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俺”或“俺们”并非其方言，大约是在“用典”吧。

这是一种猜测，——牵来佐证，汪曾祺是读过小林一茶的，知道这本《俺的春天》。这篇散文里忽然出现 “俺们的秋天”，实在突兀，我便好奇心起，尝试解释一下。

年轻时代的汪曾祺读过小林一茶，证据是一九四六年写的小说《磨灭》（发表于同年九月二日《大公报》），开头写道：

“苍蝇搓它的手，它的脚。

（不要打了，苍蝇搓它的手它的脚呢。）”

这是来自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苍蝇》中所译小林一茶俳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一九二五年《陀螺·一茶的诗》亦收此俳句。）汪曾祺略加变化，重章用之，欣赏其间之趣味。

三

对影响汪曾祺的一些书，会感兴趣某些来龙去脉的细节。如清代吴其濬的著作，是汪曾祺40年代末在上海教中学时借来读的，不过似只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吴其濬另一部《植物名实图考》，或是后来找来看的；汪曾祺头次形诸书面提及这两部书，是70年代初与朱德熙的通信，很是推崇，将其推荐给老友读，至于新时期后，频繁在散文中征引其中语句，且抄下一段作小说《晚饭花》的题记。从他使用的娴熟及频次，应是手头已备，至于是何版本，因二书印行较少，或可推测一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乃一九五九年商务印书馆版，《植物名实图考》乃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版（汪读书不重珍本，只选便利获得的通行本）。汪曾祺激赏的《董解元西厢记》，初读应也是40年代上海时期，于旧书摊觅得，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普通的影印刻本，这本书对他以后写戏、写小说均有启发，如用韵文思维的方式，汤显祖所言“度尾”“煞尾”等。在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时，汪曾祺意外地在镇子里小书店发现几册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一口气全买下；这些书里除《十驾斋养新录》外，另三种他都使用较多，如在沙岭子时期，他偷闲写了《古代民歌杂说》，即以《癸巳类稿》里的材料考证古歌谣《雉子班》，算是现读现用了，若干年后写给朱德熙的信中又用《梦溪笔谈》或《容斋随笔》的记载谈油炸蛤蜊，后来的散文写作中，更是时时见之。明代王磐，是故乡高邮的先贤，以写作散曲闻名于世，其《野菜谱》未必人人皆知，汪曾祺应早听说过，不过此书印行稀少，他一直不得见全貌，直到80年代托人从家乡图书馆复印一份，才读到，写《王磐的〈野菜谱〉》一文，推介之。

四

汪曾祺曾说西南联大国文课教材选入林徽因的作品，引来议论纷纷。我很想知道有些什么议论，但他并未明说，我也未查到别的资料，只能试着略加推测。汪曾祺说联大中文系是“京派”的（此称谓由后世文学史家归纳所得，其时并无），国文课教材有倾向性，翻翻这本书的新文学部分，选左翼作家仅茅盾（《连环图画小说》）一人，京派则有周作人（《希腊的小诗》）、朱光潜（《文艺与道德》《自然美与自然丑》）、沈从文（《我的创作与水的关系》）、丁西林（《一只马蜂》）、林徽因（《窗子以外》），另外选入新月派的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陈西滢（《闲话》），也是与京派有莫大关系的，所以说是其倾向性引来议论，看来如此。至于为何非议的矛头较集中于林徽因，或许是“议论者”认为可议处最多：首先，林徽因非专业作家，其专业是建筑学，在文学写作上她类同 “票友”，作品存世数量较少——不过几十首诗、六篇小说、若干散文、半部剧本，以非专业作家的身份得以选入国文选，难免引来侧目；再有，“述而不喜作”的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此沙龙起着凝聚京派同仁向心力的作用（另一沙龙是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举办的“读诗会”），她等同于组织者、召集人，其在京派圈子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她名列《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审委员会，亦是标志之一），那她的文章选入教材，外人难免要想是否有人情因素的掺杂？依我所见，断然否认有此因素存在，与肯定有此因素存在都无必要，因任何选本必然体现编选者的倾向，其选什么不选什么，正是选本之特色，温吞水般模糊倾向，反而是平庸的、乏味的。因此，选谁未必可非议，要紧的是入选作品的水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如何呢？那就要说，这是篇很出色的文章，通篇以意识流手法写成，毫无生涩感，有着本土化之圆熟，可入新文学以来第一流的散文序列；或许更重要的，是此文透露出的知识分子于底层民众的负疚感乃至“原罪感”，以及知识分子对自己工作的隐然自尊自信，使得京派同仁深感共鸣，大有戚戚之感。而这种负疚感，也非京派知识分子所独有，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早从新文化运动之初，北大 “歌谣研究会”的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故事，民俗研究等活动，即已开始“到民间去”，就是共同怀着此心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似有着“代言”之用，体现了二三十年代生活较为优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就此看来，西南联大国文课教材选入此文，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要展示知识分子眼中的“窗子以外”的生活。

汪曾祺的文学启蒙，就是受着这样的“京派”主导之国文课教材浸润（他上西南联大之前，即已熟读沈从文小说，沈自然是京派中坚人物），发展出类似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观，以至多年后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他亦以此自豪。

五

由废名至沈从文，又至汪曾祺的传承，顺带说说学汪者——或贸然加以“汪派”一称吧。新文学以来，有一些作家开创了独属的文学观、审美方式及写作方法，以至引来许多的追随者，如鲁迅、周作人、废名、张爱玲等。汪曾祺源出废名、沈从文，但其特质是明显的，作品之魅力，自80年代以来，引来无数的学习者，直至今日不仅不衰减，更有发展之势。不过，不客气地说，三十多年来的学汪者大多碌碌，并未出现出色的，这是何缘由，或可探究一下。汪曾祺被文学史家归入最后的京派作家，或被称为“最后一位士大夫”（虽未必妥当），总归暗示着其作品的“文化内涵”，即意味汪曾祺简白平和的文字下，并非就是“白”，如同川菜中的“开水白菜”，其汤清澈，却非清水，而是熬制的鸡汤。80年代的汪曾祺复出，代表作品多写于此时，学汪者亦始于此时，他们生长于文化断裂多年的时代，先天不足，那“开水”便真是一清到底的白水，以此根基去追随禀有幼学底子（且不限于“文”，兼及书法、中国画、昆曲等）的汪曾祺，除去画虎不成还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