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关于“科学幻想小说”内部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学界大多在理论层面展开辩驳，而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科幻概念的生成与影响，则是更具开拓性的尝试。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爆发的“姓‘科’姓‘文’之争”为“观测点”，便会发现彼时倡导科学性的观点在今日叙述中庶几缺席。在补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科幻概念的生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在“原则”与“自由度”之间的博弈战。社会主义文化转轨时期科幻作者们争取“自由度”的人文主义方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科幻发展。这一个案研究既有助于清理当代中国科幻的若干本土议题与经验教训，同时也意味着科幻足以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重要入口之一。

关键词 科幻概念；科文之争；生成研究；自由度；社会主义文化

1983年香山会议后，众科幻作家聚于郑文光家中，左起为叶永烈、肖建亨、郑文光、王晓达、徐唯果。彼时中国科幻正处飘摇之际

一部科幻发展史［1］，同时也是概念的变迁史。仅就20世纪来看，五十年代中后期、七八十年代之交与九十年代以降的三大繁荣期，孕育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实践，并持续刷新科幻概念的实际所指。这也就为界定科幻概念的核心与边界，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本文并非致力于总结其“静态”内涵，而是强调概念与其所依存的社会历史语境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正如概念史学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提示，概念本身便是以语言形式贮藏的历史经验。概念的生成体现了特定时刻的集体需求，而概念的使用反过来也对社会历史产生影响［2］。循此思路，本文尝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审视科幻概念的生成过程，同时也以其作为探索工具去穿刺社会历史的深层问题。这并非一项纯粹的“考古”工作，回顾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反应方式，正是在为探勘未来之路积蓄资源。

在此思路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历史节点被凸显了出来。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科幻究竟属于科学还是文学”的激烈争鸣，简称“科文之争”。这场论争标志着科幻作者对该文类有了更自觉的思考与实践，科幻群体也在压力面前更加团结。下文将细致论述，这场论争如何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科幻的自身定位与路径选择，同时又是如何形塑了今日读者的文类常识与阅读期待。“科文之争”实乃当代中国科幻概念生成的关键事件。

然而，对于这场论争的理解却很不充分。目前的相关史论，大都基于当前的科幻观来裁决其意义与价值。回溯之举，往往会漏掉诸多历史的生成环节，“科文之争”中那些不同于今日“常识”的部分，也就变得有些难以理解，故而形成了把握当代中国科幻时的一个模糊地带。而本文的讨论，正是从廓清当前的认知状况开始。

一、三种叙述模式与再考察的必要性

“科文之争”的前提，乃是科幻长期以来是姓“科”的。20世纪30年代，科学文艺自苏联传入中国，希望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向青少年读者传播科学知识，科幻便是其中的子类别［3］。“文革”结束初期，伴随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明确提出，背负科普使命的科幻再次迎来繁荣。彼时的科幻仍未脱离此前的模式，从管理体制看，科幻作家隶属于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下的科学文艺委员会，而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又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而非中国作家协会的分支机构。至于发表平台，主要包括各级“科协”主管的报刊、各级科学技术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科幻至此仍是姓“科”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科幻界影响最大的“四刊一报”，这些报刊彰显了其时科学与文学的密切关联

“科文之争”的直接动力，正是向姓“科”的“血统”发起挑战。一般认为，起点是童恩正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此前一年，童恩正发表《珊瑚岛上的死光》并于年末摘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这象征着来自文学界最高权力的认可，它既为这一尚不独立的边缘文类赢得殊荣，同时也招致非议。《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便带有为这篇小说以及科幻的文学性辩护的目的，即便它涉及的是对整个科学文艺的看法。该文明确宣告了科幻的文学性与相对独立性，将蓄积已久的创作困惑摆上台面。后续争议主要围绕科幻的“科学性”、科幻的商品化与自由化、科幻评论的粗暴性、是否以及如何发展科幻等问题展开［4］。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中对科幻的打击和否定，也被视作顺延了这场论争逻辑的激进结果。“清污”后科幻发表平台大幅萎缩，创作队伍流失，这一争论也随之烟消云散。

关于这场论争，学界主要存有三种叙述模式。其一，“中断说”。此种最常见的说法将1978年至1983年视为科幻的短暂繁荣期，而肇自1979年的“科文之争”是其中的破坏力量，因为它干扰了这一文类的独立进程，摧残了刚刚萌发的生命力。由此升级出的“精神污染”论，更是直接打断了科幻的发展。叶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为这一创伤记忆提供了完整详细的个人记录。而这类创伤叙述也构成了科幻史的主流书写模式。以2017年底在中文世界出版的两部中国科幻文学通史——董仁威的《中国百年科幻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与日本学者武田雅哉、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两卷本（浙江大学出版社）——为例，均对此持有“中断说”的态度。同样是2017年出版的《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侯大伟、杨枫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中，亲历者谈及“科文之争”时，也大多认为它打断了彼时科幻的上升势头。

其二，“起点说”。与“中断说”相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场争论具有突破禁区的起点意义。吴岩便认为从这些争论开始，科幻小说逐渐走出科普范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它为中国科幻文学松绑，并找到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生长点”［5］。他强调中国科幻至此摆脱功利时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至今仍在这一延长线上［6］。吴岩的这一论断直接针对宋明炜的“中国科幻新浪潮”相关论述而发。宋明炜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中国科幻已发展出新的文学想象模式［7］。詹玲也与吴岩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启动了对于“文学性”的探索，迈出了文类转型的关键一步［8］。

以上两种看似相反的叙述模式，实则都以“文学性”与“独立性”为准则，强调摆脱少儿科普模式及其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在“科”与“文”坐标系上朝向“文”的摆动，无疑深刻地塑造了今日的科幻观，被落实到创作、研究与阅读等多个领域。在创作上，中国科幻最终卸下了工具论的包袱，基本上与少儿科普分道扬镳。研究与批评也朝着文学研究的范式靠拢，其研究与教学长期归属于儿童文学的学科建制之下。最后，这也建构了普通读者的科幻常识与阅读期待。而对科幻迷来说，能否阅读艰深的科学叙述是检验其粉丝“成色”的依据，但这里的“科学叙述”早已与科普目标下的知识点传授截然不同，乃是被文学语言再现的“科学”。

因此，第三种模式“消失说”就显得有些特殊。刘慈欣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文学时，曾把科普型科幻比作“消失的溪流”。他认为：“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特别是那时的科幻思想，我们大多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它扭曲了科幻的定义，把它引向了一个不正确的方向。这种说法至少部分是不准确的。建立在科普理念上的作品只能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类型，并不能决定它就是低水平的作品。”［9］相反，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类型存在，也是天经地义的，这正是“中国特色科幻”的成功尝试。“消失说”将被搁置的“科学性”拉回视线，重新申明了科普型科幻的价值，令人深思科幻多种类型之间的张力。

若将上述三种模式合而观之，便会发现它们都在突出这场争论的某个侧面，从中分化出各自的历史记忆与态度立场。科幻史叙述多由科幻迷建立，这既使得相关史论充满活力与温度，同时也带有鲜明的“局内人”视角。本文则希望更为整体性、历史化地把握这场论争。通过对一手文献的整理与阅读，本文发现这三种模式几乎都未认真讨论过“属科派”（即认为科幻姓“科”的群体）的具体观点。那么他们曾提出过哪些观点呢？

二、记忆的空白：“属科派”的观点及其逻辑

事实上，日后叙述中水火不容的“属科派”与“属文派”一直关系密切。吴岩曾回忆1980年7月的哈尔滨会议上，“科普科幻人之间没有芥蒂，大家共处一室，共同畅谈繁荣大计。”当时《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栏目的负责人赵之也在场，该栏目是“属科派”的重要阵地。即便这样，吴岩仍回忆说，“印象里的赵之很有思想”［10］。可资对照的是，叶永烈曾指出“科普小议”栏目喜欢发表批判性文章，并将这种“周期性的批评”戏称为“赵之规律”［11］。令人好奇的是，赵之所代表的“属科派”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能否发现其言行逻辑与文化症候呢？

具体来看，“属科派”的声音主要来自科协主管的一些报刊及其编辑、部分科普作者、科学家、评论家等。本文选取了鲁兵（儿童文学研究者）、赵之（“科普小议”栏目编辑）、甄朔南与钱学森（科学家）这三类人物的观点进行分析，以期观测不同维度上科普话语/体制的诉求与困境。

（一）“儿童教育者”鲁兵

鲁兵是这场争论中首先会被提及的人物，他在1979至1983年间持续撰文申明科学文艺的“科学性”原则。其中，《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一文谈及科幻对科学和文学的双重污染，并不点名地批评了叶永烈的《自食其果》［12］，这引起了科幻群体的不满。由童恩正牵头，四川12位科幻作者联名发表《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反驳鲁兵的观点［13］，鲁兵随后以《报十二同志书》回应［14］。

《文谭》1982年第8期刊载12位科幻作家支持叶永烈的联名信《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

这并非鲁童二人的首次“交锋”。鲁兵的《灵魂出窍的文学》一文便直接针对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强调“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做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15］。但两文的对立从一开始便错位了，虽然表面上谈的都是科学文艺，但童文关怀的是科幻，而鲁文则是总论包括科幻在内的整个科学文艺。科学文艺将科学性视作第一追求，无可厚非［16］。不过，科幻作者们对这一错位毫不在意，他们正好“将错就错”地把矛头对准工具化、模式化的科普创作方式。“灵魂出窍”的说法，精准地戳中了痛点，他们的目的正是要名正言顺地“出窍”。

“灵魂出窍”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至少在1958年引进的苏联著作《论科学普及读物与科学幻想读物》中，在谈及科幻的科学性时，便指出必须要以科学材料为依据，“否则，科学幻想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失去灵魂。科学幻想越接近于科学或是技术，越可靠，它就越有价值。”［17］具体到鲁兵，他将“科学性”与“灵魂”画上等号，实则是从儿童文学作家兼研究者的身份出发的。他将自己所有关于科幻的言说都收入其儿童文学论集中，而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他的主业仍是编撰《365夜》这样的儿童读物［18］。当时科幻的目标读者是青少年，在他眼中，科幻自然属于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一贯主张“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并在新时期引发大讨论。儿童被视作“一张白纸”和低免疫力的，有待将正确思想灌输进灵魂之中。因此他强调要千百倍地提升创作的责任感，不能离开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总方向［19］。

鲁兵（后排左一）与小朋友们在一起

教育性与思想性是鲁兵的核心关切，同时也是当时科普文化判定自身成败与否的关键。为此首先要强调文学以及文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灵魂出窍”相对应的，是标举从苏联引进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说。对于“灵魂”正确性的强调，延续了20世纪革命话语的一贯思路，即认为从主体思想和文化领域入手，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林毓生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时曾指出，中国的一大传统便是将“思想”视为最大动力，而这种强大的惯性促使人们忽视不同个体、不同领域的区别，强调在它们之上有着更高、更具决定性的指导原则［20］。就科幻来说，除去科学性与文学性两大维度，还有一个被今天忽略但其时却居于第一位的指导原则，即“思想性”，虽然它的含义在论争发生时已经汗漫而空洞。当时官方制定的科学文艺评价标准，第一要素便是“思想性”［21］。如此推崇“思想性”，是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方向，才能激发“有益”的创造力。因此，在借助文学形式普及科学知识时，一方面对文艺形式极为倚重，将之看作点燃兴趣，塑造灵魂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视之为危险的火光，时刻提防它的延烧与越界，这不得不说是社会主义文化内部极为纠结的矛盾之一。鲁兵的相关言论便可在这一背景下加以认识，而其本身正是此种矛盾的生动表征。

（二）以“编辑”作“普及”的赵之

另一个必定会被提及的“属科派”，是时任《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栏目负责人的赵之。该栏目创设于1979年4月，乃是“属科派”的重要阵地，1981年这一栏目的文章便被编辑部汇集为《科普小议》一书出版。该书序言为陶世龙所撰的《还是议一议好》（1980年12月），文中盛赞该栏目建立起了民主健康的讨论氛围。可在叶永烈看来，该栏目粗暴压制了反批评的声音，而且是这场争论中少见的极不公正的报刊。据他统计，自1979年7月19日至1984年4月7日，该栏目刊发专门批评他观点与作品的文章共计14篇，而他本人寄给该栏目的反批评文章8篇，得以发表的只有2篇。颇为戏剧的一幕是，他曾将批评陶世龙的文章寄予赵之，最终未获发表［22］。至此，两种言说、两类观感相互对峙。

如前强调，本文希望在与双方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观察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运作机制。赵之虽在科幻群体中形象不佳，却是编辑出版队伍中的资深从业者。如果说鲁兵是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展开批评，那么赵之的着眼点便是编辑出版。1980年7月，他曾专门撰文解释为何不再继续刊发反批评文章，此文也是《科普小议》一书的后记：

每当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一种矛盾：问题趋于专门化了，专业性太强了，这是会脱离《中国青年报》特定的读者对象的。例如，在叶永烈同志反驳甄朔南同志的第二篇批评意见（《科学幻想从何而来》）的文章中，他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有关恐龙生活的地质年代、恐龙蛋经历七千多万年的沧桑有没有可能不至石化等等，对一般读者是过分专业化的知识……于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这场反复辩难。［23］

“遗憾地中断”可能只是托辞或一时的想法。在《科普小议》成书约一年半后，“科普小议”栏目刊发了鲁兵的《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继续批评叶永烈的观点。稍后的5月4日，叶永烈撰写反批评文章《又来了》，再次未获刊发。如此曲折，令人好奇“小议”为何如此难议？

《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其目标读者是全体团员以及全国各族青年。赵之在《报纸科普副刊的方针、任务及其它》一文中指出，科普副刊的读者更多地是“从一般文化素养的意义上需要涉足科学领域的普通读者，而他们是潜在的、未来的科学爱好者，更值得我们去发掘”，因此科普副刊的任务更接近“科学启蒙”［24］。换言之，在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中，《中国青年报》知识副刊上的“科普小议”栏目的站位是“普及”。在《发挥报纸副刊的优势——科普副刊的编辑工作》一文中，赵之进一步指出他们的职责是在科学上对读者负责，并利用报纸副刊周期短、战斗性强且社会影响力大的特点，对有倾向性的问题有责任展开争鸣［25］。由此，“科普小议”栏目在“科文之争”中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赵之，我国首批高级编辑之一，1954年便倡导在《中国青年报》创办科学副刊

编辑所扮演的，正是上下沟通的角色，亦是自上而下宣教系统的枢纽。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生产机制中，编辑出版是党和国家规划和调控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明确的秩序和规范。而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编辑会自我要求向读者负责，帮助读者对接到“正确”的思想文化资源，因而是将宏观思想与微观个体联系起来的中介。科幻也不例外，它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繁荣是在1956年“向科技进军”的号召之后，由国家强力策划、组织和推动，具体的落实人便是各级编辑，他们不仅要组稿，甚至亲自下场写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高潮中，编辑依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前一次不同，在科幻“独立化”的进程中，部分编辑及其所在的官方出版物与科幻群体展开了话语权与合法性的争夺。

至此，科普副刊及其编辑的内在矛盾暴露了出来。其所负责的两极，即党—国和读者的地位并不对等，而是有着自上而下的“优先性序列”。赵之申明，科普副刊的首要任务是“围绕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成为党和青年之间的纽带”［26］。就是说，首先要配合党的工作重点。科学普及的最初目的本是实现科学知识的全民所有，但最终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传播霸权和号称“正确”的固定模式，亦即科普学中所谓的中心广播式科普。它的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衍生出来的，实行一元化的组织架构，这在新的历史阶段遇到了严峻挑战。

（三）以“科学”审“科幻”：甄朔南与钱学森

对科幻的批评还有一部分来自科学界。科学家与科幻作者的冲突，最典型地发生在古生物学家甄朔南与叶永烈之间。1979至1983年，围绕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27］，双方展开了持续争论。该小说讲述的是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利用恐龙脚印化石孵化出小恐龙的故事。而叶永烈创作此文的起因，恰是缘于拜读甄朔南与董枝明合著的《恐龙的故事》（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也就是说，叶永烈是在获取甄朔南提供的知识之后，进行“科学幻想”，继而遭遇对方关于“科学性”的质疑。

甄朔南首先举例说明《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的反科学逻辑，将之视为不科学的故事，并总结说：“伪科学只能导致无益的思想混乱。一句话，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28］叶永烈很快便逐条反驳，申明自己并非不懂科学知识，而是“用幻想之笔加以延伸、推理”，认为不能“把科学幻想当作科学论文那样进行审查”，并判定当下的科幻创作“幻想色彩还远不够浓烈，有点太拘泥于现实”［29］。紧接着，甄朔南又借用列宁的观念申论：“有益的幻想必然是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预见。”［30］叶永烈将针对此文的回应文章《再谈科学幻想的合理性》投至“科普小议”栏目，再次未获刊发，日后全文收入《是是非非“灰姑娘”》中。叶永烈在文中总结二者的分歧在于：“他是从是否符合现实科学的尺度衡量科学幻想，而我认为科学幻想是今天的科学加合理的推理，不局限、不拘泥于现实科学。”［31］二人分歧的焦点始终是“科学幻想”的真伪问题，且一直绵延至1983年。

在这段公案中，出现了“伪科学”这样的“帽子”。当时的科幻作者中，自然科学家的比例很高，当然很难接受这样的判定。但问题不只在于这顶“帽子”，还在于“伪科学”的说法标示了当时的科学观。如果科学幻想越过科学观的边界，就会被视为“伪科学”。而这场“危险游戏”中，裁判员是科学家群体——确定的科学知识，或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符合科学原则的推想，才是“真”的。

以此视之，科学幻想的分寸变得极为敏感，“重要的事情是要掌握假定的分寸和性质”［32］。叶永烈的思路若延伸开来，便是科学假设、科学实验、科学构想如果具备相当的严密性和说服力，而且“像是真的”，是否可以成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合法创作方式？科学本身是否包含一系列假说、推测与虚构？这些议题在科学观尚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只能以真伪作结，无法被推演开来。

来自科学界最权威的批评莫过于钱学森的观点。与甄朔南这样的专家不同，钱学森对于科学与文艺的关系有着更为系统的看法。他将科普视为一项国家规模的战略任务，这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路：总体规划与科学管理。总的定位是，科普要与“实现‘四化’紧密联系起来，不能离开这个目标，这个中心”［33］。科普应当紧紧绑定在生产力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战车上，并随着国家计划与相关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目的性。

1986年6月，钱学森（左三）当选中国科协主席，之前他曾担任六年副主席

在他看来，只有借助科普，抽象的观念才能作用于实际的劳动者，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我们无产阶级搞科普呢，就更需要有眼光了。单纯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不够的，要讲‘转变’，要讲‘变成’才行。”［34］而这正是冷战格局下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应用方案。他强调无产阶级不单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且需要具备先进觉悟和远大理想，所以科普作品也要注意普及正确的世界观。总之，从完成以上这些目标的角度看，隶属于科普工程的科幻，“绩效”着实不高，而且很容易偏离实用性与正确性的轨道。所以钱学森批评道：

我们需要幻想，但一定要有科学这个前提。科学本身比有些人鼓吹的所谓科学幻想高1000倍……我们不是靠胡扯，而是要靠科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读者！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要借助文艺的表现手段。但采用文艺的表现方法，并不是叫我们去瞎编一套。［35］

一方面，他认为科幻是科技发展催生出的新文艺形式，但另一方面又对科幻“估值”较低。比如1980年钱学森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邀请作报告时指出：“科学本身就是充满了幻想，充满了神奇。科学的幻想，科学的神奇，比科学幻想家脑子里头的幻想和神奇要大得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挖掘出来，用文学艺术的形象把它们表现出来呢？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36］在他看来，科幻相较于科学是次一等的，应当用文艺的形式表达科学的美感与神奇。同年他在科协大会的报告中认为应当用科技改造文艺，而不是反之［37］。1981年他在提及科教片制作时更是明确提出，“科学幻想作品不科学就成了污染”［38］。“污染论”在“清污”期间被反复征引，成为钱学森反对科幻的“罪证”。

198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综上所述，钱学森的观点代表了在总体发展战略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追求的后发国家对于科学的倚重。国家希望将科幻锻造为培养和调动“智力资源”的工具，但又不能使其偏离现实轨道。如果离开这些背景，也不能够理解中国科幻文类独立道路上的“现代化语境”。

三、如何认识“自由度”：社会主义文化转轨中的科幻

以上通过梳理“属科派”的典型观点，从文化观念（文学教育观、科学观）、管理体制（编辑出版）乃至总体战略（现代化）等多个层次勾勒了科幻所处的时代语境。这也就为理解科幻概念的生成搭建了崭新的视域，促使我们将关注点由文类流变转向更加具体的历史情境。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科学文化管理体制变得更为可感，而当时的科幻显然只是其中一个环节。1979至1983年间科幻争取自身独立性的坎坷过程，也需要放在这一过程中来理解。

上文已触及这一体制的若干特征，包括严密的组织化、高度的计划性与实用性、鲜明的政治导向等。1949年以来这套集中、高效、快速的运作机制，确实更为有效地统筹了全国的科研资源，实现了关键性的科学技术突破，大力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因而成为了时代的必然之选。“文革”结束后，重构社会秩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现实任务以及国家发展上的落后感、危机感等许多因素，叠加出举国上下尤为强烈的急迫感。在此情境下，一方面要确保稳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赋予社会与个体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个体的活力与创造性，以更好地推进建设事业。而科幻写作便正是一种激发个体求知欲与创造性的写作实践。

不过，在“科文之争”发生的时段内，不同社会群体、职业群体以及个人的自由度尚未明确且处于不断调整之中。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宣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自由度设立底线。而在同年底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则大力倡导宽松的文艺政策，周扬在会上明确强调，在坚持文艺正确反映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下，“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创作，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我们要提倡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同时更要鼓励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39］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40］这一时段内，关于“创作自由”的肯定可谓达成了共识，但在文化管理中如何具体平衡“原则”与“自由”的关系，却殊非易事。事实上，当时的管理层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也没有具体的界定，这自然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诸多游移地带。其时讨论的焦点是创作自由如何与自由化区分、创作自由与商品化的关系、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如何协调等种种难以厘清的话题。而这些也都反映在“科文之争”的具体讨论中。

此外，在确保基本原则与正确方向的前提下，不同领域的自治程度具有明显差异。文艺领域相较于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取得共识与平衡更为艰难，而科幻的命运变化便是一种颇具指标性的存在。1980至1981年间，情势变得较为暧昧。按照汤寿根的说法，科普创作“从1980年底开始，悄悄地进入了‘晚春’。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文艺界正在酝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41］。而从1982年初至1983年对于科幻的持续收紧，最终导致了自由空间的萎缩。

“科文之争”正是科幻作者争取自由度的产物。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理念之争，而是以突破科普作协管理体制与科普创作模式为目标的“突围战”。科幻，这一交叉性的文类，成为职责分明的体制内部的一个“变量”。科幻在体制安排上隶属于科协，而非作协，因此“属文派”的观点自然就“越界”了。其时的管理体制对这一“越界”行为，采取了带有强烈惯性的应急式、组织动员式与行政管理化的批评方式。可以说，在这场论争中，既有“批评”与“反批评”的层面，更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层面。刘兴诗的回忆便是一个鲜活例证：

第二次低潮中，在北京国务院第四招待所开了一次规格很高的批判会，重点是背靠背批判叶永烈，进一步加强对科幻批判的措施。因为在科幻作家中，我的观点和其他科幻作家有一些差别，所以在整个大批判中，我属于“争取”“团结”的对象，上面不止一次派人与我恳谈，想把我拉过去。当时，正好我在地质部开另一个会议，有人就邀请我参加一个批判科幻的会，希望我从科幻作家的角度，站出来现身说法，支持这个会议。在科幻作家中，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其他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清一色一边倒的评论家，配合中国科普作协，是带着嘴巴来发言的。各省市科普作协的代表，是带着耳朵来听会，回去准备忠实执行的。当然，还有一些倾向明显的记者。会议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42］

召开闭门会议、自上而下地传达指示，这显然已经严重脱离了创作实践，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惯性操作”与“表演仪式”。故而，刘兴诗在会上的坦言，才能引起同道的共鸣：“科幻小说是小说，可以发挥科学普及的作用，也可以不这样写，不是非宣传科普知识不可。你在行政上管理，那是你的事。我们怎么写，这是我们的事，不能强迫我们一定要跟着你的鞭子走。行政手段不是万能的，绝不能改变科幻小说属于文学范畴的根本性质。”［43］科幻小说对于行政管理的离心力量由此可见一斑，而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在最有可能失控的“科学幻想”面前，表面看似强势，实则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在原则之下培育活力与多样性，一直是社会主义文艺管理的难题，而将政治原则直接照搬、机械对应于文艺批评当中，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也日渐暴露了它的“外行”属性，丧失了起码的说服力。

在拒绝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同时，科幻作者喊出“我们怎么写，这是我们的事”。这场事关“自由度”的博弈，深深地烙印于本土科幻的生成脉络中。实际上，这一时期重要科幻作品的突破性，并非在于文学形式上对于“怎么写”的探索，而依然在“写什么”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来说，便是科幻作者们自觉追求将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引入科幻写作之中，希望在科普之外更具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感，建立写作与“心声”更为直接、真诚的关系。正如科幻作家金涛所说：“中国的科幻小说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它仅限于表达理想的追求，或者是简单化地阐释科学、普及知识的故事，很少去触及现实，更谈不上对现实的批判了。”［44］他的《月光岛》，便是运用幻化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反省。而在这方面最典型的科幻作家莫过于郑文光。郑文光是“科幻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剖析人生，反映社会”，他的《地球镜像》《命运夜总会》等作品便是这些主张下的实绩［45］。

童恩正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科幻的总目的不在于介绍具体知识，而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46］。郑文光、金涛、王晓达、魏雅华、叶永烈等一批科幻作者，正是在人生与社会的维度上开拓了科幻的写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郑文光等人依然强调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并未突破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是试图以现实主义为突破口将边缘的科幻文类融入“文学之林”。可以说，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深深地烙印于中国本土科幻的血脉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童恩正自觉的“民族化”写作尝试，包括《西游新记》《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等，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开辟了本土科幻的可能空间。

20世纪八十年代的郑文光（左）与叶永烈

吴岩曾用“社会化”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征，认为“科幻小说在社会认识深度上得到了大的提高，但逐渐远离了科学本身和科学探索过程为文学造就的独特话语环境”［47］。这一判断可谓精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价值被高度重视，成为表达内心诉求与承载价值关怀的最重要载体。科幻向主流文学靠近，反映出科幻作者作为时代中人最真诚的选择。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占据了彼时科幻的价值主流，科幻作者们虽然也都认同科学幻想不应当违背基本的科学原则，但这种认同方式反而悖论性地导向了将科学原则“高高放起”，导致了对于科学理解的虚空化。同时，这也在客观上加深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分野，科普型科幻渐成“消失的溪流”。

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科文之争”中关于科学性与文学性如何协调的困惑在很长时间内被悬搁了起来。“科学性”的要求被视作创作自由的对立面，被等同于表现社会与人生的束缚。时至今日，在中国大众的接受视野中，科学的文学表达、文化产品中的科学符号，依然是相对陌生的存在，这对于科幻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自然十分不利。而在本土科幻写作中，“科学本身与科学探索过程”对于科幻文学的改造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

至此，本文的讨论进入尾声。本文努力在更为全面的历史视野中理解科幻概念的生成，将之放回到多个维度的交互中加以理解。“科文之争”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科幻的软硬之争，或一场无谓的争论，它实际上提供了中国科幻寄身其间的参数坐标，表明了当代中国科幻是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规定性下生长的，进而探寻自身的突破之道。它对“自由度”的理解与特定的反应方式，既造就了新的优势，同时也设定了自身的局限。当代中国科幻需要整理这些经验，更好地挖掘与激活这一文类的历史可能性。而当代中国也需自觉突破以往对于文艺发展的简单理解与支配模式，在其内部预留出充分的灵活空间。对此，雷蒙·威廉斯在论述共同文化的设想时曾给出一个绝妙的比喻：“工人阶级运动中，虽然那紧握的拳头是一个必要的象征符号，但握紧拳头并不意味着不能摊开双手，伸出十指，去发现并塑造一个全新的现实世界。”［48］科幻无疑只有在“伸出十指”时，才能激发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与启示性的价值与经验。

流沙河先生曾演示“幻”字之由来，这也启示我们重审“文学幻想”的位置与价值

注释：

［1］本文所讨论的“科幻”专指“科学幻想小说”，不包括科幻影视等文艺形式。

［2］参见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3］关于科学文艺与科学幻想小说的介绍，详参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收于《儿童文学研究（第7辑）》，《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编，第1—14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

［4］关于“科文之争”的具体内容，参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第37—38页，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5］吴岩：《亲历中国科幻30年》，《科技潮》2009年第10期。

［6］李刚、卢家希：《科幻，带着惊喜与困惑回归》，《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1月15日，第T69版。

［7］参见宋明炜《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文学·2013春夏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第7—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8］詹玲：《1980年代前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二十一世纪》（香港）2014年第8期。

［9］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第84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

［10］吴岩：《难忘哈尔滨之夏——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暨少儿科普研究年会》，《科普创作》2018年第4期。

［11］［31］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571页，第3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鲁兵：《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中国青年报》1982年4月24日，第4版。

［13］童恩正等：《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文谭》1982年第8期。

［14］鲁兵：《报十二同志书》，《文谭》1983年第3期。

［15］鲁兵：《灵魂出窍的文学》，原载《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14日，转引自《科普小议》，第24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

［16］事实上，鲁兵在《内容、形式及其结合——就〈灵魂出窍的文学〉一文答友人》（1980年7月）中，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双方都只谈及一个方面，均不够准确。而且童恩正的《晖晖的小伙伴》和刘兴诗的《小哈桑和黄风怪》正是经他之手出版，后被收入其主编的《365夜》。这些历史细节早已被今日的讲述遗忘。

［17］［32］叶·谢·李赫兼斯坦：《论科学普及读物与科学幻想读物》，祈宜译，第29页，第29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

［18］参见汪习麟《鲁兵评传》，第227页，希望出版社2001年版。

［19］参见张永健主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第380—381页，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20］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涵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政治秩序与多元涵义——社会思想论丛》，第299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21］“思想性”是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在科普作协会刊《科普创作》创刊号上提出的，参见周培源《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科普创作》1979年第1期。

［22］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633、636、641页。此外，还有署名“贵一”的批评文章《思想上的黑影——读惊险科幻小说〈黑影〉有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头版。

［23］赵之：《后记》，《科普小议》，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第69页。

［24］［26］赵之：《报纸科普副刊的方针、任务及其它》，《科普学文汇》，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编，第198页，第1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5］赵之：《发挥报纸副刊的优势——科普副刊的编辑工作》，《科普编辑记者入门》，中国科普编辑作者协会、北京科普编辑作者协会编，第190、191页，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

［27］叶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少年科学》1977年第2—3期。

［28］甄朔南：《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国青年报》1979年7月19日，转引自《科普小议》，第16页。

［29］叶永烈：《科学·合理·幻想——答甄朔南同志》，《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2日，转引自《科普小议》，第20、21页。

［30］甄朔南：《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14日，转引自《科普小议》，第23页。

［33］［34］［35］钱学森：《把科普工作当做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记钱学森同志的一次谈话》，《科普创作》1980年第3期。

［36］钱学森：《钱学森同志谈出版工作》，《中国出版》1980年第10期。

［37］钱学森：《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科学文艺》1980年第2期。

［38］钱学森：《钱学森谈科教片创作》，《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第3版。

［39］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40］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第2版。

［41］汤寿根：《中国科普作协成长的忠实记录——〈科普创作〉杂志》，《科普研究》2010年第2期。

［42］［43］《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侯大伟、杨枫主编，第125页，第1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4］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科普研究》2016年第1期。

［45］关于郑文光“科幻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详见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46］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47］吴岩：《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科幻文学入门》，第229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48］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第345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