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提出了他的“寻根”之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其更是不无焦灼地提出“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1】这样的发问，成为了寻根文学的发轫。一直以来，对如何寻根，寻何种根，一直是学界讨论甚至争论的所在；但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其“提出‘问题’”本身，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问题”何以通过文学得以发抒和生成，以及被发现与被指称的“问题”如何激发文学内部的力量。事实上，纵观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问题”的提出，始终贯穿着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文化寻根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历史命题的延续”，“是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交汇的总体背景中，此一时代的人们在被动的局面中所作的主动反应，希望变通传统以进入现代文明”。【2】不得不说，二十世纪便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乃至试图处理问题的历史时间。

“五四”前后，随着西方问题小说尤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流播，加之国内社会现实问题的积聚，文学开始将重心下移与扩散，自觉地正面回应社会积弊与现实命题，“问题小说”的创作蔚为大观，周作人、鲁迅、胡适、冰心等知识分子纷纷追及文学如何承载社会政治与时代历史之“问题”。主要作品有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胡适的《一个问题》等，可以说，“问题小说”的出现，其中关乎“人”的文学以及“为人生”写作的强调，是启蒙时代的文学发抒，意味着现代中国以文学对焦“问题”的叙事探询。与此同时，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启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中既关乎现实人生、性别阶级，同时也涉及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等，在具体实践与根本解决之间，新文化阵营内部的胡适、李大钊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间既有文学的呈现，又有理论的延伸，代表了二十世纪一以贯之的精神求索。

及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四”退潮，革命文学兴起，文学开始从主动聚焦社会人生与国民精神，到被社会历史和阶级政治所裹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战争及其相关联的阶级、情感、生活，成为了文学新的“问题”。及至延安时期，这样的问题形成了文学新的命题与困惑，“五四”所一度深入探究的文化精神难题于彼时发生了反转，其更是指向了原本生产和发明问题的知识主体，“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这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颠倒，形成了一种去神圣化的精神局面；而且，既定的“问题”成为了文艺的“任务”，文艺从引领者成为了跟随者和服从者，从发问者变成了被发问者与被质疑者。“文艺工作者们对自己描写的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3】在新的审美政治与新的阶级关系到来之际，观照与生产“问题”的装置开始重设，在此境况下，文学如何面临自我的书写与转向问题，文学自身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及结构问题的能力是否还存在，又以何种方式留存，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存续与发展的头等难题。

可以说，延安文艺所代表的新的政治文化及其支配下文学新的生产方式，对后来整个中国文艺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赵树理的出现，同时意味着“问题”的终结与另一种延续，其恰恰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对新的“问题”的映射和省思。赵树理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接续五四以来的问题倾向，回到人的自身以及人的觉醒和自我发现，另一方面遵循延安文学的问题导向，从而将旧的形态与新的境况勾连起来，传达出革命战争语境下文学面临与生产的“问题”的价值转移。这样的状况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在灵魂的摇摆中历经苦楚，心中之困惑倾泻而出：“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从传统到现代，从旧式到新潮，从日常到革命，其中的转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内心之疑窦与言行之踟蹰所在颇多，这在对生命有所期冀的“有为青年”林道静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她那里，人生的问题逐渐转化成了革命的问题，这也预示了50-70年代的历史转圜与伦理倾向。从为社会主义与工农兵服务，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与受困，再到反右与文革文学的遭际与困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了自身的曲折。

1976年，乍暖还寒之际，北岛在《回答》中发问：“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然而，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刻文学所生发的问题不同，北岛在《回答》中的设问不期待任何答案，他向荒诞残酷的时代抛出了严峻的质疑，将巨大的问号悬置在暗浊朦胧的历史星空。随后，新时期文学在自我之背反中，仍旧肩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陈因，文学在“伤痕”“反思”的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寻向曾经被损坏而渐次消泯的民族之魂与文化之根，可以说，寻根思潮重新恢复了“五四”以来文学追寻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功能。

02

如前所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韩少功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为标志，中国新文学的秉性与品质得以再度延续。具体而言，韩少功在他的文学寻根主张与小说叙事中，恢复了“五四”以来小说直接发现、命名甚至结构“问题”的传统，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元化的中国文学写作状态中，是极为可贵的，寻根小说探询之“问题”，与“五四”一代的“问题小说”的衍变相接续，昭示着文化追索与精神启蒙的回归与发散，这就不难理解韩少功在《爸爸爸》中的丙崽为何一直以来都被指认为“五四”国民性批判的当代形象。可以说，如果要重估韩少功及其寻根文学的意义的话，对“问题”本身的聚焦，重新探询“问题”在文学内部的涌动、周旋乃至悬置，是文学得以从中获致创造力与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不得不说，文学寻根的意识、观念和思潮背后，蕴蓄着新时期文艺发展的蓬勃生机，然而，解冻后的中国，同样暗含着隐忧，产生着种种难以纾解的“问题”。1980年围绕“潘晓来信”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八十年代初路遥的《人生》中投射的时代与人生难题、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再到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女性主义文学的挣扎与突围，文学的通俗化与商业化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直至新世纪中西方的跨文化交错与冲突，网络文学与文化的勃兴，等等，都可以见出，历史的问题与时代的困境，往往被纳入文学的统辖之中。不得不说，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其中所涉及与彰显的“问题”的范畴极广，而文学如何通过“问题”的结构与生产，揭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困惑和处境，成为了中国文学发展流变的当代性旨向，并且不断丰富着当下的文学表达。

1985年，韩少功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作为他所提出的“文学寻根”概念的实践。一个封闭的村庄浮沉于浸淫着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语言中，向我们展开了它的朴素与神异、愤怒与祥和、野蛮与恐惧、死亡与新生。鸡头寨最终在一场与外村的械斗中战败，青壮男女在老弱自戕后，唱着祖先存留的“简”迁向了更深远的山林。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悲壮浩大的动乱中，包蕴着一种令人惊惧的强大生命力。

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褪了红，结了壳。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向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

“爸爸。”【4】

在小说的最后，丙崽见证了老人的死亡和青年的出走，那句“爸爸”是对前一阶段生命的送别，也是在新的生命轮回开启预言。这种根植于个体生命与群体经验的力量，源于一种久远的文化记忆，而在文化寻根的一连串“问题”中开启新的言说。可以说，韩少功的小说以直面问题与困境的姿态，纲举文化和叙事，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和斟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叙事的勾连求索而逐渐浮露久已沉落的质地；而叙事也因文化的驳杂深邃，寻获了自身的精神依托与内在品格。尽管其中不乏彼此之间的对话协商，甚至是龃龉对抗，但是文化与叙事在韩少功那里始终并行而不悖，且相得益彰。“‘寻根’文学是中国文学‘开始了风格化时代’后所出现的一种自觉的寻根意识，‘寻根’文学正是文学‘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然融合。”【5】可以说，文化寻根一举击中了失神的地方精神与民族文化，释放出一种尖锐深刻的内力，穿透过往的精神虚空与文化壁垒，激活了文学中的“寻根”基因。“这种对民族审美文化追根溯源的切望，便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的发展，呈现出相一致性，是中西文化交流后艺术系统自主调节的结果，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积极成果，尤其是对民族当代文学迈入世界文学之林这样一种崇伟目标处心积虑的尝试和努力的体现。这构成了对‘文化寻根’的主要动机。”【6】在这里，“寻根”叙事具有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性质，是世界范围内形成共振的文化思潮，“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人的幽默传统和‘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是否有关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和哲理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7】而寻根文学的叙事探索，事实上正是溯及中国内部传统的当代表达，换言之，其所追索的是民族自身真正的问题与困惑，也即瑰丽而辉煌的文化何以为继，又何去何从。

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当代意义中的“寻根”？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寻根之途觅向何处，寻的是何种根，而是当下我们为何重提寻根，为何还要强调寻根，尤其在资本与政治的双重裹挟下，如何探寻极易被篡改被遮蔽的文化之“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出：“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这使得韩少功的“寻根”在外向的寻找与索求之外，更赋予了自省与反思的意义。20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的内力一度在激进高昂的政治话语中弱如蚊蝇；而新时期勃发的力量却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于浓艳斑斓的资本迷雾中渐趋黯淡。在这一困顿境遇中，“寻根”成为了“重铸和镀亮”自我的关键所在。“寻根”不仅是目的，更是问题与方法。通过“寻根”这一行为本身的操作，发掘“根”的生长脉络与内在活力，开启经验的累积与流转。尤其到了新世纪，小说的问题意识开始削弱甚至隐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文学遭遇了新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不再承担社会批判功能，在“问题”丛生之时，却主动让位与隐身；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日益明显，文学的总体性功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问题”被不断切割，以至无法重拾“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具体实践与根本解决的眼界。质言之，文学介入现实的欲望消减，有所针砭、有所批判以及有所反思的写作已经削弱，需要重整内部的精神强度以及囊括和吐纳的能力，因为文学在失去凝聚和概括问题的功能的同时，必定会遭遇自身难以纾解的困局。

在这种文学与历史语境中，韩少功的文学寻根才显得尤为重要，文学之根不仅代表着文学探究文化传统与文明赓续的努力，更回到文学的表述组织与精神肌理，回到文化的观念创生与经验参与，最终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达成文学对社会思潮的互动甚至引领，如是，才是当下重返文化寻根的题中应有之义。

03

可以说，寻根文学一开始便携带着强烈的文化关切与问题意识，聚焦的是精神危机中的深层焦虑。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与《棋王》《树王》《孩子王》，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葛川江上人家》，郑万隆的《我的根》与《老棒子酒馆》《走出城市》，等等，在解冻之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隐形而又显在文学派别，一方面寻根文学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其文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特征是一种累积式的发散；但另一方面，彼此的创作实践却劲儿往一处使，形成了相通的文化主张和精神旨向，在80年代中后期的当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其影响一直波及至今。更重要之处在于，整个“文学寻根”思潮中理论与创作的双重自觉，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文学与问题相互生产的进程相类似，其兼具完整成熟的理论主张与丰富深刻的文艺作品，且两者集于一身的作者所在颇多，将问题的提出以及问题背后的时代隐痛、一代人的精神困惑与求索以及由此造就的社会文化变革充分加以展现，也因此达致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极为可贵的从文学派别到文化观念，再到社会思潮的蔚为大观的历史演化逻辑。正如阿城所提出的文学之“问”：“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是国家的事，是几代人的事，想要达到先进水平，早烧火早吃饭，不烧火不吃饭。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没有深广的文化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8】由此可见，文学的寻根意识在高度的自觉中不断累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观念，在80年代不断蔓延，形成集群化的影响。不仅如此，文学派别与文化观念还不断演变为社会思潮，不仅在当时引发强烈的精神共享，而且时至今日，还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进程，尤其是对文化之根的认同和追寻，成为文学实践与文化探索的一种元叙事。

在这个过程中，“根”所对应的是不可取消的时代“问题”，而“寻”则意味着在缺失与焦虑中处置问题的方式。“寻根”除了对“根”追溯与彰显外，更应该看到的还在于“根”的自身，也就是根的生长环境与存活状态，根所深系的土地以及所存活的土壤，其中无不隐现着乡土与城市的双重纠葛、传统与现代的彼此博弈。其中之“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场。在韩少功的《女女女》中，这两对矛盾被集中于幺姑一个人的身上，并在她单薄的生命碰撞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在城市的生活中，作为传统女性形象的幺姑，社会身份与伦理身份的被模糊甚至擦除，丧失生命的主体性；在回归传统的乡土之后，幺姑生命经历更大的转圜，她开始野蛮生长，向兽性退化。“南橘北枳”的文化水土不服使得幺姑晚年的生命呈现出断崖式的巨变。纵观幺姑的一生，其身上所呈现出的长时间的压抑与瞬间的爆发，高密度的缺失与过量的找补，两种文化形态的碰撞深刻地投影于个体生命内部，而诸种力量的纠缠与搏斗所孕育而成的土壤，更成为了其中难以释解的问题所在。而在莫言的《红高粱》中，通过善恶同体的土匪——我的爷爷余占鳌——追寻的是民族的血性与勇力哪里去了？在小说中，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不屈不挠的民间，充满野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被重新召唤出来，以对应当代中国的精神之问与文化之困。直至新世纪的当下，乡土观念的存与废、传统文化的扬与弃、民族精神的进与退等，依然是文学表达中不可取消的“问题”所在。

因而，当我们讨论“寻根”之际，一部分固然在乎“寻”本身，立意在于探询和追索；另一部分则毫无疑问引向“根”，也即绚丽瑰丽的中国文化之为何与之何向，更为重要的，需要重新关切“问题”的生产与生成，从而呼唤文学的问题意识与历史担当，重拾文学的生命力，而不是代之以奇技淫巧和花拳绣腿，切不中要害，也构不成力量。也就是说，文学如何得以探入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直面现实矛盾，重构精神价值和文化伦理，最终形塑成自我的美学品格，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从1985年“寻根文学”开始，文学艺术逐渐形成了它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真正走向了成熟。从“五四”新文学开始，文学主流一直是“为人生”“为大众”“为工农兵”……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社会革命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所以，文学与政治总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水乳交融，彼此不分。到了1985年“寻根文学”的出现，两者开始有了区分。“寻根文学”的旗帜是文化审美，以文化审美取代直接的政治诉求。我之所以要把文学与艺术联系起来谈，因为文化思潮不是孤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出现了第五代，以《黄土地》《老井》为代表的文化意识在银幕上呈现魅力。绘画中也出现了相应的信息：如罗中立的《父亲》，审美倾向上与《黄土地》是相一致的。【9】

值得注意的是，寻根的提出，从文化的“问题”出发，并且以“文化”为方法，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均有所涉及，逐渐形成一种流派与思潮。“如韩少功的小说就联系了楚文化，贾平凹的小说着力体现黄土高原的文化，李杭育的小说涉及到吴越文化，张承志小说里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伊斯兰文化，阿城写的‘棋’‘字’‘树’，更是含有古代汉文化传统的内涵。还有新疆的西部文学，西藏还有‘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所谓‘文化’，在这里就是作为一种方法，作为艺术本身的一种力量，被强调起来。”事实上，文化寻根创造出了一种“问题”的序列，在这其中，不仅使寻根成其为问题，而且使文化成为问题，更令文学成为自身的元问题，从而在文学的内部生长出新的枝叶，参与至其叙事语言与形式结构之中，真正构成一种坚实的美学质地，并且从中具备了非常强劲的衍生能力。“由于它提供了一套新的审美话语，包容了传统文化元素和西方现代主义元素，两者一结合，就会再生出许多新的文学思潮。如果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上发展，就形成了先锋艺术；如果从世俗层面上普及化，就生出往后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思潮。”【10】由此可见，“寻根”自身成为了具有强劲生长能力的根茎，而问题的发轫，培育出了广阔的沃土，对问题的探“寻”和求解，便是种植、栽培和养育的过程，并且通过完整的叙事链条的建构，催生出特有的审美话语的同时，也形构了鲜明的艺术形态，意味着一种发掘文化与发现世界的方式。

《韩少功研究资料》

廖述务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8-6-1

而需要特别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寻根文学对“文化”的追寻，离不开的理论与理性自觉，这虽然使其备受诟病，但事实上，寻根作家始终在场的理论素养与前沿意识，既源于问题，又反作用于问题，“理论是‘问题’的产物，都应该面对‘问题’，即面对社会和人生的问题，面对本土和本人的问题，否则再精美和再高深的学理，都可能成为热热闹闹的文化时装表演，成为一种时下常见的夸夸其谈或者职称参评材料。”【11】可以说，在提出寻根理论与引领寻根思潮的过程中，理性的存在可以更为合理而有效地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回到“问题”本身的过程，需要理性与逻辑的参与，然而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理论的存在是否会损伤文学的表达，这是不得不面临的两难处境，值得一提的是，“问题”的形成与出场，无疑将激活文学内部的生机与力量，化解理论的生硬，并以最为切实的形态，直面历史的命题、文化的难题与现实的问题。

04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坚信无疑的时代；也许，人类会进入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加坚信不疑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东西。”【12】因而寻根实践中的文化之问，固然涉及的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归属与去向，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与传统再造的叙事尝试，而是长期的未完成性的探知，从而形成具有当代性和生成性的叙事实践。文本的意义需要通过问题意识的发掘而重新焕发，“寻根”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和文化经验，意味着深刻的建构性，而不能单单局限于“寻”的本身，甚至不能够局限于对“根”的表述与追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词语建筑工程，在基于对“根”的追问下，以“词典”的形式，剖解马桥镇的物事人情，对其中所映射的阔大的精神文本与文化图景进行拆解、并合。小说冲散了顺序历史的情节与既定人物的关系，换之以词语检索的模式而搭建基本构架，各部分内容结节分明，独立成篇。这种极具切割感的文本形态，不仅将抽象的文化提炼落实为词汇概念，为文化的建构生产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并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叙述伦理，使其中一切的遗忘、流落甚至是消亡都有迹可循。“但谁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谁又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共同语时，在追求心灵沟通时，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13】在韩少功充满焦虑的“问题”中，实际上指涉的是文化的断裂以至文明的切割，其导致了语辞及其背后映射的人类精神的裂解。韩少功试图在文本之中创造一个新的空间，为“根”的生长提供广阔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词语堆叠组合，形成一种虚设的实体，填补于历史的裂隙之中，将僵硬定型的命运碎片，连缀成庞大的文化质地，成为时间之流冲击之下的沉淀物，在历史迷雾中显出它的姿态，回应着它的问题。

王德威在《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一文中，提到1919年《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的提出及次年的采用，“在众多标点符号中，问号的语义学其实复杂多端，可以是诠释学式的求证、哲学式的探索、解构式的自嘲、政治式的先发制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时期里，问号指向疑问、询问、质问甚至天问。”王德威在这里谈及的是提出问题与关注问题的方式，只不过这一次他将思考的起点定在“五四”，因为“面向过去与未来，五四是一个提出问号的时代。”而将文化寻根置于百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视野之中，尽管不同时代处理的对象有所差异，但事实上“问题”的求索始终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并且延伸至新世纪的当下；更重要的，文学如何面对外在的问题，以建构自身的存在形态，形塑文学真正的品质以至未来的命运，“一百年以后纪念五四，我们仍然有前人的勇气和余裕，提出我们的问号吗？”【14】故而中国文学应当思考与反刍其所蕴蓄、提出和周旋的问题，进而通过更进一步的表述与传达，形成从文学叙写、文化观念再到社会思潮的历史效应，且在此过程中，剔除源自外在的功利性的遮蔽与趋势性的篡改，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化本身，以及回到问题本身，培植出传统之根与现代之茎，从而真正触发自身粗粝、蓬勃和跃动的生机。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2】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4】韩少功：《爸爸爸》，《韩少功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173页

【5】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6】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7】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8】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见《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9】陈思和：《长篇小说的四个阶段》，《中国读书报》2018年12月13日。

【10】同上。

【11】韩少功、萧元《90年代的文化追寻》，见《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12】《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1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3】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见《马桥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4】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