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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青《盛宴》:娜拉的出走与对日常的反叛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 朱昱熹  2020年10月21日09:42
关键词:程青 《盛宴》

作家程青的小说《盛宴》中,“我”和先生靠着双方的积蓄,掏空双方父母的口袋,艰辛地挤入了高档小区沁芳园。“沁芳”两字取自《红楼梦》,蕴藉雅致,这座高档小区沁芳园亦如大观园,物质生活丰裕,即使在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的现代大都市,仍然能“享受阳光湖水,生活犹如度假”的世外桃源生活。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在沁芳庭重建桃花社,别有风韵,在《盛宴》里,黎先生和黎太太也在沁芳园奢华雅致的豪宅里举办盛宴,高朋满座,笑语喧哗,被誉为“地道中国”生活的窗口。而“我”靠着“作家”这一文化资本进入了小区里最受欢迎的夫妇的核心朋友圈,窥得了黎先生和黎太太这对如同电视广告里走出来的完美家庭生活如何坍塌的全过程。正如《红楼梦》的结尾是三春过后诸芳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沁芳园的这套临湖豪宅也变得一到夜晚就黑魆魆的,散发着孤寂与黯淡。盛宴终究是散了。

一、从“黎太太”回到“朱莹莹”——娜拉的出走与中产阶级女性群像

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当代大都市中产阶级女性群像,既描写了对丈夫金教授依附顺从又能干市侩的传统女性金太太形象,又生动地刻画了自由开放、无所顾忌的小魔女形象。

其中刻画的独立职业女性裴真真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在以往的小说中,这样的女性形象往往会被进行雄性化和标签化的刻板描述,但小说中的裴真真性格直率泼辣,为人热情,有思想见识,有事业理想抱负,对孩子教育严格,在事业、爱情与家庭之间,执着选择了事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同时她也是一个有着万般女性柔情的母亲、妻子形象。

作者程青并不避讳职业女性成长过程经受的切肤之痛、面临的事业与家庭不能两全的尴尬处境,小说中裴真真因不愿意辞职做全职主妇,被第一任丈夫冷落直至被迫走向婚姻的尽头。同为女性的作家程青在处理她的人生走向时,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独立的事业、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并不矛盾,追求事业的勇气和经验同样有助于追求爱情。小说中,裴真真因为过硬的专业素养与干练的职场形象,同样收获了一份美满的爱情。

小说中最光彩夺目的形象是黎太太,她曾留学美英,在高校工作,因怀孕辞职回到家庭,做了全职主妇。她温柔体贴,善良美丽,对丈夫和孩子精心照顾,是“钢铁直侠男”老唐心目中的女性典范,是同为女性的“我”眼中理想中的好太太。

但没想到黎太太朱莹莹却在结婚十年后,在得知黎先生“出轨”之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离开了家庭。朱莹莹离家一年后,再次与我见面,依然风姿绰约,妆容精致,但一扫以前家庭主妇慵懒安逸的模样,变得相当麻利。她不仅外在形象变得干净利落,而且品行也变得坚强。事实上她从呆了十年的金丝雀笼里飞出来,早已丧失了飞翔的能力,在现实世界中找工作到处碰壁直至头破血流,但为了将来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她不放弃任何工作机会。

从“黎太太”重归“朱莹莹”,是朱莹莹母亲的去世唤醒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母亲既有着东方女性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软弱善良、逆来顺受、完全牺牲自己,不惜一切代价替女儿遮风挡雨、筹划未来的伟大而又含着悲剧内核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在丈夫出轨后,为给女儿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放弃女性尊严,忍受着委屈和压力,和第三者和平共处。当女儿出国读书后,她又主张女儿早点结婚,不要因为读书错过生儿育女的黄金年龄,终于为女儿觅得佳婿,拥有了称心如意的婚姻和看似美满的中产家庭生活。而老年的她一个人寂寞地与猫为伴,不愿意麻烦女儿。

朱莹莹在母亲去世、黎先生出轨的双重打击下,反而成长起来,不愿意再重复她母亲的命运,也不愿意母亲白白牺牲,不愿意只扮妻子、母亲的角色,而忽视自己作为女儿和独立女性的自我角色。

令我们唏嘘的是,朱莹莹能够以决绝的姿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下去,依赖的是母亲给她留下的房子和财产。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历史中间物”的彷徨无地的形象。她不过是个影子,在黑暗中前行,保护子女,但当光明前来时,她无所依托。但这代旧时代女性用匍匐负重的一生唤醒新时代女性的独立飞翔的意识,提供了飞翔的动力。她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朱莹莹这代女性“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小说中裴真真说,妇女能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去工作是一件多么来之不易的事情,因而非常看重这个权利。而朱莹莹也终于明白:“在爱情中舍弃自己是个错误,而且是一个巨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尤其是女人,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作者通过对裴真真和朱莹莹的话,冷静地传达一个观点:爱情很重要,但它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女性,不需要也不应该像有些作家和媒体鼓吹的那样只为爱情而活,她有着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选择。

二、当代海归对程式化、工具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反抗

完美家庭里的黎先生出身优渥,父亲给钱很大方,但并不理解他,认为物质远重要于精神,因而扼杀了他的艺术梦。黎先生选择了父亲所说的“离钱近”的工作,过上了物质丰裕、家庭幸福的生活,但他却觉得“生活变软了,软的都没有了形状,就像快化掉了”。

在小说中,黎先生在知道“我”是作家后,脱去了“商务”的表象,一下子热情起来,迟疑而又羞怯地埋怨起生活:“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主题,充满了随机性,就像一盘散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一生的时间消耗光,一辈子也就过完了——也不光是我吧,别人我看也差不离。”为了能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榨出一点意义来,他用写作抵抗现代日常生活,用健身留住健康的体魄,用举办盛宴打消自己对程式化、工具化的现代庸常生活的厌倦感,最后走向了令人震惊的出轨,完美家庭随之分崩离析。

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说,出轨者背叛了婚姻,显然是被指责的对象。小说中的黎先生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为何出轨在当代生活中反复出现,甚至会发生在看上去如此般配,两人好到看似一人的黎先生家呢?

小说《盛宴》的第六章节中,一群深谙中国文化,甚至颇具名望的中产阶级人士在情人节夜里,围绕着“出轨”这一主题讨论热烈,谈笑甚欢。在这场盛宴上,面对“黎先生出轨”的假设,黎太太和黎先生都干净利落地表示不愿相信,而黎太太则大方地表示即使是真的,也会毫不犹豫地原谅对方,联系到结局,这一情节是作者故意草蛇灰线伏千里还是反讽呢?

作者程青说:“《黎先生和黎太太》里的这对夫妇似乎各阶层追求的理想生活的要素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然而他们的脚下还是出现了裂缝,陷入了困境。除了传递生活观感和生存经验,我最重视的还是要表现人在那个情形和时刻的感受和感悟。”这正是作家的深刻之处,小说用细腻敏感、理性节制的文字深刻探讨并挖掘了出轨这个不合礼的精神现象背后的合情性与悖论。

在人的一生,工具理性与非理性的感情力量一直在做着此消彼长的斗争。出轨是非理性的感情力量中的本能性欲、被压抑升华的爱欲和冲动实现的形式之一,人的工具理性在出轨中失去了克制的力量,非理性的感情与冲动占据了上风,误以为出轨具有与机械式的庸常生活相搏斗的力量。实质上,出轨既无法通向美好的未来,更无法回到过去激情洋溢的自己,只能被困于此在,等待着外力的制裁。但现实生活不会给出轨者太久的停留,以抽象的爱情概念为借口的出轨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无情地进行道德伦理或者社会法律的裁决,无所适从但却具有死灰复燃的强大生命力。

小说最后,失去了妻子的黎先生重新选择了将写作当做自己与时代抵抗的武器,他把写作看成自己的使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化成写作的素材,从而完成对生命的救赎与对庸常生活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