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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与妈妈走散的孩子” 
来源:《十月》 | 王尧  2020年10月20日08:58
关键词:程永新 清迈 孩子

程永新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也许被压抑得太久了。在他保持着对好小说的判断力时,他对自己小说的想象应该始终在内心生长。当我在六月底读到他的两个中篇小说新作(其中之一是《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时,颇为兴奋。我最初的感觉,这两篇新作和他十多年之前的小说风格不一样,但他关于历史和个人的沧桑感保留下来了。当初读《穿旗袍的姨妈》,程永新在历史肌理中对人性特别是个人情感的叙述给我震撼。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意我们这一辈中的理想主义者在沧桑感与日俱增的同时,能否保留住内心最美好的东西并且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我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挣扎的过程,“我们”和“美好”都在挣扎。读完《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我知道“我们”中的程永新还在挣扎,还在向往。——这是我理解《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的前提。

在《我清迈,我的邓丽君》的创作谈中,程永新这样说:“写这篇小说总被一种感伤的情绪所围绕。曾经因为邓丽君去了清迈。邓丽君是一个时代的女神,她启蒙了我们那个时代无数人对流行音乐的认知。还记得大学时期的学生宿舍,劣质的手提录音机开得震天响,邓丽君的歌带一遍遍地回响,提振所有人苦读的精气神。在清迈,在美萍酒店工作人员的介绍中,有一个细节让人的心微微刺痛:他告诉我们,邓丽君的生命走向终结前躺在汽车里一遍遍呼喊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妈妈!”一段音乐的记忆和一个生命终结前的瞬间细节,似乎是这篇小说的生活来源,而这些都是关于“声音”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篇小说的故事、细节、氛围,甚至结构,都与“声音”有关。这里的“声音”已经是“隐喻”了。程永新在小说中还原了邓丽君呼喊“妈妈”的场景:“正好是下班高峰期,本来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汽车足足开了二十分钟,在去医院的路上,脸色发黑的邓丽君一边抓着女服务员的手,一边痛苦地喊叫着‘妈妈’,显得那么的无助和绝望。”程永新的深刻之处,不是他写出了这一呼喊给他的刺痛,而是呈现了与“妈妈”走散的“孩子”们的疼痛和迷幻。我以为,这是《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的“硬核”。小说最震撼人心之处在这里。这些孩子中有阿格、建国,以及与他们同行的大胖。

我们都熟悉电影《甜蜜蜜》。分别多年的恋人在美国街头倏然相遇,仓促之中来不及一声招呼,只是相视而笑。眼前的电视机里传来邓丽君死于泰国的新闻画面,那个沉默的瞬间,黎明和张曼玉不响。该零落的俱已零落,无需相对泪眼。邓丽君的歌声,早就是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深沉默契了。幽幽缕缕歌声叠宕萦回,抽丝织锦,铺排的是欲望图形。歌声永在,但《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不是《甜蜜蜜》。《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一开头便是那缕暧昧旖旎的歌声,还魂一般。不过请注意,老早那个讲故事的人就告诉我们了,歌声起始,是变调走音的。你甚至可以说整篇小说看下来就是荒腔走板的人生,永远错着节拍。回忆,或者说执念;迟来的叙事,或者过往的人物,都错落纷纭。这些回忆、执念、叙事、人物,本身就是漏拍之物,是历史缝隙中残存的实在和虚妄的混合物。痴心人如阿格、建国,在错拍之后总想重新进入歌声里。但“孩子们”的悲哀在于,岁月早就像大胖那个被脂肪撑起的躯体,无论如何是壅塞臌胀的。也许,应该学大胖,不管不顾闷头吃下去。反正,该消耗的早都耗尽了。问题是,他们虽然意识到了自己与“妈妈”走散了,但还想寻找走散的“妈妈”或其他人。程永新肯定意识到了,他无法用曲谱将这些溢出的音符圈死,所以这篇小说是“多声部”的。

果然,旅行还是开始了。阿格和建国各抱一梦,悠悠荡荡,心不在焉。倒是大胖更“像”在旅行,该“打卡”的景点他一个不落。铺在眼前成山的食物他不停地吃,省钱,饕餮,如洪钟的大笑,庞大厚实的身体,这就是大胖。大胖像极了《西游记》里的二师兄,那个世俗性真身,永远的耗费者。转念一想,《西游记》所到之地不也是佛国吗。孙悟空一路不停打打杀杀,像是有顽念一样。唐僧颔首低头总在念经,心里时刻装着西天净土。只有二师兄,倒是真的像在旅行。没有固结的思恋和怀念,身自然轻。

阿格的心里固守着一个身影,大鸟一般展开翅膀从空中而坠的幻梦。童年本来就是面目模糊的,是不完整、不可靠的叙事体谣曲。破碎的玻璃碎片太多了,每一个裂口都折射着光,这些光或者是引逗连缀的欲念,更多的是编织诓人的空梦。可以说阿格从童年开始就是一个丧失者或者是走散者,他的人生是被各种沉默的空洞挤满的。父亲老早就不见了踪影;母亲从高空坠下,哥哥远走他乡。母子三人,像是一个暧昧模糊的结构被绑缚在一起,互相接近又因近而远。阿格的回忆都不是以“母亲” “哥哥”这样的名称完成的叙事,而是以极度晦暗的“男人”“女人”。有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法把这些暧昧多义的话语理解为成亲情关系。只是男人,女人,孩子。关系性的指涉沉默了。这如同萎了一地的百合,死寂,腐烂。老和尚说他“开了天眼 ”,仿佛能看破前世今生,其实不过是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痴人说梦。认真者反而入局,心有不甘的阿格不带着从公安局找来的那个号码,去清迈寻找那个“男人”。

由是观之,建国何尝不是愚人。国外学来的高品位、雅作风碰到一地鸡毛的人世风景,还是显得猝不及防。依着宁波人老规矩,娶了妻生了子。排好的人生错了位,就像是这场旅行,规矩之中的一点旁逸斜出。为了追寻心目中的女孩,再次回到泰国。幻梦刹那间击破,现实迎上来的就是女孩那个猥琐不堪的丈夫。建国举起半瓶啤酒,跟阿格前面桌上的酒瓶碰了碰,他的伤心是:“我的阿娘去世,我前妻你是知道的,人不坏,就是作,作天作地地作,没办法,吵啊吵,最后还动了手,只能离婚,反正有了一个儿子。我建国失败呀,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着,完全拷贝我母亲。我母亲生下我后,就与父亲分开住,过年过节才会在一起吃个饭,我不能跟别人说,家丑不外扬,只好藏在心里。去年来泰国,好不容易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他奶奶的,突然嫁人了!郁闷不郁闷啊!”建国清迈之行唯一的收获是他活明白了:邓丽君跟我们一样,都是、都是这个世界上与妈妈走散的孩子。

除了这些执念,这些污秽和萎烂的纯洁,还有什么呢?哦,对。还有邓丽君。“我的”邓丽君。吊诡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一个真实的邓丽君出现在小说里。或者这么说吧,“书写”根本就不可能捕获邓丽君的真身。真实世界里,我们只能听到邓丽君的“声音”——绝不是一次性的、终结性的“一个”声音,而是被无数次翻录、复制的声音。真的声音只有一次,发出即陨灭。同理,邓丽君只有“一个”。余者都是加了引号的邓丽君,关于邓丽君的众声喧哗。小说中,唱机里的歌声是邓丽君。杂沓凌乱如舢板起伏的舞步是邓丽君。凋谢的百合是邓丽君。梦中的蜃景是邓丽君。朦胧的身影是邓丽君。清迈也是邓丽君。“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如果说共名的“邓丽君”是我们的“芝麻开门”,那么这道通关密语背后,臌胀的其实是永不停息的、匿名的欲望,它们一次性借邓丽君之名魂兮归来,潺湲不止。

始终抑制着感伤情绪的程永新复现了孩子们和清迈的多种声音。这就是“我”的“清迈”——长脖子的女人,头发稀疏、生殖力强盛的太阳神,性别模糊的“男男女女”。越南人,泰国人,中国人。我们仿若置身乌有之乡,难索解的语言,不定的性别。一切都是流动的。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大关小阵,魑魅魍魉,所有遭逢最终都以一个成佛仪式盖棺定论,得道的得道,飞升的飞升。阿格、大胖、建国三人,一路海市蜃楼,声色犬马,最终还是落得个摇摆不定,前路无明。飞机上整团的僧侣中剥离出一个扎眼的和尚,阿格丢失的太阳神木雕怎么会出现在僧侣的挎包里呢?惊呆的建国看到了太阳神滑稽怪诞的笑脸。

可以这么说,小说本身的节奏是由开头和结尾那两架飞机锚定的。离地升空是第一步,大胖建国坐一起,阿格一人坐。再一次的离地升空是最后一步,大胖建国还是挨着坐,隔着过道那个座位空了。阿格消失了。起首和终止处都在高空,那么中间的主体部分,如果不是华胥一梦又能是什么。从高空看去,景物历历划过眼前,一点点清晰又一点点模糊。叙述者倒是没有抽空这个梦景,该写实的都写得扎实可靠。一棵棵树都有名字,河流青山都裹着历史在身,再坚固不过。异国的历史,异乡的花树,再如何有名有姓终归还是陌路人,匿名者。

这些走散的“孩子”,我想问你们:“清迈”是什么,“邓丽君”是谁?谁的时间,谁的城?我们认识它和她吗?我们在其中,还是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