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谈到非虚构写作，人们首先会想到卡波特的《冷血》，想到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谈到非虚构写作，人们会联想到早年间的报告文学，也会想到近年来一系列关于乡土和社会的纪实书写：前者例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者则包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娟的《羊道·春牧场》、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以及近年在网络走红的《我是范雨素》《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等等。

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小说，一系列概念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若要逐一厘清似乎又不太容易，再加上中西语境的交错与影响，时代风气的变化或演进，非虚构的边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界定，其内涵也愈发丰富。具体来说，非虚构写作的范畴大于非虚构文学，前者包含一切具有真实性而非虚构性（即Non-fiction）的写作，后者则需在真实之外同时符合文学标准。非虚构文学的范畴又大于非虚构小说，因为文学的类别不止于小说，还包含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文体。非虚构小说的概念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小说本身即隐含想象与虚构，如何做到非虚构？因而这种命名本身即隐含着巨大的内在张力。

世界性的非虚构写作以1966年《冷血》的问世为起点，以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高点，其发展脉络一致而明晰，纪实性、调查性和文学性构成其基本底色。《刽子手之歌》《在底层》《我控诉》等一系列作品都已成为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作，山崎朋子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因其改编成电影《望乡》而在中国家喻户晓。

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两条主线，二者既有区分又有融合。报告文学的流行高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描写朝鲜战争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摹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扬眉剑出鞘》《大雁情》等作品也曾引发社会热议。这两个时期的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塑造“典型人物”的急切愿望，加之叙事方式的日渐陈旧，报告文学在90年代后逐渐式微，一度被视为“老套”落伍的文学形式。广义而言，报告文学亦属于非虚构写作的范畴，不过读者目前熟悉的非虚构写作主要是新时期以来脱离了宏大叙事范畴、与世界文学渐呈合流之势的非虚构写作。中国文学语境下的非虚构写作是由文学界的专业人士和社会中的非专业人士共同推动的，职业作家、新闻记者、普通百姓均是非虚构写作的主力军。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与流行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当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推动力，一是2010年《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栏目，二是网络时代即时通信的便捷和普及。前者成功地推广普及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探索了有别于传统报告文学叙事模式的新型写作，涌现出了一批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作；后者则大大降低了写作门槛，使得普通人亦能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同时网络传播的便利也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非虚构写作注重调查，强调真实性，常常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去挖掘新闻事件或个体命运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或政治因素。卡波特写《冷血》耗费了六年时间进行调查。盖伊·特立斯的《偷窥者旅馆》从1980年代开始调查，2016年方始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切尔诺贝利核难幸存者的口述实录被诺奖评委称赞为“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这种兼具文学性和新闻性的“新新闻主义报道”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出梁庄记》《太平洋大逃杀》《蚁族》等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新新闻主义”意味。张慧瑜将当前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分为文学性非虚构写作和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其写作者多为文学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人；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非虚构写作又涌现出许多非职业性作者，呈现出平民化和全民化的态势。[1]这种观点从大体上区分了非虚构写作的类别，但具体而言又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事实上，无论是非虚构的写作类型或写作者的身份都呈现出更为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

“普通人”和“非常态”是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中可以提取的关键词，也是这种写作模式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

虽然从非虚构的概念提出伊始就有着对平民视野和平等精神的重视，但传统的作品生产和传播模式限制了传播范围与传播速率，同时无形中提高了写作者的身份门槛。纸质文本从投稿到发表出版需要通过层层审核，如果作者是非职业作家，文字水平不高，那么投稿不成功的概率也很大，这也是为何“普通人”在纸媒时代并非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在早期的文学类非虚构写作中，作者往往是职业作家或者高校教师，这类人具有成熟的创作经验和稳定的写作水准，例如2010年起《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写作栏目后发表的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和梁鸿的《出梁庄记》。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关注边地和乡村，他们的书写依托的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实地调查，透过自己的视角书写了被忽视或遮蔽的地域和人群，表达自己的深刻思考与社会关切。然而这种“被看见”是借由作家和教授之手，当地居民本身未必有这样的机会（甚至未必有这样的意愿）去表达、去发声。

当互联网在城市与乡村都得到普及，全民进入数字人文时代之后，在网络上分享文字书写和拍摄视频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当即时通信和交流变得唾手可得，阅读反馈变得更加及时，普通人的书写同样能够“被看见”，边地或乡村的声音同样能够“被聆听”，大众的创作意愿也大大提升。仅以数量而言，普通人的创作大大超过职业作家，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如果说非虚构写作的特点本来就是“关注和描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谓的‘中心话语’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现出对中心经验的逃离和偏移，展现出真实经验的残酷性，为被话语强权遮蔽了的‘非中心’代言，而不是为中心话语歌功颂德”[2]，那么普通人的创作则更加彻底地贯彻了这一写作原则。抖音、快手等视频类应用程序成为日常生活的表达媒介，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网站则成为普通人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创作平台。除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录、风土人情的描摹，关注度较高的非虚构写作仍然是关于社会民生、新闻热点的话题。一些游离于主流或中心之外的地域、族群和生活开始通过非虚构写作引发大众关注甚至热议。

2017年《我是范雨素》讲述的是在北京做家政工作的范雨素的人生经历，以一个普通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视角、通过个人经历的书写呈现了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命体验。这种第一视角真实的底层书写给读者带来的震撼远超一般作家采风或记者采访的文本。2015年和2016年春节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的非虚构写作是关于乡村的。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成为当年春节的“爆款”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是农村出身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博士，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和特有的知识关怀介入非虚构写作的领域，这恰恰说明数字人文时代的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公众表达的有效途径，网络平台无形中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写作者，都愿意以此参与话题讨论，表达社会关切。

曾有论者认为非虚构写作的新闻性随着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崛起已经被削弱，毕竟记者的专业性普通人难以取代，纸媒转型后，网络时代的新媒体已经承担起了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效用。其实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正因新闻报道有核实情况、审核文字的过程，有时不如普通人网络发布的速度更快。特别是当遇到“非常态”的事件或状况时，人们的书写意愿更高，也更引起关注。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便引发了一波非虚构书写的浪潮。宅居家中，许多普通人也开始记录当地抗击疫情的工作、个人和家居隔离生活。武汉疫情暴发伊始，湖北民众关于疫情的书写获得极高关注。那么，非虚构写作是否需要对文本中的信息来源进行准确核实，并公布信息来源人的真实姓名和具体情况？这或许是非虚构写作需要思考的写作伦理之一。

与互联网时代普通人的非虚构写作相比，作家或学者的非虚构写作并未式微，而是有其独特视角。相对于即时性、“非常态”的写作，这一群体的非虚构写作侧重于长久性的、历史性的深入思考，往往更易成为可留存的经典之作。“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涵盖了他“文革”时期的生活经历、19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经历以及近20年来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艰辛历程，这一系列非虚构写作的分量绝不弱于他之前创作的小说。2020年出版的阎连科的非虚构长篇《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书写了作者河南老家的女性亲族。这些农村妇女的悲欢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群体，也是一部被遮蔽的妇女史，一部新中国的乡土文化史。广义而言，杨绛的《我们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其实亦可算作非虚构写作。谈到这一类型的非虚构写作，或许还应关注新时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转型。恰如丁晓原所言，“全媒体”时代的报告文学正面临着题材与书写模式的多重转变。[3]与过去只着眼于宏大叙事的陈旧模式不同，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开始关注“小微叙事”，关注报告文学和个人经验相通的可能。《收获》杂志发表的《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即是报告文学转型的新作。它既关注“崇高感”的回归，又具备人文底色，坚持“不造神”的书写原则。《传记文学》杂志转型刊发了许多具有历史性的纪实文章，既包括对傅雷、巴金等老一辈文学家交游的记述，也包含对普通人“上山下乡”经历的回忆。这类文章的作者多半是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一类型的写作既丰富了非虚构的内涵，也弥合了非虚构写作与传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间的缝隙。

在消费时代、数字人文时代，乃至于“后人类”时代，沧海桑田，日新月异，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非但没有失掉活力与热望，反而呈现出长盛之态、增长之势。正是通过这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写作，我们能够看见真实，亦能够记述时代。由此，历史不再是“大写的单数”，而是“无数小写的复数”。

参考文献：

[1]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

[2]张柠、许姗姗：《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3]丁晓原：《论“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转型》，《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