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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方晨自1988年初涉小说以来，其艺术聚焦点便是脚下的土地。虽然他的写作空间不断转换，但始终有条“无乡”的引线穿插其间。乡土空间的“悬置”与断裂、乡民的选择以及乡土伦理的异变则是理解王方晨作品中“无乡”的几个窗口。透过它们，王方晨作为社会变迁的忠实记录者、基于社会变迁的人性审思者以及个人情怀的真实坦露者的形象得以展现。与此同时，无乡，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不仅统摄着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指涉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以作品为武器，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透视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大门。

关键词：王方晨;无乡;身份焦虑

王方晨自1988年初涉小说创作以来，其艺术聚焦点便没离开过他脚下的土地。他不仅长期关注和表现乡村世界，还极力通过语言文字构筑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时至今日，他已围绕“塔镇”构建了佟家庄、红杏庄、樱桃园、核桃园等文学地理图景。作者借助这些虚构的文学地域展开了他对乡村世界政治生态的审视、对乡村文化变迁的考察、对乡村人心人性的思索。

如果以王方晨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有86篇与此相关的论文。通观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虽然诸多学者观察视角不同、论文切入点不同，但其论述始终没能跳脱出对乡村政治和民间伦理的文化审视，这使得王方晨研究长期处于种停滞、凝着的状态，直到其新作《老实街》发布后才有所转变。通过对王方晨作品的阅读，笔者注意到王方晨的文学世界虽然不断移步换形，但有一条引线始终埋布其中，这就是对“无乡”主题的关注。王方晨曾多次在创作谈和对话录里说到他总有异乡感，一些论者也在其文章中稍稍提及这一隐痛，但真正以“无乡”作为主题的文章也只有张艳梅《塔镇寓言：无乡的人们——王方晨乡土小说论》一篇，由此可见，此一方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就“无乡”这一概念而言，它是“原乡”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更加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概念。它更多的指涉一种精神状态，即那种远离故土想要重返记忆中的故乡而不得的状态。在此种情況下作家既不能认同现在生活之地，与她保持着距离，又追索不到灵魂曾经安息的故乡，身心在此者与他者之间游离，四处漂泊，无所依托。

一、乡土空间的“悬置”与断裂

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常有此体会一一在离乡多日重返故乡之时，不用见到亲人，只看到家乡周围的植被、建筑，便生“近乡情更怯”的感概。乡土空间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实体，不仅是乡民进行各种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就王方晨乡土空间写作而言，其先锋性早有学者论及，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种先锋性首先体现在他独特的风景描写上——中国式水墨。

在《芬芳录》中，他将故事设置在一个附属于东土楼子行政村的红杏庄，开篇仅以极简的方式定位了乡村空间，再无其他晕染，即便有，也只是些散点式的勾勒。同样的叙述还在《公敌》中展开，作者先以写实的笔法安置老人宅的地理位置，然后用大量的笔墨渲染老人宅的神秘，使其有遗世独立之感。除此之外，王方晨还偏爱设置不确定的乡土空间。以《老大》为例，其乡土空间的呈现主要是借助死去的庄道潜的灵魂力量。当庄稼祥将庄道潜的骨灰洒落河中后，庄道潜的灵魂得以飞升并可以穿越到过去的时空，将历史再现。除此之外，作者同样是以散点式的技法勾勒出乡村的大体轮廓。在整部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对乡村环境的具体描摹，读者只能通过零星的记忆叙事在大脑中勾勒出或明或暗的印记。与此同时，遗忘式（或者说回忆式）的叙述增加了故事环境的不确定性。首先叙述是借死去的庄道潜展开的一一一个不确定的叙述人的回忆。其次，读者需要调动自己的经验渗入到叙述者的叙述，在主体扩张的过程中体认乡土世界，这种交合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乡村经验。然而每个人的乡村经验又各不相同，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这也在更深的层面加剧了乡土景观呈现的不确定性。当作者的叙述视点离开塔镇及其周边，将目光转向老实街时，这种靠回忆重组乡土风情的技法仍未改变。《老实街》开篇便言：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 -P3也就是说，过去的老实街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仅残存着些许记忆。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的形成与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上还有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乡民与乡土的联系是深入到骨髓里的。他们依土傍水而生，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来源于脚下的方土地，他们的根就深深地扎在土地里。但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传统的乡土景观开始断裂。

《芬芳录》中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塔镇，更精确地说是在小白楼一一小白楼建在塔镇东边的105国道附近，站在楼里就能看到大片的原野和塔镇北部的古塔，里面供养着各色的漂亮女子。除了小白楼，另一个“现代化”的建筑就是紫禁城，紫禁城里什么都有，水疗区、健身房、电脑室，茶室、歌厅、酒吧、小超市……与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化”景观相对的是朴素甚至可以说简陋的传统乡村景观“半人高的麦糠泥巴墙围着三间正屋，一间小厨房还没来得及安门，墙角的柴禾也只是一小堆儿，院子里被她扫得溜光水滑，连棵小歪巴树都没有。” -P28

与《芬芳录》中的强烈反差相比《老大》的叙述就显得“实在”多了。从村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老大开了一个大作坊，这个作坊“不单设有犁耙、扫帚、耩子、木锨、木叉之类的传统生产项目，还兼作粉丝、火纸、豆腐等，规模相当可观。” -P192如果说第一代大作坊还保持着与土地天然的联系，那么第二代“作坊”则已然中断了这种联系。袁广田在从芒妹那攫取老大的财产后，迫不及待地买了辆摩托车，并将钱投入到王宝开的建筑队，到这时为止，他与土地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了，他可以完全不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因为他就是全部的生产资料。

如果说《老大》中乡土社会的改变还仅限于乡村内部的大作坊，那么到了《公敌》时这一范围已经扩大到整个乡村。佟家庄最初不过是隶属于塔镇的行政村，有着传统乡村的面貌，人们与土地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韩爷回来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强势收回韩林的几十亩土地，又用计逼迫佟安福退位，当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先是成立了佟家庄建筑队，随后又把农机厂挖到佟家庄，不久二者联合成立农机厂建安公司，后又改名为翰童建安公司，在塔西商埠建成之后，又更名为翰童集团，其业务也扩展到食品、五金、家纺、商贸、餐饮、机械制造等十多个行业。一座座工厂的建成意味着一块块土地被侵占，意味着乡土景观的消失，也意味着传统乡民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从传统的农民改换成产业工人。

《老实街》虽说将视点转换到城中的街道，但这沉滞稳固的街道其实是乡土社会的一种变体，其核心质素并没有因地点的转变而改变。文章一开篇便将拆迁的阴云笼罩整个街道，这既是整部作品背后的大环境，也是我们当下所处的大环境。拆迁使乡民从农村流向了城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连抽象的“不动产”也失去了。从土地这一角度来说，“家园”的土地是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而现代化则是白色的；“家园”是松软的、辽阔的，现代化是坚硬的、分割的。土地早已不再是“母亲”，在她身上生长出来的也不再是粮食，而是一些与农业毫无关系的东西。

二、多面的“无乡”之众

当传统的乡土空间产生变异，传统乡民之“根”也很难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文明的侵入使得乡村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开始由静态和封闭转向动态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在这样一个新旧文明拉锯的时期，不同的乡民有着不同的选择，或固守，或离开。透过乡民的道路与价值的选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身处历史中间的撕裂感与矛盾性。

袁广田原是在老大的作坊场打工的青年农民，但他并不是传统乡土的守护者，而是叛逆者。当他设计娶了芒妹而获得了老大的全部财产后，立马将钱投入到王宝开的建筑队，然后经由建筑队完成了一个一目了然的递传过程，很自然地将本来属于他人的财富（权力）看作自己的。当他在道德上说服自己后，便开始重办大作坊、接子女进城上学、抛弃芒妹、竞选副镇长，等到他开着崭新的越野车回到村里时，俨然已经是一副城里人的派头。在袁广田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对乡村的留恋。当他把自己亲手创办的大作坊烧毁的时候，他也就切断了自己和乡土的所有联系，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希冀全身心地扑了上去。与袁广田相反，创造大作坊的老大原本是一个单纯的对土地充满认同感的孩子，一次遭受屈辱的进城之旅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和一种创伤性的经验。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这种创伤性的经验得不到排解，就会潜藏于意识之下成为潜意识，“而这一潜意识活动的结果便致使各种症候的形成。” -P171老大的症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机器以及知识分子的厌弃与憎恶。除了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之外，老大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憎恨也与妻子和太白私通有关。为了复仇，他让丑陋的刘福财当着自己与太白的面强奸了麦。然而他在完成复仇后充满了负罪感。于是，他选择遗忘来减轻这种本原的痛，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记忆缺失或者产生健忘症，只是那些“应当存在并用来引起记忆的线索被剪断了” -p173，从而形成了一种记忆的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最初的记忆由意识层面下滑到潜意识的层面，有意无意地迫使老大重复某一动作。所以每当看到庄稼祥，太白的幽灵就会在他眼前浮现。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就连芒妹与庄稼祥之间的交往也让他感到不安。（庄稼祥与芒妹同父异母的身份是另一重原因）当这一伤疤被揭开，潜意识转化为意识之后，过往的负罪感便无情地向他袭来，巨大的压力让他几乎窒息，他只能逃离，甚至患上了“失心疯”，时刻幻想着自己“回到了九岁之前未受伤害的纯朴岁月中”，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境。但梦已经失去了他润饰与移置的功能，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大地的怀抱。成为一个浪子的他只能在大火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老大的经历相类似，韩爷的离开也是源于创伤，这种创伤是由城乡差距带来的。但是韩爷选择的宣泄方式不是遗忘而是发誓要让佟家庄吞了塔镇。他先是从佟安福手中取得了村长的职位，然后不顾众人反对将农机厂从塔镇搬到了佟家庄，之后是五金厂、纤维板厂、粮油厂、肉联厂、土管所，可以说“除了镇政府，无一不成为翰童集团（佟家庄）的一部分。” -P177韩佃义在完成他对城市的报复的同时也亲手毁灭了自己深爱的土地。他将土地的纯洁与无私破坏了，以至于许多的鬼魂无家可归，只能四处流浪。失去所有的韩佃义回到了韩林，希求寻找最后一点安慰，他亲手制作了一座金鼎坟，要将自己埋葬。黑子接掌翰童集团后，虽然也在这里纵情声色，但是他的性力主要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抗，是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所发出的最后的颤栗。他拒斥着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产物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当他完成韩爷最后的嘱托要学会干大事之后，一个人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家的老屋。在黑子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是他灵魂的归宿。离开了“父母”（既是佟黑子的亲生父母也是这个养育他的佟家庄以至在更大意义上的乡土文化）的佟黑子再也找不到返回故乡之路，这种返归也让他“感到陌生和恐惧”。面对情感和时空的错位，他只得写下一张小小的纸条——“把黑子埋在韩林”。他是回来了，但回到的不是自己的故乡。

除了上述“耕种”在土地上的传统乡民，那些离开家乡进城读书的知识分子也饱尝挣扎与撕裂的痛苦：

庄稼祥可以说是从农村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芒妹问他还回不回来的时候，他也说，我怎么会不回来呢?这里有我的老屋，有我的土地，有我的树、草、庄稼，有这么多与我同宗同血缘的人，我怎么会不回来呢? -P21原始的乡村是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即便离开多年，还有深情的纽带联结。然而他内心中还潜藏着另一个魔鬼——对土地的拒斥。庄稼祥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感觉呢？也许庄道潜的一句话可以为我们解惑。“在外面跟在家里不一样，但凡能忍就忍一下。”在父亲看来，庄稼祥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仍然，也只能是在外边，他的身心归属还是核桃园那片土地。就像须一瓜在《雨把烟打湿了》中写到的那样，蔡清水无论如何改变自己，还是被司机错认为农民工。庄稼祥无论如何提升自己，他仍是这个城市的他者，而不是自我本身。面对着被城市与乡村撕扯的身份焦虑，庄稼祥努力地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封由舅舅寄来的信，他想从中找到一点关于芒妹，关于镰伯，关于村子的消息，但是他除了拥有“找”这一动作之外什么也找不到。

与庄稼祥作为城市中的他者难以回归不同，佟志承虽然回来了，也不过是个乡村里的他者。佟志承虽然比佟黑子好学，也有着十分不错的成绩，但他对土地却有种异样的执着。当他看到克善大叔家的老牛的时候，他心中突然产生了辍学的念头：佟志承要当一个地道的佟家庄人。佟志承要在佟家庄种一辈子庄稼。 -P121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他开始辍学偷偷耕种自家的土地，却因韩爷一句“你会对佟家庄有用”而离开了土地。在佟志承看来，韩爷那时代表着“土地”，是土地告诉他学习会对土地有用，他也就毫无顾忌地返回学校。山东大学毕业后，佟志承没能回到佟家庄，而是去到临县当了县长。他没能将自己所学的才华用在佟家庄这片土地上，他自觉背弃了誓言、背弃了土地。于是，每当他“面对各种烈火烹油的欢宴，面对各种鲜花着锦的官场场面，甚至去看一场内容空洞的节庆演出，都会让他有一种暴殄天物的不安，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冥冥之中对他说，离开，离开，离开这里，减轻你的罪孽”! -P301除了这一推力，还有一种吸力在左右着佟志承——冥冥之中，他总听到一种呼唤：归来啊，归来啊，一旦归来，即获所有。 -P337但是，归来真的能减轻罪孽，获得所有吗？恐怕不然！佟家庄早已不是记忆中的佟家庄，记忆中的乡土早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七零八落，去哪里找寻自己的归宿呢?即便乡村未变，他也不再是纯粹的乡土之子，他与父老乡亲的隔阂已经深到骨髓了。双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成为永被排斥的客体。

三、乡土伦理的异变

与乡土空间、乡民这样实体性的变迁具有可视性不同，乡土伦理的异变往往更隐蔽也更不易被人发觉，这是因为处于装置之内的人很难对装置本身进行质询，毕竟传统乡土社会是稳固而自足的。此种形态的乡土社会必然会生成一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乡土结构遭到破坏，乡土伦理也不与老实是其着意书写的对象，然而经常被以往的研究者遗漏或忽视，遂笔者意在此着重讨论。

《老大》中的爱情纠葛主要在庄道潜、庄镰伯与丫丫之间展开。庄道潜与丫丫从小青梅竹马，两相结合的好事被丫丫父亲因自觉亏欠镰伯阻挠，丫丫在揭露镰伯丑事后被其强奸，诞下一子后跳江而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以说，丫丫的选择是符合传统伦理的。一方面，她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他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她在得到理想的爱情后，又过不了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贞操观。可能在她看来，“性快感本身是一种污垢，唯有合法的婚姻形式以及最终的生育才是可接受的。” -P421与之相类似，当太白与麦的奸情被发现后，他们也是努力请求镰伯成全他们，以寻求一种合法性。由此来看，“肮脏并不是在性行为之中，而是在‘放荡’之中，后者把性行为与婚姻分离开来，而性行为本来在婚姻中是有着自己自然的方式和理性的目的的。由此看来，婚姻是人进行性交和享用快感的唯一合法的范围。” -P421可以说，他们都是在传统社会结构或者说传统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合法性存在。

在《公敌》中，这种性爱的伦理又产生了新的变化。蓝娣原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小姑娘，乔立新也承诺将来会迎娶她。所以，当她第一次入住小白楼时，她可以落落大方地称乔立新为老公。但随着时间推移，她渐渐发觉自己是一个玩物，是乔立新消费的一个符号。同时也是其他人消费的符号，为此她想方设法出逃。终于，她在佟安福等人的帮助下逃到了老人宅，寻求到了韩爷的庇护。与韩爷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在积极谋求一种合法化。这说明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以传统伦理价值为评价尺度，并没有逾越传统性爱婚姻观，但是作为一种符号的小白楼的出现已经显示出作者对传统价值嬗变的关注。

等到2016年写作《芬芳录》时，作者完全采用了一种狂欢化的写作方式。在一个美丽狭小的村庄里，村长蝈蝈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好像是个土皇帝一样“享受”着村里的妇女。艾乔被彭大麦请来的桂桂介绍到紫禁城大酒店坐台。小志到了镇上之后也渐渐沦陷，先是和小白楼的七七偷情，后是与镇政府的梅梅寻欢。作者显然更加确证了此前的感觉，都市的消费文化侵染传统乡村之后，对传统的乡村性爱伦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作者正是带着批判性的态度来描写这一境况的。所以当小志在听到自己要当爸爸时发出了绝望的哀嚎，这是因为异变的性爱伦理还未完全侵染“孩子”。小志砍断脚筋的回乡是作者给自己留下的光明的尾巴，他虽然看到了现代文明导致人精神的沦丧、价值观的崩溃，但他还是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但这种光明的尾巴在《老实街》中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鹅》开篇就说，“我们老实街人都信这个，一天早上，鹅去涤心泉汲水，踩了一块石头，回来就受了孕，生下来的就叫石头。” -P55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鹅是未婚先孕。如果是有未婚夫的未婚先孕也就罢了，重要的是连老实街的人都不知道那人是谁。鹅的行为也就一下子冲破了传统的性爱伦理，“因为即使在承认婚前性生活是正当的人民中，并没有允许在婚前合法地生孩子。” -P171当石头受不了邻里的闲言碎语以及文化的重压大骂自己是畜生时，鹅气势汹汹地带着石头走到大街上，大声呼喊那些人的名字，然后告诉石头这些都是他的爹。他们可能都是石头的爹，也可能都不是，至于到底谁才是石头的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伴随着老实街的拆除，所有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了，一同消散的也包括传统的性爱价值观。

王方晨在作品中大书他所认识到的性爱美学的同时，也在近作中注意到这一新的乡土伦理——老实。《老实街》的开篇讲刘家大院新来了一位叫陈玉伋的剃头师傅，凭借高超的手艺很快就赢得了街坊邻里的信任与好评，本自己剪头的左门鼻因碰伤了胳膊，只得求助于陈玉，结果二人一见如故，左门鼻更是将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赠与了陈玉伋，但陈玉伋本着老实的原则拒不受刀，一来二去，两人之间的一刀之谊渐传为佳话。《化燕记》讲老实街众人相信“编竹匠的女儿鹅果真在街口的涤心泉边践石而娠”。面对总是孤单一人的石头，芈老大心有不忍，怂恿孩子们都去找石头玩，虽然这一举动并没有改变石头孤单的状态，但老实的人们毕竟付出了努力，就像相信鹅是有感而孕一样。除此之外，以类似方式被老实街人“过滤”掉的还有阿基、米德的母亲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在《弃的烟火》中，面对着光背党来袭，老实街人以静制动，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光背党看着自己的威风无处耍，也只得悻悻而退。诚然，这种老实文化赋予了老实街居民良好的文化品性，但在实在、真诚、热情的背后，也隐含着老实的另一面。这一面随着老实街的拆毁越发凸显。

在《大马士革剃刀》一篇中，陈玉伋不仅剃头技术与左门鼻不相上下，还有一个相像的能被人认错的女儿，这让左门鼻心生妒恨，但老实街人做不出当面赶走陈玉伋的缺德事，于是他剃光了自己养的猫身上的毛，嫁祸给陈玉伋，陈玉伋受不了街坊邻里的道德威压，返回家乡后不久便死了。同样被这样无声的舆论“逼死”的还有三个儿童，一个是石头，一个是阿基、米德兄弟。这样的围攻深深地伤害了三个儿童的内心，他们只得或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闭门不出以求得内心的安静。就此而言，小耳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本有着能倾听地下八百米水声的能力，时常为老实街居民播报水位以及找寻丢失物品，但是当苗家大院北墙外出现一个大盗洞时，一切就变了。人们纷纷猜疑为什么小耳朵没听到声音，答案只能是小耳朵跟那盗贼是同伙，老周也因为妒恨小耳朵跟老祁头亲近，给他听宝而不给自己听宝，于是跟小耳朵大吵大闹，受不了现实折磨的小耳朵自行设计让儿子剪掉了自己的耳朵。在《弃的烟火》中，朱大头的女儿朱小葵为了能留下老实街，仗义执言，却得罪了开发商，招来了光背党，小葵也就此失踪。面对敌人的来犯，他们选择苟且偷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丝毫忘记了小葵为何失踪，这些人又为何会来到老实街，他们只会将责任推给他人。《花事了》则揭示了潜藏在老实面相之下的内心阴暗与幽微。在老实街上，老花头一直是以慈祥和蔼、古道热心、淡泊名利著称，晚年闲来无事四处帮人说媒，但就是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老汉也压不住内心涌动的情欲，在竹器店还未完全拆除的夜晚，躺在带有鹅气味的竹椅上进行性幻想。除了老花头之外，街上几个上了年纪的老祖宗也阳奉阴违地背弃誓言主动与政府签订拆迁合同……一场风波过来，吹开了遮掩在历史上空的层层迷雾，将老实文化之下潜隐的腐败与糜烂撅了出来。相较于这些以老实为荣，深受老实文化浸染的一群来说，反倒是那些“违背”老实文化的更年轻的一代显示出更多的人性的光辉。鹅虽然身处舆论的漩涡中心，但她仍热情大胆，积极寻求自己的爱情与性爱的张力，丝毫没有被现实的重压所打击。当老实街面临被开发商拆毁的命运时，她挺身而出，积极寻求解救之路，哪怕是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她也毫不在乎。朱小葵也是因在政协座谈会上就济南旧城改造的问题，当面质问了高官，从而遭到封杀，不仅工作丢了，生命也受到了威胁，但即便这样，她也丝毫没有退缩，最后死于恐怖分子制造的一场爆炸之中，她的爱人小邰为了寻找她的下落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所有人都冷眼旁观时，只有一个癫子站出来呼吁人们帮帮小邰，但是在一个全民皆病的时代，谁会起来帮助他呢?人们看待小邰可能已经跟看待吴癫子没什么两样了。

透过新老两代的对比，我们可以说，人们对于健康的想象是和具体的社会相关联的，并不会因为疾病的消除，人们就会变得健康。在现代社会，“健康”意味着不得不对身体施加更多的束缚，以迎合一个日益残酷同时又作为一个美好幻想出现的标准。王方晨正是体察到了老实文化这一双面特性，才通过发生在老实街上的诸种奇闻给予揭示。等到一切都风流云散，新的一代将会以更健康的文化孕育新生，就此看来“拆迁”不失为一种拯救民族文化之弊的良方。

四、“无乡”的意义与旨归

不得不说，自现代文明浸入到乡土社会中来开始，传统的乡土社会就开始了自身的发展、裂变，古老的农耕式文明在现代性的压迫下逐渐走向没落。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乡土转型更多的是在经济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乡土转型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大有取代传统乡土文化的趋势，虽然在一些较为偏远、封闭的乡村还保留着前现代的地域文化色彩与传统生活结构，但总体而言，传统乡土的自足性逐渐消失，乡土社会也由静态和封闭转为动态和开放式的结构。纵观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其社会结构仍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并存并相互影响、交融的形态。正是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过程中，传统社会不断变动，呈现出日渐难以把握的面貌。急剧变动的社会也催生出一系列现实问题。90年代以来，在农民失地、空村、拆迁、留守、污染等问题表象下隐藏着社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调、社会道德失序等更为深层的问题。如果不是执着于乡土世界的人，很容易被社会物质繁荣的表象所蒙蔽，从而忽略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下的隐痛。作为“新生代”作家群体一支的“鲁军新锐作家”，自登上文坛伊始，便显示出与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异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执着于非时尚的乡村叙事。他们从老一辈作家那里继承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坚定的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以及传统伦理观念与道德意识，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扎根于齐鲁大地，热情地书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变迁。

王方晨作为“鲁军新锐”的一员，更是带着问题意识去触摸乡村的温度，以饱满的热情思考中国乡村的重建的文化路径。在笔者看来，王方晨首先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忠实记录者，他以山东的地域变迁为“近经验”，铺写着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老大》中写三年自然灾害给民众身体造成的创伤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性的沦丧，农村调查员仅凭发放二两芋头面的权力就可以收受贿赂、鱼肉百姓。其后也写知青下乡的遭际，但王方晨有意回避了主流写作方式，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重点还在于展现知青这一群体进入乡村之后给乡村带来的变动。老大对太白等知青有着天然的仇视，他们没有气力，也不懂得珍惜庄稼，他们下乡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等到任务完成，他们早晚还是要回到城里，去做“城里人”。在这里，老大、太白和刘福财等形象的塑造显然隐藏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因为作者在一次访谈录中曾言，“他们并不像村里人那样真正关心收成，因为他们不在土地上吃饭，不挣社员的工分，随时都可以从村子里离开。他们召集会议，坐在社员面前，指指画画也是工作。他们拥有迥异于社员的身份，只是暂时停留在村子里而已。他们属于另一个光鲜的世界——是‘公家人'，也是城里人。” -P45这也就使得作者在塑造刘福财时将其塑造成一个偷奸耍滑、好吃懒做、阿谀奉承的城里人形象。除此之外，作品还涉及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给农村生产生活留下的刻痕，如果说老大开办核桃园工厂还带有小农生产者的影子，那么《公敌》中韩佃义执掌的翰童集团，俨然有了国际化商业帝国的苗头。这也说明作者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乡村，时刻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着这片土地。2018年出版的《老实街》直面旧城改造的拆迁问题，作者以拆迁为背景，展现了生活在老实街的人在面临拆迁时的不同面相，以及在这一变动背后所隐藏的人性的卑劣。

其次，王方晨的写作是基于社会变迁的人性审思。他总是能透过浮华的表象直击心理、文化的内核。学界诸多学者也将其乡土小说写作的指向归结为乡村政治批判和民间伦理反思，诚然这是王方晨用笔最深的两个方向，但在笔者看来，这并没有抓住王方晨写作最基础以及最核心的地方。王方晨曾说“我无乡，然而这是好的故事。”作者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呢?首先，“无乡”可作为一种方法。当作者失去了故乡，他可以以一种“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给以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判。其次，“无乡”也视为一种目的，作者通过无乡这条引线串联传统乡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变化，进而展开他对乡土伦理、乡村政治以及国民性的审思与批判。

最后，在笔者看来，王方晨的写作是个人情怀的实体化展现。在乡土社会日渐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在日渐衰落。一同衰落的还有每一个人的故乡。故乡渐渐陷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陷落在人们日渐淡化的记忆里。王方晨面临着故乡的失落，不停地追问“你不是我的乡!而我的乡，哪里去了?” -P37正是追索故乡的过程中，王方晨发现了传统乡土消逝的过程，发现了传统乡民精神的沦丧、传统文化的消失、传统道德的陷落，也正是在寻找的过程中，王方晨发现了自己，所以他才能持续地写作。然而这种寻找始终是无果的，这就是为什么王方晨一直想为传统乡村找寻现代化出路而不得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