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方：一了四十年的心愿 ——《调笑如昔一少年》创作谈
整理旧资料，一本记事簿上的凌乱笔迹，带我回到四十年前。
1981年5月，我从美国飞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安排了多场访问；与知名作家畅谈。见到当时很年轻的张洁、高晓声、古华、张贤亮；他们有曲折坎坷、充满戏剧性却又不同的成长经历，个个思路锐敏，见解独到，尽兴的谈笑评论。对海外的华人作家怎么看？有的很聪明，但是生活圈子太窄。没错，远方的华裔作家，生活单纯，少有跌宕起伏。
拜望文学前辈秦兆阳。秦老谦和儒雅，听他娓娓道来个人的经历，学到了不少在台湾海峡对面不准说的历史。跟着屠岸老总到萧乾先生的家。我读过萧乾在伦敦读书、当战地记者的文章；他信笔写一些身边的事儿，生动流畅真实有趣。见到萧老的第一个问题是：
“那个离家出走的伦敦少女，缠着您不放，后来怎么样了？”
“喔！”萧老笑起来眼睛眯成两道缝：“早把她甩了，不，送她回家了。”
整个下午，萧老以纯正北京话谈到许多人物、事情，我忙着做笔记。萧老提起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教过他，我兴奋地说斯诺写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是我在美国读到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书，斯诺写每件事儿都特别有戏，带着一股子劲儿。
老记事簿子上有一段：萧乾先生说：
曾经和叶圣陶老先生共事，他事必躬亲，为出版沙汀选集，叶老用毛笔写了两千多条意见，都束诸高阁。后来出版社给了他一张两千块钱的支票，把老先生给气的。
萧夫人文洁若过来提醒：
话别太多了，你刚动过手术。
可是萧老话匣子打不住，他说肾脏手术出了点意外，还在休养，又洒脱地指着伤口说：
我跟他们说，治不好就整个拿掉算了，一个腰子不是照样能活着吗？
那次去北京我怀有私心，带着刚刚写完的中篇小说稿子，盼望能在大陆出书。屠总够意思，立即指派了位责任编辑，几天之内就仔细地读完文稿，开会讨论。责任编辑先很正面地夸赞作品的优点，然后谈起国内出书的种种实际状况，简言之：这个中篇的内容和国内作家的作品很不一样，或许可以当作个擦边球儿来处理，不是没有出版的可能。当时我确实没怎么听懂。
另外您这个中篇在结构上有“两张皮”的问题。怎么说？小说里有两个故事平行发展，但是到最后没有将二者成功地合在一起，读者会感到茫然？提出来的修改意见很中肯，我答应回去再作整理，加把劲重写一遍寄过来。
回到美国之后身不由己，积极投入独立电影制作行业；一年复一年忙得不可开交。写了许多部电影剧本，其中有几个筹到经费，自编自导拍摄完成，在各地上映。一晃数十年过去，岁月不饶人，现在我是个退休的老头子了。
有“两张皮”问题的中篇小说改写了吗？一直拖着没启动。“在中国大陆出书”的心愿未曾稍忘，都怨自己蹉跎，事过境迁，该怎么办呢？老稿纸已经泛黄，逐行逐字仔细再看一遍这个老小说，哎呀！不满意之处比比皆是。如今又多了四十年的沧桑，可以写的题材太多了。或许不必刻意去编故事、人物、情节？
人生过程历历在目：我生长在一个战火炽烈的动荡世界里；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早期“白色恐怖”萦绕的台湾成长；1962年越洋求学，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变化巨大，总统肯尼迪遇刺，各地争取民权运动方兴未艾。毕业后在IBM公司任工程师，全球的集成电路IC(Integrated Circuit)正在起步。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做个高科技工程师，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当时全美国各大校园，正烽火连天地发动反越战运动；身历其境焉能袖手旁观？多次与美国同学们驾车南下华府，成为百万反越战示威群众的一员，亲身体验过美国警察和维安部队的暴力镇压。
1970年末，在美国各大学的台湾、香港留学生发起“保钓运动”，抗议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我积极投入这个运动；台湾本地的大学生、香港各界也前所未有的热烈响应。1971年9月，五名台湾留学生应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我是该团的成员之一，在大陆参观访问八个星期，蒙周恩来总理接见，畅谈六个小时。
中年危机作祟，毅然辞去教授职位，进入美国独立制片这个行业。成名之作是1984年与中新社南海电影公司在北京合拍的《北京故事》(A Great Wall)，我初次担任剧情片导演。这是中美合作在中国大陆摄制的第一部剧情片，1986年在美国和世界其他都市做商业演出，佳评连连，观众的反映热烈，票房成绩不俗。自此踏上了迷死人的电影不归路。
回首来时路，颠簸坎坷起伏，峰回路转，有数不清的欢欣雀跃，也有道不尽的悲愤绝望；忘不了生命中施恩难报的贵人，不再计较忍受过的无端屈辱。就提起笔来；不，是打起键盘来，别让这么多有趣的事儿随风而逝，记下动荡大时代中的个人经历，是一篇篇真人真事非虚构的文字。四十年后的写作不太一样了，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忌讳遮掩的事儿减少，有话就直说。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丰富传神的动人报道，不时出现；萧乾老师信笔写来的大时代小故事，举重若轻。我就摸索着向二位前辈学习。
2018年11月，承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一部《十年颠沛一顽童》，说我们一家四口；父母亲、哥哥和我，在抗战时期颠沛辗转逃难，事隔多年记起许多苦中有乐、艰困中见真情的往事。抗战胜利后，爸爸带我们回北平，在那儿度过难以忘怀的童年。宽厚的读者对《十年颠沛一顽童》的回响不错，我读到许多好评，《亚洲周刊》杂志选了它为2018年度华文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一。得到这么多的鼓励，衷心感激之外，也激发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强烈意志，所以第二部《调笑如昔一少年》也随之问世了。
《调笑如昔一少年》说的是一个混沌好奇、莽撞无知的少年，1948年到1956年间在台湾成长的故事。老友陈丹青为我的前一本书作序，他在序中说：
正方兄沧桑归来而调笑如昔，不落伤感。
知我者丹青也，“调笑”正是我的招牌。何止是调笑如昔一少年，年过八十还在那儿调笑个没完没了。
人生总离不开艰困、挫败、懊恼，有人说：“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在诸多逆境、不顺遂、祸不单行的遭遇中，莫要被失望、沮丧、彷徨、无助吞没，我总试着在最难以忍受的恶境中，发掘有趣可笑的点点滴滴，自己又老是扮演那个最可笑的男主角。事后遍告诸亲友，闻者莫不捧腹。
在中国大陆出书是我四十年来的夙愿，如今接连实现了两次，欣喜若狂不足以形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盼望读者与我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