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澄清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自1975年出版后，就广受读者喜爱，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2019年，《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再度引发关注。

历史小说《大刀记》以梁宝成、梁永生、梁志勇三代人为代表，叙述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近4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部运用宏大叙事，将家族悲剧与民族悲剧相结合，追求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时间长度与空间的广度(梁家从南方到中原，又从中原到东北)上，它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无人能及的。与同为历史小说的《红旗谱》、《白鹿原》相比，《大刀记》比前者历史跨度长，比后者的人物形象更加鲜艳，清透的故事情节中还暗含了复杂的社会人情。此外，《大刀记》还是一部具有思想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小说：作家让笔下的觉醒的农民手舞大刀，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地为和平美好的生活而奋勇斗争。虽然，《大刀记》诞生于文革时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其文学价值。事实上，《大刀记》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早已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它们就隐藏在“大刀”这一能指背后，等待读者去揭示。

一

《大刀记》中，“大刀”贯穿小说始终，具有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

小说的开篇有十六节，讲述了长工的儿子梁永生在旧时代如何从“认命”走上“拼命”的故事。作为中国传统武器的“大刀”，是他用来反抗财主的棍棒和侵略者刺刀的战斗的武器。在第八节《授刀传艺》中，“大刀”初次亮相就夺人眼目：

他拿着一口银光闪闪的单刀，来到永生的面前。这口单刀，刃薄，锃亮，门大爷腕子一抖，颤颤巍巍，铮铮闪光。刀柄上还拴着一块红绸子，风吹绸抖，飘飘摇摇，使人一看愣愣地提精神。

紧接着，小说通过门大爷之口道出了“大刀”的不凡来历和辉煌战绩：大刀不仅是门大爷两兄弟家族复仇的利器，也在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大刀”的意义在这一刻得到升华：

这口大刀，能替咱穷人说话，能把咱穷人那一肚子苦水控出来，能把那人情世理正过来。

大刀的第一次出场，就充满了传奇色彩，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和凛然正气。门大爷希望永生接过大刀后，要将大刀的骨气和精神传承下去。从第九节《大闹黄家镇》到十六节《下关东》，永生带着这把大刀和门大爷的嘱托踏上了反抗的道路，小说也由此展开了暴力叙事的第一层：作为个体的穷人对富人的朴素的反抗。

小说的“正传”部分叙述了手持大刀的英雄们坚守阵地御敌的英勇故事。第一卷第一章《风火燎原》回忆了永生从“拼命”到“革命”的转变历程，从一口大刀变成大刀队的辉煌战绩。其中，关于撤大刀炉的讨论，小说用了不少笔墨来详写，道出了大刀在抗日战争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地位：没有了大刀，大刀队也就不称其为大刀队了。大刀队的游击战也就无从说起了。人民靠大刀而战，大刀因人民而活。第二章《夜行人》写永生离开一年后又重返龙潭街寻找大刀队，其中有一段高大婶怀念战争中牺牲的儿子，又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时脑海中浮出的画面描写，颇具象征性：

一个是个小孩子，拿着一口木头单刀乱舞扎;另一个是条大汉子，一手拿着大砍刀，一手端着匣子枪，正在鬼子群里勇猛冲杀。一会儿，这两个形象渐渐地模糊起来，合为一体了。

一个人一心想当八路的高小勇，一个是抗争英雄高树青，单刀连接了父子二人的血脉传承，也连接了两颗抗战杀敌的爱国心。

第三章《雪后初晴》写永生与身陷险境的大刀队回合。第四章《战火中的支委会》描绘了大刀队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仍能有条不紊地展开会议，尤为生动精彩。第五章《虎口拔牙》延续了上一章的风格，整场战役充满了传奇色彩：大刀队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逼近柴胡店，“一手端着匣子枪，一手举着大刀片儿”悄无声息地走进汉奸阙八贵的洞房，向敌人宣判死刑。极富深意的是，阙八贵并不是死在匣子枪下，而是丧命于农民秦海城的捎谷刀和妇女秦玉兰的剪刀之下;再联系第二章高小勇手舞木头单刀的画面，便可得知，他们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男女老少来直接参与到杀敌抗日的民族战争中来，大刀队伍在扩张，“大刀精神”在扩散。至此，小说的暴力叙事提升到第二层次：“大刀队”这一觉醒的农民英雄群体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在第二卷中，“大刀”从防御功能转向相持阶段，战斗力明显提升。第六章《春天来了》紧承上章，大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把“大刀”安插到敌人的队伍中去。第七章《训敌》就是利用安插在敌人队伍中的“大刀”，狠狠地训诫了敌人一番。第八章《回马枪》中敌人本想突袭大刀队，不料反被大刀队杀了个回马枪，在这次反击中，锁柱选择大刀作为武器，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彰显了“神八路”的“仙气儿”。第九章《打集》与开篇《大闹黄家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主角由永生换成了黄二愣。第十章《巷战奇观》是大刀队又一次奇袭胜利，狡猾残暴的敌人用刺刀指向无辜百姓，百姓们拿起大刀奋力反抗。十一章《“我就是八路”》和十二章《重返宁安寨》讲述了永生凭借着百姓们筑起的铜墙铁壁和自身的勇气谋略三进三出宁安寨，把敌人耍得团团转。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充满了浓郁的英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侵略者的逻辑能推断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胆量吗?”一句，可谓的点睛之笔，把小说暴力叙事继续推向第三个层面：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联合抗日。

第三卷终于迎来了“大刀”反攻敌人的胜利。第十三章《荒野斗智》没有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却有和敌人机智周旋的有趣画面，最终，永生不费一颗子弹一举歼敌。第十四章《夺枪》从大刀队转向民兵队，写民兵队长黄二愣带领队员巧夺敌人枪支，提高民兵战斗力的故事。第十五章《龙潭的早晨》主要展现军民鱼水情以及军队内部之间深厚情谊。从十六章《巧夺黄家镇》开始至第十九章《刀铣河山》，《大刀记》不断迎来了胜利的高潮：汉奸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大刀和刺刀的交接中，敌人的军队被一网打尽，抗战取得重大胜利。在第二十章《斗争还在继续》中，大刀队踏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征程，“大刀”也将继续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综观整部小说，“大刀”作为一条主线串联起一则则惊心动魄的抗日故事，“大刀精神”成为英勇无畏、顽强团结这一民族精神的高度浓缩，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力量的象征。

二

对“大刀”的“非暴力”隐喻的考察，恐怕要重新回到小说开篇的结尾处。在那里，“语言丰富的‘内生’作用，为作家创作保留了丰富性的可能”：作者在交代梁永生一家下关东后就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光明的不乏口号式的憧憬，像“咱们穷人的春天，回来的，一定回来的!”“天晴了，太阳出来了”等诸如此类的描写。接着笔锋一转，故事情节突进到永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用“战斗的刀枪迎来了祖国的春天。”从下关东直接跨越到对抗战胜利的预告，缺乏必要的过渡，读来不免感到突兀，由此造成了文本间的巨大断裂。事实上，在1972年征求意见本中，《大刀记》的开篇本是作为小说第一部的，共有三十二章。种种限制和压力迫使，郭澄清无奈之下只能忍痛割爱，将开篇拦腰砍断，扩充了第二部分抗日战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版本。如此调整必然对小说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有所损害，给那段革命历史的发展逻辑留下了叙事漏洞。

为了弥补叙述逻辑上的缺陷，作家想方设法把正传中的抗战故事写得真实可靠，要实现此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炼真实的抗战故事。不难发现，《大刀记》中很多故事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例如第十二章《重返宁安寨》的人物原型就是宁津八区副区队长阎成。1944年3月，阎成因病住在程庄，敌人闻讯，带领三十多名伪军前往搜铺，却不料被阎成击败殆尽。之后，敌人又派100多人前来捉拿阎成，仍是无果。气急之下，伪军大队长李振彪亲自上阵，却被阎成扔出的手榴弹炸伤。最后，阎成乘着夜色突出重围。还有第十四章《夺枪》，是参考宁津抗战时期发生的八路军战士崔景生夺枪的真实故事。虽然这些描写生动逼真，极具感染力，但无法完全弥合结构间的空白和跳跃。

显然这种做法有悖于作家的创作初衷。联系郭澄清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1929年，郭澄清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难，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在华暴行，革命的种子悄悄地在他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1946年，他毅然决然在渤海区参军入伍，1948年参加了解放济南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郭澄清本以为祖国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不料，“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打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眼睁睁看着身边的老革命干部一个个被批斗，郭澄清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他要借助手中的纸笔来回顾农民的苦难史、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1971年，郭澄清回到老家宁津县郭杲村，开始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创作。他没有采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颂歌写法，而是借古讽今，通过缅怀革命历史时期朴素善良的人性，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在社会缝隙中寻求自我表达的可能。

承载了革命故事的“大刀”，不仅是反抗暴力和侵略的战斗武器，同时又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涵义。从一般意义上解释，“大刀”是一种暴力的武器，它的作用是以暴制暴，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再联系小说来解释，就是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手举“大刀”进行革命，争取幸福生活。因此，“大刀”的终极意义并没有停留在“暴力”这一层面，而是转到了它的对立面——“非暴力”，也就是“和平”。暴力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和平社会。作家郭澄清用《大刀记》里的“大刀”，为读者重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越的革命历史，新时代的读者也会通过小说汲取力量，牢记中国革命的初心和使命。

三

如何通过阅读红色文学来坚守这份初心和使命?《大刀记》中蕴含的“大刀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大刀精神”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豪侠仗义、嫉恶如仇等等，这些传统的武侠精神在“大刀精神”中都有显现;不过，《大刀记》并没有止步于此，作家不断挖掘和提升“大刀精神”的内涵，赋予其舍生忘死的气魄、同舟共济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韧性，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凝聚力。“大刀精神”的丰富内涵在小说中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这口中国传统的大刀身经百战，历史悠久。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抗日民族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大刀”都作为中华好汉最得心应手的兵器，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大刀”见证了中华民族苦难屈辱的历史，也见证了贫苦农民不屈不挠、从“个体”汇入“群体”的成长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这首《大刀进行曲》就是对中华民族无所畏惧的英雄气魄最好的诠释。

其次，大刀见证了梁永生们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心路历程。在小说中，手握大刀的梁永生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自觉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被逼出走后的他选择的了下关东，等时机成熟后又回到龙谭街去报杀父之仇。和他相类似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受尽剥削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充斥在他们头脑中最大的念头就是和仇人拼命。然而，拼命的结果只能两败俱伤，穷苦百姓仍然无法找到新生的出路。经过一辈又一辈人的苦苦摸索，终于，他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革命。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群人的事，它是无产阶级众志成城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梁永生就是在共产党员方延彬的指点下，毅然决然的加入了革命的大家庭;又在“大刀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了一个更有力的大刀队，这和《水浒传》中“啸聚聚义堂”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刀队之外，革命的成功自然还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人民群众筑起的铜墙铁壁，为奋勇杀敌的大刀英雄解除了后顾之忧，保证了大刀队的游击战得以顺利展开。可以说，从高黑塔到长工，从长工到长工的儿子梁永生，从梁永生再到大刀队……大刀传承的历史，是从报一己私仇的个人抗争，到团结群众共同抗战的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大刀的主人们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斗争，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凌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缩影。

最后，机动灵活的战术，展现了大刀队百折不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钢铁韧劲。大刀队采用的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灵活战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敌人突袭——大刀队撤离——敌人麻痹——大刀队反攻”的情节结构模式。这一情节模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和曲折性，给人惊心动魄的阅读刺激，同时也彰显了钢铁韧劲的“大刀精神”。需要强调的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除了刺刀，还有种种先进的武器装备，而大刀队只有大刀，这是大刀队先天的弱势。不过，凭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精神，大刀队还是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了奇袭夺枪、虎口拔牙、荒野斗志等众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再联系《大刀记》四十多年的艺术表现流变史，更能直的感受到“大刀精神”持续的影响力。从1975年小说的出版到之后改编成连环画、电影，再到2015年被翻拍成电视剧，《大刀记》能够经久不衰与“大刀精神”的一以贯之密不可分。在同名电视剧《大刀记》中，梁永生手中的那口“大刀”由原来的文字符号转变成了图像符号，变得更加直观鲜活可感。电视剧基本还原了小说的故事框架，又兼顾历史事实，因而与那些毫无逻辑的抗战神剧截然不同。在人物塑造上，电视剧对原著中缺少人情味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作了修改，同时配合山东土话的台词，使每一个英雄好汉不仅有血有肉、真实立体，而且增添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剧作的另一大特色是高密度、大容量的武打场面，在镜头的捕捉、动作套路设计和演员的武术功底上都下足了功夫，给观众呈现了一幕幕热血沸腾的视觉盛宴。尤其是，影片对山东地方民俗文化的全景呈现，也让它在众多抗战剧中别具一格，体现了制作团队的良苦用心。

与小说对比，电视剧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在人物安排和情节处理上，为了迎合和满足观众的娱乐趣味，增加了门玉茹这一女性形象，从而构成梁永生、杨翠花、门玉茹的三角爱情关系，用意虽在丰富人物的人性内涵，却因为失真而成为败笔。更突出的是，在“大刀”外形的处理上，相较于小说中刃薄、锃亮、刀柄上拴着红绸子的传统单刀，电视剧中的大刀多了九个铁环，但是少了小说中迎风飘扬的红绸子，在视觉的冲击和意义的象征上显然更弱了一些。而且，九环大刀的设计看起来更显威力，却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即作为游击队的一部分，大刀队在作战时主要是以隐蔽为主，而九环大刀显然做不到悄无声息地偷袭敌人。因此，图像化了的大刀在增加了观赏感的同时，却牺牲了其原本质朴的面貌，尤其是损害了其灵活的实战功能，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回想1978年汤化达执导的同名电影，同样对“大刀”进行了图像化转换，却力图与小说中的大刀形象保持一致。

对小说还原度较高的要数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连环画《大刀记》，才是对小说最高度的还原。不论是在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上，连环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原本的纯文字叙述进行了另一番生动的演绎，增加了可读性。当然，考虑到小说改编的时代背景、体裁、改编者的艺术修养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等众多因素，在时间上晚近出现的改编，声像并茂、视听兼容的视频媒介显然要比纸媒改编的难度更高。

总体来说，上述三种形式的图像化改编各有千秋，共同不变的是对“大刀”形象的重点刻画，以及对“大刀精神”的传承，这是它们之所以能在不同时代不断唤起广大读者(观众)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反思当代通俗文化普遍存在格调不高、缺乏思想深度等问题方面，小说《大刀记》及其多种改编形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

结语

大刀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一条主脉，由山东作家郭澄清创作、以家乡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大刀记》，通过“大刀”形象的塑造和“大刀精神”的提炼，很好地诠释和彰显了齐鲁文化的豪爽与担当。“大刀精神”既有历史承继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将在新时代语境下再次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