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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天鸟》:儿童文学写作中的生态意识
来源:南阳日报 | 薛继先  2020年09月28日08:42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园地里一朵灿烂的花朵,在文学的园地里显示着无限的生命力。这除它体裁表现的多样性外(如儿童小说、童话寓言、科幻科普、儿童散文、儿童诗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描写对象的独特性——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群体。从这个方面说,儿童文学又属于成长文学,显示了它的存在动力。近读陈春建的长篇小说《牵手天鸟》,就被作品所描写的一群充满了生命动力的儿童所感动。

一贯以现实农村题材为写作抓手的陈春建这次把他的写作触角伸进了以亮亮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农村儿童,写他们如何爱鸟、护鸟,如何同捕杀小鸟的鸟敌斗争的故事。作品发扬了陈春建长期形成的写作风格: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矛盾为视角,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多变性,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和嬗变的可能性。人物形象稳健质朴,语言纯真自然。翻读陈春建的《牵手天鸟》,我们的阅读意识犹如行进在一条潺潺流水的溪岸边的小路上,在一种惬意的氛围中,感受着生活浪花的律动和清透。

——律动和清透是陈春建的写作气质。前者表现的是他作品所涌动出的生活流,即作品所呈现的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源;后者指的是作品语言所营造的生活氛围,即作者借助朴实真切的富有生活感染力的话语,准确地表现出作品的精神寓意。也许陈春建的这种写作在时下的某些新派作家看来不免有些浅显或过于传统和笨拙,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陈春建文学创作的长处,他的目的就是在笨拙和传统中,彰显出生活的原生和本真,彰显出生活的凝重和厚度,以此实现作品的审美意义——使读者在真切的文本阅读中受到教育,滋生出生命的热望和崇高。

——教育是文学作品的使命,是作品存在的价值所在。一部作品在读者阅读之后不能得到教育的补益,那么这部作品无疑是失败的。从教育学的接受关系上说,作家是教育者,读者是被教育者,教育者(作家)通过可见的作品使接受教育者(读者)在精神上得到有益的提升和陶冶,实现教育的目的。对于儿童文学,它的教育使命则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儿童正处于人格的形成和成长期,更需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的有助于人格成长的优良环境,培养和完善他们的人性和人格,而使之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由此可见,陈春建的《牵手天鸟》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儿童们在对作品的阅读中,对亮亮、牛宇、晨晨及其小胖的爱鸟行为生出敬慕,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生发出新的感悟,而燃起热爱自然中的动物、与动物和平相处的美好心理。诚然,作品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在于亮亮和他的同学们在爱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融进了大社会的范畴,参与到更加广阔的环境保护中——发现污水——追查污水来源——参与污水处理等,也许作为小说结构,这样引申作品活动场景和事件很容易让读者生出故事不够集中的诘问,但因为作者把鸟作为导引,将鸟的生命与污水联系起来,进而使亮亮等少年儿童走进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走进大环境的视野,将鸟、环境与人三者的生存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延伸了作品描写生活的视阈,还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写,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长期以来,人对于鸟是有着原罪行为的。鸟一直作为大自然的弱者而受到人类的捕杀,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和囚在笼子里的玩物。陈春建作品中鸟敌等人捕杀鸟和动物的行为其实也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普遍现象的阐释。现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生态意识的普遍觉醒,鸟敌等人的行为已成为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个案而受到亮亮、包括鸟敌儿子在内等少年儿童及村人的反对和举报,这是作品对现实生态环境治理的肯定,也是对人性中去原罪意识的真实描写。虽然这种去原罪意识是在法治的监督下形成的,而不具有意识的自觉性,但当这种监督贯穿于整个日常行为,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而不再对鸟和其它动物具有原罪的伤害,人和动物就同处一片蓝天,和谐相处,其乐融融,至仁至善,相互成美。作品最后鸟敌等四个人的悲剧不免有点宿命的嫌疑,读来有点突兀,但对于作家,却是出了一口恶气,怙恶不悛,必遭其报。

评价一部小说成功的元素很多,但就其主要的核心元素,首先是作品能否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认知世界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为读者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辽远“天窗”,让读者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现实故事中,体悟出现实与历史的关系,而增加现实对于历史的责任。为此,任何的现实写作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写作,是对历史的现实记录,是对历史的现实人们精神状态的真实存照。陈春建的《牵手天鸟》在对几个儿童的爱鸟行为描写中,无疑实现了他的这种艺术价值——关注生态环境不仅是当下人们的生存主题,更是历史的生存主题,亮亮等几个少年爱鸟、护鸟的行为显然是对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