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毋庸置疑，好的文学写作历来能够展现作者对人类生命处境的把握。浪漫主义文学高歌人的渴望与冲动；现实主义文学反映人对社会的思考、同情和批判；现代派文学在哲学思辨中最大限度呈现个体精神的幽微和紧张，以象征手法提炼抽象的生存命题……它们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成为主导性的文学表达形式，并与相应的时代思潮、哲学思潮密切相关。从这一点上讲，文学从不能脱离历史和人的处境而实现自身被公共接受的目的，写作必然包含作者所存在的特定历史语境。而作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观察者，意味着不同作者即便命运的经历不同，写作的主旨不同，但时代的共性是必然的，作者需要对自身处境的观察、描摹、总结，从而获得经验的认知，呈现相应的时代面貌，实现艺术对人性的关照。而一种创作手法的“长盛不衰”首先需要实现读者的普遍接受和公共认同，需要经由作者对确定历史的观察和反应后进行写作，从而进入到更多人的具体阅读过程。

就中国文学而言，“新启蒙”以来的文学创作首先面对的是文学观念的大量输入，诸多后现代理论更关注“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解构主义伴随着“后现代性”的话语，被认为包含着对观念意志的反叛，对文学批评的话语影响之处却在于促使相对主义甚嚣尘上。人们以德里达对纯粹意义的否认，又借用利奥塔的“元叙事”解体等后现代理论来说明事物价值标准的分散和多元，一方面认为文本应当表现非理性，需要表现对破碎和无意义“强烈共鸣”，荒诞、梦境和暴力中也寻找“回到文学本身”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的形式、语言和主题的断裂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表现手法，并且强化为特定而有效的艺术表现方式，重新成为一种前置立场。尽管在作为学科建制的文学领域，具有自身的“时代症候”，体现为对个人的重新发现，但历史本身的确定性很难得到认同，也人为地隔绝了创作进入现实并以历史为基础满足更广泛审美需求的可能。

回到创作本身，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新时期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基本的事实。但现实中的人们面对市场经济，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的悲欢离合，却并没有经由“讲求叙事手法”而非“优化叙事内容”的创作得到有效的公共认同。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人们需要一种更贴近普遍个体的写作样态，非虚构写作的优势正在于使写作从特定创作理论和思潮中解脱出来，既非语言游戏、结构拼贴和形而上的自我抒情，也非类型化的大众文化想象，更多强调个体逻辑和个人声音的真实和独立、历史细节的客观以及生活本身的张力与戏剧性。也正因如此，非虚构文学以十分朴素的方式抵达公众，成为长盛不衰的写作形式。

一、“复调”与理解的公共性

任何一种写作都包含着作者对特定事物相关信息的接受和阐释，但在加工方式和立场上却有所区别。突出和强调作者个人的文学技巧、文学观念的写作，具有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分析和辨别作用，但也使作家抹去了写作的“艰辛”一面。被技巧与“创作观念”绑架后的文本，是“走不出去的交叉小径”；而作者观念的“深刻”和语言的“游戏”，却体现为可识别的复杂生活情理的消失，以及具备共通感的生活逻辑和相应形象的缺失。事实上，阅读作品时深刻的情绪体验需要通过形象自身的逻辑实现，包含着形象的客观性和多意性。而非虚构写作摒弃了建筑在观念化技巧和泛滥精神分析上的“投机取巧”，讲求记叙的完整，也讲求写作者对人性逻辑自身饱满度的追求。

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每个主人公都是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而不同的视点彼此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多声的统一体中，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构成“复调”。写作公共性的达成需要具有对人物形象自身声音的高度包容，即对客观现实本身复杂多义的开放态度。而真实的行为逻辑推动之下的情节，从一开始就与读者期待视野中关于现实社会的经验和理解有更多的关联，也因此，逻辑充分且每个人都能发出自身声音，人物形象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举例而言：袁凌《寂静的孩子》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时代浪潮中“身不由己”的父母，贫富差距之下从来无法公平的教育资源、生存资源，教育成长过程中呈现出内心深处细微的痛苦和千奇百怪心理问题的孩子——当代孩子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不同个体不同遭遇的具体呈现，才不至于停留在人们想象中的千篇一律的天真烂漫。这些孩子面对生存、生活、未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呈现与父母、长辈关系时绝非面目一致的孤独和敏感，才真正有了触动人心的力量。而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突出每一个“传销者”的个性，以及相应的无知、善良、愚昧、坚韧，既在情理之中，又具体化了不同人相同生存选择的来龙去脉，拥有纪实文学的细致观察，又对人性留有更多同情和遐想的余地。因此，反观宏大叙事解体之后的个人可能性和复杂性——悲观、妄想，过多地运用心理分析式的假想推动创作并不总能获得广泛的共情，而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可供广泛识别的人物，在客观声音的呈现中，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经由文本内部的“复调”与“和声”满足多元“期待视野”，提供开放性的思考路径，从而拥有扩大理解的公共性，实现广泛阅读的写作特质。

二、历史的细节与历史的“叙事”

经历过现代创作手法洗礼的当代文学写作，一度认为经过思维提炼的“抽象真实”更接近现实，但专业化的“纯文学”写作者，由于参与“世界”程度和范围受到局限，很难针对全球化语境和市场经济中人们普遍参与的世界产生更多的认知，许多创作对现实的指涉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新月异却暗流汹涌的真实世界。而即便是以现实为关切对象的小说，在“不完全的”社会观察后，占有少量的事实，又迅速与现实疏离，发散和附庸过重，使本可以获得深度共鸣的历史细节被淹没在作者的主观判断和过度发挥之中；同时，对典型人物的诉求，以“普遍共性”和简化后的形象取代个体真实处境，逻辑内核小且缺乏新意，也很大程度上隔绝了经由对事件本身的深度观察达到反思继而指向未来的可能，更多表现为脱离历史真实的“叙事性”。而非虚构作品中，细节的强调既是对具体形象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的强调，也是对相应时代复杂性的体察和反思，是对历史自身大于历史叙事的明确，由此，具体历史经由非虚构写作提供确定性，也成为非虚构写作自身获得理解普遍性和公共性的重要因素。

其中，历史的想象细节与真实细节的差异，是具备现实主义精神的虚构文学创作和非虚构写作的差异，其决定因素在于作者基于主观立场还是客观立场进行写作；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想象性重组、拼贴、夸张、变形，以营造叙事效果，还是以真实形象为反映对象，坚守客观世界自身的逻辑。此时，非虚构写作者超越主观立场，深度进入具体情境之中，同时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包含现实关切的文学叙事，在得到认同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反思和深入历史的空间。

正如阐释学家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读者的对话，“文本”作为形成于特定环境中的语言艺术本身，在读者基于自身经验的“前见”之下，经由阅读过程中的“对话”，达成“视域融合”。但如果文本一开始就不能有效地展现自身对历史真实细节的客观把握，则在公共性的达成度上也会大打折扣。而此时，非虚构写作将具体的历史信息呈现出来，经由写作主动提供的时代客观性，引导相应视域，唤醒人们对高度实存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共情和思考，体现为经由普遍感性向理性认知的通达，也具备从历史内部获得价值判断、展现人文意义上价值理性的写作优势。

三、非虚构写作的“戏剧”张力

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与虚构文本中的戏剧性不同，非虚构写作的重点在于其情节的“转折”经由现实推动，目的在于还原“人生如戏”之中的具体逻辑。这种从客观事实入手，把握生活张力，从而观照人类自身问题的写作方式，与截取生活片段，刻意制造冲突的虚构作品有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当代大众媒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获得艺术欣赏以及文学接受的路径，实现广泛公众接受的文学需要依赖媒介和传播方式，这一点通过网络文学的盛行能够明显看到。网络文学读者数量巨大，作为IP的影视改编量也极高，这说明人们对寻找生活里的“传奇”或超拔于现实的生命形态，永远抱有好奇和向往。但网络文学创作者身份驳杂，受到“类型化”和网络文学“安慰剂”作用的约束，充分展现“个人意志”仍然构成现代性以来对个体最大的感召和写作的内在动力，因此网络文学往往以制造冲突为手段，以“英雄想象”为解决方式，在具体的逻辑结构和文学应有的严肃性上普遍缺失，无法真正对应个体的生存处境。

由此，创作需要基于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反思，得到广泛阅读与认同的作品在传播效果上有一时之“经典”，也有历久弥新能不断得到阐释和理解的经典文本，其所包含的值得借鉴之处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最大程度得到公共接受、理解和认同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拥有持久地打动人心的内在故事核。弗莱提出的“原型模式”固然包含将文学过度结构化的问题，但也指明人们对生存的理解具有相应的共性，而这种共性需要找到相应的叙事逻辑和结构载体。反观古代神话原型的经久不衰，无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任何一个神话形象，都附带着人类自身对自然和命运的探索，而非仅仅将人类抛向剧烈的冲突和命运的噱头，经典作品尤其如此。由此，情节冲突的刻意、单一矛盾模式的重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又不自觉地显出逻辑力量薄弱的戏剧化，都不利于观照个人的生存；而抽象的“英雄形象”和“开挂”模式，也不足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当下问题。事实上，人的意义需要通过具体的生存命题来证明，非虚构写作摒弃精神鸦片和浪漫抒情，但并不否定生活本身的“传奇色彩”。在相当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中，人物自身的行为经过作者的描述，既包含个性，又能展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张力。刻意制造冲突时的逻辑硬伤时常出现在网络小说中。非虚构文学则强调“发现张力”而非创造张力，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逻辑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典非虚构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应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内部的变动，例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娟《冬牧场》，正是因为恰好充分尊重事件本身的逻辑，在情理与世相的延展中把握冲突，积极介入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或人类所生存的自然世界，真实地把握动荡、苦难与人类自身的顽强，在呈现生活张力的同时，让事件及相关人物自身展现自身，而非本末倒置地将想象的传奇性凌驾于生活内在的合理“戏剧性”之上，反而更能通过生存本身的矛盾和悖论令人们产生共鸣，实现文本与普遍读者的“视域融合”。由此可以说，基于人物形象的“复调性”和写作秉持的客观历史态度，又同时把握生存的波折与流变，不丧失情节的转折，是非虚构写作具备理解和接受广泛性的基础，也构成其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意识的写作方式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