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追随他的旅程
西西弗斯走了。需要强调的，不是逃，也不是跑，是走，一种从容优雅的姿态。尤其在面对俗世生活的羁绊，面对死神的召唤，面对疾病黑洞随时吞噬掉沉重的肉身，“走”这个动作无疑颇具象征和哲学意味。故而，《西西弗斯走了》是一篇极富隐喻的偏题，既是哲学教授陶一粟之于“西西弗斯”的哲学对话，也是生死参悟后的疾病隐喻。
西西弗斯是一个古希腊传说，受到众神惩罚的西西弗斯每天要干的事，就是推一块巨石上山。天黑时，推向山顶的石头必将滚落，这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众神惩罚西西弗斯在于必须重复推石头上山的行为。这种无效且单调重复的惩罚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惩罚犯人的另外一种方式：犯人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只水桶中舀水将另一只水桶倒满，周而复始。好在，学群笔下的“西西弗斯走了”。 哲学教授的出走，更像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行为艺术。
《西西弗斯走了》小说采用了双线叙述，一条线索围绕哲学教授陶一粟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主动放弃治疗，只身一人回到三十多年前曾经熟悉的雷都山展开，先栖身一个被废弃的地下军事工程，回到他青年时期挥洒过汗水和热血的“洞穴”。被蛇咬伤后，蛇毒似乎与垂死的肉身之间达成某种奇妙的默契。随着身体的复苏，他继而开始往沙漠、雪原上走，其行为如夸父追日；另一条线索，在报社任总编的“我”跟社长的矛盾趋于白热化。体制内的束缚和纠葛，随着“我”离开报社到刘书空办的地理杂志任职之后随之解脱，而被陶一粟精神气质吸引的刘书空，驾着越野车，一路跟随他的行踪，一边摄影，不断发回有关陶一粟的行踪报道。某种意义上，刘书空可视为陶一粟的精神信徒。两人都通过“走”，期待着在高原雪山中超越“生命的海拔”。
陶一粟在路途中的诸多笔记，可谓其精神世界的管中一窥。无论是陶一粟，还是一路追寻他的刘书空、离开报社的“我”，这些曾经裹挟于现实的沉重肉身，无一不渴望随着空间的挪移，达到一种振拔超越当下泥沼的希望。故而，这些人的“走”，更像是一种精神危机的隐喻。“走”在这里不仅仅是出走本身，更是一种精神自主性的回归。自尼采给上帝宣判了死刑起，西方社会早就经历了信仰危机。如今这种危机就像小说中的不受节制无限繁殖的“细菌”，“细菌的数量没有节制地增长，欲望随之膨胀。它们管不住自己，似乎也没有人管得了它们，最坏的结果是细菌连同它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一起消亡”，可以看得出，学群的《西西弗斯走了》是带着危机意识、问题意识的书写，是对今天巨大的精神危机下文学何为的责问下的有力回答。病入膏肓的不仅仅是肉身，还有我们苍白的灵魂和贫瘠的思想。陶一粟住进医院，被医院下了死神通知单，成了一具听任他人摆布的东西，等待他的将是求生的曙光和死神的微笑。于是他果断选择了把余生收归自己，成为他的渴求和念想。
陶一粟的“走”， 无疑是对现成的种种观念提出的大胆的质疑。走，既是对癌症和庸常生活的逃离，也是形而上的寻找和追问，“是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也是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故而我们能感受到哲学教授为何要重返被尘封已久的地下军事工程，重返激情燃烧的广场记忆，而他藏身的那个“洞穴”,更像“柏拉图的洞穴”，在这里，他无疑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西西弗斯式的幸福”。
在《西西弗斯神话》当中，加缪对西西弗斯为什么是幸福的做了说明：“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在加缪看来，寻找的过程，推石头上山的过程，比石头成功留在山顶的事实更为重要。如果石头留在那里，就意味着真理成为某种固化的东西。而人之所以高贵，是在于即使知道真理在随时发生着变化，真理是徒劳无获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要去追寻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一粟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在于他选择“走了” ，他放下了疾病这块巨石。他与疾病达成了某种默契。他走在了坚持自己内心的真实、坚持对生命自主性和精神独立性的绝对把握上。他把握了这一至高真理。正如加缪所言，人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哪怕最后的结局是通常意义上的悲剧，只要把握了自己，人就可以说我是幸福的，也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