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电视创作青春化发展势头迅猛。青年人的喜爱，无疑是电视创作兵家必争之地。青年人究竟喜欢哪些电视内容？如何更好用电视作品传递青年人的声音？在9月19日举行的第9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致敬青春——青春题材电视精品创作论坛”上，与会专家与业界代表就电视创作青春化的机遇、疑虑与想象展开讨论，为进一步推动青春题材电视精品创作向更深广的社会层面延伸，讲好青年故事建言献策。

找到思想和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电视剧审美更要与时俱进

在电视剧领域，反映青年人人生态度的作品呈现多元化趋势——自主创业、行业励志、脱贫攻坚、感情生活，特别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对女性主义的观照，以及红色革命题材中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春时期的佳作不断涌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梁振华认为，无论讲哪一段历史时期的故事，都要找到与当下青年观众思想情感相契合的最大公约数，问题就在于，找到公约数之后，现阶段我们对于故事的表达还同今天年轻观众的审美有断层。“今天的电视剧需要拓展内容，提升审美。年轻观众通过新媒体接触到许多外国优秀影视作品。观众的整体审美水准在迅速提升，如果眼光与审美依旧停留在5年、10年、甚至20年前，今天的年轻观众肯定不会满意。”

“二次元”“ACGN”“弹幕”“玩梗”……这些令年长人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的新的文化领域，却的确和当下年轻人的思维范式、审美取向紧密相关。梁振华认为，电视剧制作者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回到这代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变成你们，而是让我们懂得你们现在思考、表达的方法，找到破壁、调和的方式。”

热门综艺独辟蹊径

心怀使命向光前行

热衷于选秀、竞技的“快综艺”长期占据荧屏，一档反其道而行之的“慢综艺”《向往的生活》却已陪伴观众悄然走过四年四季。像这样的综N代很容易被观众指责“吃老本、没新意”，如何才能让节目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总制片人章碧珍谈到，节目在“国情调研、文旅扶贫”“综艺直播、助农带货”“关注民情、感恩医护”等方面做出创新突破，不仅为观众带来乡间生活的自由感与幸福感，同时也在尽一己之力为他人带来帮助和改变，正如黄磊在节目中说过的，“让别人过上‘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在“国情调研、文旅扶贫”方面，节目在第三季中就进行了尝试，将湘西古丈县翁草村作为节目的“研究对象”和“记录目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和广播影视中心的专家学者组成田野调查小组，前往田间地头、深入普通农户，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国情调研报告，把推动乡村发展落到实处。2019年翁草村得益于文旅，集体收入增加14万元。在“综艺直播、助农带货”方面，受疫情影响，西双版纳大量水果及农副产品面临滞销，电商主播薇娅来到西双版纳蘑菇屋，首次将线上直播销售搬上了电视综艺节目，产品一个小时就卖光了。在“关注民情、感恩医护”方面，当节目组得知湖北省中医院抗疫护士刘凯“好想吃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里做的美食”的愿望，节目组专程坐飞机跨越1000多公里，将这份红烧肉送到了她的手中。在章碧珍看来，有趣的形式、真诚的内容与一定的社会责任担当，是综艺节目保持生命力、与观众互通情感的重要维度。提及年轻人喜欢的综艺内容，章碧珍认为“造梦”机制、多样的垂类触达与内容精品化是未来综艺节目的发展趋势。

彼时，传统民族音乐被认为是鲜有问津的冷门题材，综艺节目往往在炙手可热的流行音乐上大做文章，然而，2018年一档由广东卫视、山西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国乐大典》横空出世，引发年轻人对民族音乐的广泛关注。《国乐大典》总制片人何伟谈到，节目主要围绕“传承”与“发展”两方面展开。在传承方面，节目介绍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挖掘了在该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乐人故事，让经典民乐乐章重焕光芒；在发展方面，所有乐曲都进行了重新编曲，节目中，民族乐器不仅可以演奏当代流行音乐，甚至可以演奏国外音乐，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同台竞技，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据何伟透露，如果说之前两季还是对民乐的吸引和普及，第三季《国乐大典》将举起传承的大旗，节目组在各行各业、世界各地选拔64位外形和才干俱佳的乐手，以年轻化的审美标准挖掘民乐黑马，培养民乐新秀。

纪录片人在历史的第一现场

讲“值得讲”且“愿意听”的好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80后”青年记者、导演葛云飞奔赴武汉报道新闻并拍摄制作了33分钟英文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和90分钟英文纪录片《中国战疫纪》。其中，《武汉战疫纪》被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和新媒体机构采用，被欧美和亚洲多个电视台主动完整播放。葛云飞谈到，《武汉战疫记》的制作周期只有10天左右，如何才能做一部不辜负当时在武汉所有人努力的纪录片，向世界展现真实的武汉？我们需要找到一套与世界对接的话语体系：在人物塑造方面，重视人性化、人情味，实现人物的立体化表达，拒绝标签，拒绝拔高，增强人物的可信度；在视觉呈现方面，两极化追求明显，要么追求精致化的影感，要么追求真实性的粗粝；在情节叙事方面，用事实说话，恰到好处地表达情绪，拒绝煽情。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导演张建珍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医生》于春节期间大年初三临时调整上线，与彼时新冠疫情暴发的社会背景产生强烈共振，片中刻画的中国医护人员群像深入人心，真实的影像记录使观众得以重新审视医患关系，并思考生死教育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议题。张建珍谈到，“《中国医生》受到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塑造了普通人眼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普通人的真实个性以及自身局限性，但都会为了拯救他人生命而付出最大努力。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全国四万两千余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和湖北，记录下这一时刻，我们责无旁贷，于是便有了《中国医生·战疫版》。”张建珍坦言，拍摄《中国医生·战疫版》的过程充满艰辛。“由于是我们自己要去拍摄，当时武汉交通管制，吃穿住行都是问题，我们的摄影师没有通行证，只能自己从宾馆走到医院。拍摄期间，我们得到了之前拍摄《中国医生》时，西安交大一附院、南京鼓楼医院、华西医院等派出医疗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使得我们能够直接深入到抗疫的最前线，深入到危重症病人病房，拍摄到重症病人的抢救，包括插管、上ECMO等等，观众才有机会看到惊心动魄的真实抢救过程。”

深度跟踪拍摄武汉4家医院，8个医疗队，30多名医护，20余名病人，启动8个摄制组，45天不间断的记录，《中国医生·战疫版》将镜头对准这群生于平凡而注定不凡的普通人。张建珍说，“我们拍摄到武汉红十字会做CT的普通合同工，他也有害怕，但他依旧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停地给一位又一位病人做CT。抗疫的胜利，有赖于无数这样的普通人的共同努力。”

近些年，纪录片愈发成为年轻观众的“新宠”，在创作、传播、欣赏等各个环节都有年轻人参与进来，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助推了纪录片年轻化样态的发展，B站走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看来，“真诚、平和、信任”是纪录片制作的不二法门，纪录片年轻化样态并不只是拍摄青春题材，而在于表现年轻人敢于冒险、心怀好奇、充满活力、个性四射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作品也会有年长的人观看，这也正是打破年龄圈层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