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桂林吗？”他问她。“给你创造机会。”本是她想活跃气氛的玩笑话，但他认真了：“神经病。”“你决定了吗？”临出门时他又问她。“票都订了，”她说，“公司临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我不回去不行。”他说：“没有你，地球照样会转。”她也说：“这年头没谁都行。”他们一时无语。

她又检查了一遍房间，确信没有东西落下，他们俩各拖着行李箱出门。她要去机场赶飞往合城的飞机，他要去桂林出席两天后举行的一个作品恳谈会。他乘坐的是比她的航班晚一个小时的大巴。约车同时到达，坐到车上他向她招招手，看着她乘坐的那辆车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她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五年前他们相识于她前夫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前夫曾支持过他的一部作品的出版。第二天一早，他收到她的短信：“你的羊毛衫落在我的箱子里了，桂林气温比南宁低，注意保暖。”然而她并不知道，此刻他却躺在北海的一家宾馆里。但他知道她此刻并不在合城，是她的手机定位系统出卖了她。这是一个对股市和时装都敏感得近乎病态的女人，但在很多问题上智商都不及一个中学生。

“给你创造机会。”他记得她昨天就是这样揶揄他的。他想，也许她早就料到他会中途改变行程，取道北海吧，只是不道破而已。几年前他的一本书刚刚出版，突然接到一个女同学的电话，说北海有个著名影视剧导演看上了他的新书，想约他来北海面谈电视剧改编事宜。但这一次，她却误解了他。那天傍晚，开往桂林的大巴一再晚点，后来一辆班车停靠到“南宁—桂林”车位上，他稀里糊涂地就上去了，直到北海才知道坐错了班车。

清晨，他被刺耳的音乐声吵醒。推开窗户一看，宾馆外广场上的商业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正对着他窗户的T型台正在进行旗袍秀，背景音乐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不一会儿音乐换成了激烈的舞曲，人群躁动起来，T型台上正在表演泳装秀。他本来是要去一楼餐厅吃早餐的，不知不觉竟走到那T型台前。他开始注意到一个穿粉红色泳衣的女孩，一个很熟悉的女孩，像是在哪见过，如同一个幻影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却又无法捕捉。这一刻，他想起一个人或很多人，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或很多年前的很多事，却一个也对不上号。二十分钟后，他离开广场走到宾馆门口，却又返身回来。泳装秀结束，他似乎有些失落。他把目光朝广场游巡而去，在脑海中捕捉那似有似无的幻影。

天气异常闷热，他必须回去收拾行李，赶到桂林的高铁。就在这时他的眼睛一亮，在距他不远处的公交站台上，他看到那个泳装秀女孩。他站在那里认真地打量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幻影。二十出头，皮肤黝黑，身材凸显出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所有耐看的一切，戴无框眼镜，身披一件银灰色风衣，男孩子一样的短发被染成了橘黄色。这时开往银滩的3号专线到站。就在车门即将闭合的那一刻，他鬼使神差地上了那辆公交车。

车摇摇晃晃，他紧紧地抓着拉环，视线始终不离那似曾相识的女孩。七八站后座位空下来，他选了一个靠窗的空位坐下。他不敢跟她靠得太近，他怕她会发现自己，但也不想离她太远。他想他真是完了，竟然堕落到公然尾随一个陌生女孩的地步。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那女孩一定在他的生活中存在过，而且是不一般的存在。只是他大脑一时短路对不上信号。他不知道女孩究竟要去哪里，但他铁下了心，不管女孩去哪里，他都会一直紧跟着她，她下车他也下车，只要她还在车上，他就一直这样尾随着她，哪怕走到天涯海角。这一路的站太多了，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也为自己这莫名的荒唐而自责。车又停了一站，他准备下车，然而车门口一下子拥上来十几个背着游泳包，穿着沙滩裤的中学生。那些中学生叽叽喳喳，就像乡场上的一群麻雀，一下子将他挤到一个逼仄的角落。那些中学生有人看到那女孩，便向她打着招呼：“宣老师好。”

他混在一群中学生中间，眼却始终瞄着那女孩，经过那座巨大的金属地球仪，进入银滩，直到她爬上那座搭建在沙滩上的金属瞭望台。于是他知道，她除了做时装模特，还兼了海上救生员的工作。

远处的海里插着一些标识性物体，泳区尽头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鲨鱼”。那群中学生叫着、闹着，像一群鱼跳跃着扑到海里，瞬间与那片海融为一体。他赤着脚，脚背上沾满亮晶晶的沙子，在海滩上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瞭望台上的女孩被裹在那件银灰色的泳衣里，她除了低头玩手机外，偶尔还站起来，大声地朝泳区叫着，示意不要游到危险的区域。他听到她大声地叫着“鲨鱼，鲨鱼”。这时一个骑着沙滩摩托的小伙子来到瞭望台下，他与女孩用方言说着什么，扔给女孩一瓶可乐，又骑着沙滩摩托走了。已是午时，他在附近的一个摊点买盒饭时，接到会议联系人郭教授的电话，问他下午几点钟的高铁，要不要接站。他告诉郭教授说，不用，我会准时赶到会场。而等到他回到银滩时，游泳区发生险情，人群呼叫着，一颗人头在远处的海水中时沉时没。女孩跳下瞭望台，迅速地脱下那件外套扔到沙滩上，露出那身粉红色的泳衣向泳区跑去。然而很快一切风平浪静，原来是年轻人的恶作剧。

下午海面上刮起很大的风，在海里嬉戏的人们一个个湿漉漉地爬上海滩，钻进淋浴房。女孩也下到沙滩上大声地朝泳区喊着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向岸上走去。

等到他从一家咖啡馆出来，天就要黑了。海滩那边人影绰绰，瞭望台上空空如也。回到宾馆，领班却告诉他，因为他只订了一晚住宿，下午来了新客人，服务生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到大堂吧台里。他没好气地说：“我需要续住。”领班说：“对不起先生，今天是周末，客人特别多，客房满了。”他只得拖着行李箱，茫然地走到大街上。现在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高铁前往桂林，要么去另找一家旅馆。他拖着行李箱漫无边际地在北海的大街上走着，直到走到八时五十分，他知道今天再也无法赶到桂林了，似乎放下了包袱，顿时一阵轻松，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还算不错的旅店，脸都没洗，直接就钻进了被子。

半夜他醒了，近几年他常常会在半夜醒来，醒来就再难入睡。他打开微信看到十几条信息，差不多都是桂林方面发来的。但此刻他对桂林方面的消息毫无兴趣。他在心里说，那些没有思想的吹捧，无病呻吟的赞誉，千篇一律的颂词，统统都滚蛋吧。他再也无法入睡，身子汗津津的，走进沐浴间，打算好好洗一个澡。镜子里的自己形销骨立，乳核增大，肚腩却异峰突起。过了这个年，他已经五十了，这些年来，酒和无休无止的写作让他过早地进入老年人的行列。想到白天遇到的那个女孩，不免自惭形秽。无论是在T型台上，还是在沙滩上，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声听不太明白的叫喊，还有她脖子上的胎记，像一声炸雷，冥冥中他像是接通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信号，一件很多年前的往事蓦然涌现，异常清晰。

那一年他考入本县一所重点高中，父亲为了照顾他，托一个亲戚帮忙，得以在那所重点高中做保安，同时负责几个楼层的环卫工作。谁知开学第二天就发生了楼层里的失窃事件，他成了被怀疑的对象。那天上午他被堵在教学楼过道里。他们说除非你能证明昨晚七时到八时你没在失窃现场。他无法举证，周六晚上，那个楼层的学生差不多都上街去了，唯有他在那个楼层清理垃圾。耳朵里只是一片“贼、贼、贼”的叫喊声，他眼里含着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一个声音飘过来：“昨晚他和我在一起看电影《阿诗玛》，放映时间是六时三十分。”她是本班的同学，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孩，戴着眼镜，名字中有一个“萱”字。“这不可能！”那个丢钱的同学叫着。“怎么不可能？他的座位同我连号。”女孩举着一张电影票说，“喂，你把电影票给他们看。”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一直无法解释那天的情景。一个看上去身份优越、性格孤傲的女孩，为证明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一再提示他摸一下裤袋。她说：“你把电影票存根给他们看，你摸一下裤袋，对了我看到你把它揣进了左边的裤袋。”他不得不把手下意识地伸向她说的左边裤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竟然真的摸到了一样东西。这才记起出事的那天傍晚，他扛着工具去那个楼层时，在楼下曾遇到过她，他似乎听到她说别太累了今天是周六。但他随即将那东西在裤袋里揉碎了，他不想用谎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说：“你把电影票给他们看看不就成了？”有人叫着：“看来不是一天了啊？说说看，啥时开始的？”“早就开始了，管得着吗？”她说。那几个家伙相互推搡着，恶作剧地唱起电影《阿诗玛》中的主题曲。接下来他们被在场的同学尽情调笑，失窃的事倒反被忘记了。她终于在这种肆意的叫喊声中败下阵来，他听到她带着哭音说：“有你们好看的，等着瞧吧。”几乎是在她跑出现场的一刹那，积攒了一上午的怒火瞬间爆发，他扑向那个恶作剧的同学，直到闻讯而来的父亲强行拉开他们，并朝他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离开那所县城高中的头天晚上，他失眠了。摸着肿胀的胳膊，他的眼前是驱之不去的一张黝黑的脸，秀巧的鼻子，还有脑袋上男孩子一样乱蓬蓬的头发。他躲在一个角落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表示对她的感激，却又词不达意。那一年他十七岁。傍晚他看到她端着塑料盆走向校园后的那条小河时，忽然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死神正追随着她，他必须阻止她，阻止她接近那条死亡之河。然而裤袋里揣着的那封信，头天晚上积聚的所有激情气球一般瞬间爆炸。一小时后，他被蜂拥的人流推到那条河边，他看到她被卫衣裹得紧绷绷的身体湿淋淋地躺在河岸上。敞开的衣领间，她的左肩胛下有一个指头大的胎记，像是一朵即将开放的芭兰花，又像是上帝在匆忙间写模糊了的“丫”字。“是我杀了她！”他记得他是哭叫着离开河岸的，当时的他就像一个疯子。第二天，父亲带着他离开那所学校。他承认他此生有太多值得忏悔的内容，譬如大一时在一份举报郑教授的文书上违心地签了字；譬如少年时代一只只被他的弹弓射击的麻雀，而她的死是他一生都不能释怀的事件。那件事给他的心理阴影还不止这些，直到现在他一个人根本就不敢走近任何一条河，但凡见到河水中的倒影，他就会看到一具少女的尸体躺在水底，瞪大着眼睛盯着他。

理智清醒地告诉他，那个泳装女孩不可能是她，不可能是那个曾在他的生命中遇到过的高中同学。即使她的死是一种幻觉，将近三十年了，她也不该是这个年龄。海明威说：“宇宙是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括过去和将来……”这一刻他想起“平行世界”和“量子纠缠”的理论，想起物理学家朱清时的佛系理论。或许他和她分别走进了不同的时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曲线中行走着，现在又在一个平行交叉点上奇妙相遇。就是这样吧？

临近清晨，他打开手机，仍然是一条条桂林会议的信息。他把那些信息一条条删了，他同自己拧上了，今天什么地方也不去，他的目标只有银滩。

这一天是周六，天气晴好，银滩湛蓝色的海面上没有一点雾气，能见度好极了。路过一家海滨小卖部时，他买了一架望远镜。然而今天瞭望台上却换了昨天骑沙滩摩托的小伙子，这使他烦躁不安。他看了看表是十一时零二分，如果现在就结束银滩的无聊坚守，赶紧打的去高铁站，起码还能参加下午的恳谈会。离开银滩前他朝那个方向瞄去最后一眼，瞭望台上坐着的不再是那个小伙子而是她，那个泳装女孩。她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泳衣，衬着她黑色的肌肤，两只乳房莲蓬一般在泳衣里撑得紧紧的，只是依然披着那件银灰色外套。他赶紧走到瞭望台左前方的位置，端起望远镜，开始调整着焦距。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他一定要看到那女孩一边的肩胛骨上是否也有一块印记，一朵即将盛开的芭兰花。这一刻，他似乎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他知道今天他的命运将掌握在女孩的手里，要么生要么死，没有第三种可能。

望远镜里，那女孩高高的鼻梁，整个面部乃至她那显得有些蓬乱而像男孩子的短发，简直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他惊叹造物主竟然创造出如此精湛的艺术。他喉咙干涸得几近冒烟，嘴唇颤抖着发出一种野兽受困般奇怪的吼叫声，直到他被人打倒在沙滩上。

四周围满了人，沙滩摩托小伙子指着他愤怒地向人们说：“这臭流氓，他用望远镜偷窥宣老师？”有人指责他：“你怎么知道他偷窥宣老师，用望远镜的人多去了。”“他就偷窥了，他的望远镜一动也不动地只朝着宣老师一个方向，都有一个小时了，这不是偷窥是什么？” 小伙子说着又朝他踢了一脚。人群骚动起来，有人指责小伙子不该欺负一个老年人，也有人朝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他抹着嘴角的血，坐在沙滩上，不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打了110，两名警察很快赶到银滩，责问小伙子：“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你好意思打一个老人吗？”小伙子说：“他偷窥，他是一个臭流氓。”警察看了看他，要求他出示证件。他从裤袋里掏出身份证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递了过去。他听到有人说：“哈，还是一个作家。”

没有了望远镜，什么也干不成。他想他必须要看到那姑娘肩胛骨下到底有没有一颗即将盛开的芭兰花，或者是上帝写模糊了的“丫”字，否则他往后的生命将一直会活在不安中，直到终老。

今天他必须走进萱的时间里，他已没有了别的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就是这样，哪怕他遭遇鲨鱼并葬身鱼腹。于是在银色的沙滩上，他一件件地脱下衣服，蹬掉皮鞋，只穿着一条内裤。做好了这一切，便不顾一切地扑进了深水区……

黄复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佛教文化学者，九华山佛学院教授。在《人民文学》《散文》《读者》《清明》《安徽文学》《江南》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十余部。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文学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