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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颖《分夜钟》:精神“病态”的取样与观察
来源:《文学教育》 | 曹霞  2020年09月05日06:36

人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渊,到底有多么幽深、玄秘和浩瀚,谁也说不清楚。正因如此,人类朝向自我的精神探索才无休无止,无穷无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和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即孜孜不倦地对人类精神进行“病态”取样,对“切片”反复进行探询和分析。不同的是,文学实施的不是病理性治疗而是具象性展示。它将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病态症状及其可能性根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平淡表象之下起伏着、澎湃着的暗流狂潮。

朱文颖的《分夜钟》便是这样一个精神“病态”的取样和观察文本。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精神病院,那里有诸多“病态”的心灵,那里发生的故事或者说事故天然地比“正常人的世界”更加丰富和奇诡。这个精神病院位于小岛上,小岛只有一座桥与陆地相连。说来也怪,桥平时悬浮于水面上,每天傍晚五点四十左右随着湖水涨潮而隐没,次日又露出水面。这个叙事空间及其地理位置的设置本身就意味深长,有着极强的隐喻性。“桥”的若隐若现显示着精神病院与陆地之间的脆弱连接,它随时都可能被“陆地”(象征“正常人的世界”)忘却和抛弃。

《分夜钟》有一个类似于《飞越疯人院》的喜剧性开头: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黄昏,三位精神病患者“乔装打扮”,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躲过保安的盘查,顺利逃出了精神病院。带头者名叫喻小红,院长次日派人接来她的姐姐、艺术家喻小丽,希望能知道喻小红的下落,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这个看似“公事公办”的开头和简单的人物关系,却蕴藏着巨大的玄机与危机。

二十年前,当浦院长还是一所综合院校戏剧社团的社长时,他认识了二十岁的喻小丽和十八岁的喻小红,几乎同时被她们爱上或者说爱上了她们。这对姐妹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特别:姐姐对于爱的对象严峻冷淡,妹妹则相反,主动献上了热烈的拥抱和黏人的依赖。这个三角关系正在胶着时,一个琴师登场了,他名叫净空,住庆元寺附近,头形浑圆,穿灰色直身衬衫,背一床古琴。喻氏姐妹疯狂地爱上了他,为此不停地争吵、和好、抱头痛哭。小浦社长则阴郁地在小树林里抽烟徘徊。

在所有的情感关系中,“爱”是最令人迷醉的,也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它携带着极端体验和极强的杀伤力,往往将当事者领入到命运的歧途之中,有可能使之一去不返,甚至直至生命终结。因此,“爱与死”作为一个永恒的命题,被古今中外的作家不厌其烦地反复描写。在《分夜钟》里,我们可以为这个命题再加上一个同样有杀伤力的结局:疯。一个春夜,小浦社长、琴师净空、喻小丽、喻小红四个人去营湖踏青。当晚暴雨突降,净空不幸在湖边失足溺亡。喻小红由于惊吓过度,出现了精神问题,被送进精神病院。喻小丽则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四处漫游。

“爱与死与疯”,其中的每一个局面都令人惊悚。但仅仅如此的话,小说也就止于爱情小说了。《分夜钟》绝对不是爱情小说,它所表达和含纳的要更深更广。小说设置了一个倒叙和追忆的结构,从“一天”到“二十年前”,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人的“病态”都呈现出来。包括那个自以为是舞蹈家的老太太,那个外号叫做“大暑”的暴脾气男人,还有那两个胖瘦警察,他们各有各的“病态”,只是不自知而已。而看上去相当正常的浦院长早就“病”了。二十年前,净空并非失足溺亡,而是被他谋杀的。

作者并非要追责问罪,而是要将这精神“病态”一探到底,去探寻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犯罪或者发疯。但作者同时也暗示,这种自我探寻可能是无效的、无果的。关于这个结论,小说另有旁证:浦院长给喻小丽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关于1966年南非总理被白人杀手刺杀的片子。采访者问杀手刺杀动机是什么,他说自己当时正在患病,“讨厌的蛔虫”,最后冲上去的刹那,他“什么都没想。一片空白”。或许,这个世界上很多非理性的事情都仅仅起源于“蛔虫”般的小小不适,也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这个副线着力于对异常精神问题的溯源,为主线带来了对比、旁衬和深化的叙事效果。

“分夜钟”是寺院半夜所鸣之钟。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那个暴雨突降的春夜就是“分夜钟”,他们的人生从此被切成了两半。有的永堕黑暗,有的居无定所,有的携带着黑暗的秘密独自活下去,那些秘密经由天长日久的发酵已经捂成了疾病和创伤。就像老浦,虽然是精神病院院长,却早已“病入膏肓”;虽然活着,却早已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