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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启元《芙蓉街》:历史演义与温情传奇
来源:《山东文学》 | 王玉楼  2020年09月01日11:54

海涅说“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这部历史可能是口耳相传的一部口述史,也可能是历史学家忠实记录的一部著作,然而更为鲜活的是作家手中的生花妙笔辅以烟火人间的纪实与虚构成为一个生动的故事,时光冲刷下的过往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中得以复活,虽不必面面俱到但呈现着史实的框架与丰盈的细节。《芙蓉街》正是这样一部著作,一个呈现大历史的传奇故事中交织着庙堂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叙事元素,一个人的经历呈现着一座城的过往与当下,一条街的治乱兴衰管窥出一个民族的忧伤与不幸,风景与民俗、美食与建筑、人性的善与恶等等诸多元素在作家笔下联结成一张立体的大网,一个人的传奇走向一座城的传奇。

历史传奇还是个人传奇

故事,作为一部小说最基本的架构,也是小说得以成立的最坚固的基石,是小说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机体,同时也是小说中至高无上的要素。一部小说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睐首先依赖于让读者对作品中要发生的事产生好奇,传奇小说尤其如此。作为一部传奇小说,《芙蓉街》通过传奇手法的运用,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所做的那样,运用故事的悬念引导读者一步一步读下去。宫廷御厨之子遭遇家庭变故被吴掌柜送回济南,变故的原因始终隐而不彰,让人若有所思又不能明了。两岁的陆明诚开始了苦难重重的底层生活,王子落难式的情节是“屌丝逆袭记”的完美开端,然而出身华贵又为后文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从小受到姑父责打的陆明诚带着父辈遗传的厨师天赋一路披荆斩棘,收获爱情与优渥生活的同时成为一名带有“英雄”光环的厨师。

就这一成长故事层面而言,《芙蓉街》的情节并不复杂离奇,但通过悬念的设置与情节的发展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陆松宇夫妇被杀的包袱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始终是一块笼罩在天空的灰色云朵,为情节的发展笼罩上神秘色彩,无法确认仇家,作家也就可以自然地荡开“王子复仇记”的老套模式转而书写一个人的成长传奇。尽管读完小说仍未获得这一疑问的准确解答,这并非是通俗网络小说设置悬念遗漏悬念的力有不逮,而是作家有意为之,这是《芙蓉街》不同于快意恩仇的通俗传奇的一个方面。在与两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中,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如临深渊的黑暗深度,让人无从揣摩。李玉儿是小说中最饱满且具有典型成长性的女性角色,如果按照福斯特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任务划分,在女性角色上李玉儿算得上是唯一的圆形人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陆明诚与李玉儿本应该经历磨难成为一对神仙眷侣,但这符合世俗的美好想象,却不符合小说的真实。李玉儿出身富贵,无奈家道中落,在杨小胜的帮助下成为戏楼头牌,后因封建社会的家庭制度的残酷权威被卖青楼。在徐缓的解救之中忽然抖出一个失贞的包袱,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而因失贞而出走济南的情节设置则让人想起张承志《黑骏马》中索米亚与白音宝力格因处女情结而造成的爱情悲剧,不禁惹出读者无限震惊与感伤。小说写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中女性的无力感,作者无意于渲染女性的堕落,即使在变故中仍然使李玉儿保持了人性的良善,这恰恰加强了李玉儿这个人物的力量,使其列于陈白露、小福子这些虽遭不幸仍然不失灵魂纯洁的现代女性行列。

同样,在塑造陆明诚时,作者并未以现代的眼光进行刻画刻意拔高其人格高度,而是将其置于民国社会伦理之下,正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局限与不足,有良善、有血气方刚,亦有软弱方是一个人性光环下的个体存在。李玉儿失贞并不造成必然分离的动因,但身处彼时彼地,陆明诚的选择无他。显然,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从李玉儿到高珊珊转变的尴尬之处,巧妙的赋予李玉儿一个差强人意的归宿,并将这次突发事件的解脱之道寄托于福寿楼,完成了对李玉儿救赎的同时也化解了高陆的矛盾,使陆明诚得以摆脱世俗的无奈困境,为人物情感的皆大欢喜奠定了基础。一波三折的冲突与转折在作家的妙笔中过渡得平实圆润。

小说的传奇性还体现在传奇人物的设置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仇仙人,看似一无是处却起着关键作用的刘巧嘴,霸道重义的罗三爷。故事情节的关键转折往往侧身于传奇人物的引导。比如,仇仙人对杨秘书的指点,使得陆明诚的身份得以揭示,这也使两男一女的情节产生了关键的逆转。而在李玉儿卖身的危机中也正是仇仙人指点迷津,使得陆明诚的人生得以在这一危机中发生转变,由小吃摊主变为福寿楼的厨子。这些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传奇,他们的人生传奇嵌套在小说的起承转合之中,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绚丽而悲怆的色彩,关键时刻所起的关键作用又增加了小说的传奇性。

其实,故事情节发展到陆高联姻已是皆大欢喜,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通俗小说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加入抗战历史,通过小人物的离合悲欢折射出大时代的沧桑历史,使济南这座城市呈现历史的“位格”。这也就给小说的定性添加了一个误区,《芙蓉街》究竟是一部历史传奇还是一部个人传奇,抑或是这两种传奇的结合。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从最基本的定义来讲,传奇是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寻常的故事。莫言先生认为,流传久远了就成了传奇,显然时间性是传奇的一个重要指标。丹尼尔•休伊特认为传奇与爱情故事密不可分。从这几种定义出发,《芙蓉街》是一部传奇小说毋庸置疑,而在传奇前面冠以修饰词历史或个人往往涉及作品具体的内涵,尤其是当代传奇作为一种非正史的叙事,具有许多可供虚构的构建空间。尚启元的《芙蓉街》无意聚焦于重大事件,从前面对其基本故事情节的梳理可以发现重大历史不过是《芙蓉街》日常叙事的一部分,是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存在,因此笔者以为《芙蓉街》的传奇性不是体现在历史维度而是主要体现在个人维度。

一座酒楼一座城

有过济南生活经历的读者阅读《芙蓉街》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套用作者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一本史书,是一个缩影,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虽简陋却温情脉脉的家”。如果《芙蓉街》是一本史书,是一个缩影,是一个大杂烩,那无疑是济南这座城的历史,济南这座城的缩影,也是一个关于济南的大杂烩。因此认为《芙蓉街》具有“地方志”色彩的观点可谓切中肯綮。但《芙蓉街》又不是一部地方志,风景民俗、世情百态虽可看作独立的存在,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借情节存在,是流淌在小说情节的间隙中的血液。一个人物,一位厨子,陆明诚连接起一座酒楼,福寿楼作为具有文化意味的城市美味聚集地又投射着一条文化名街——芙蓉街,一座老城济南在以小见大的架构中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

“清晨还带有一丝寒冷的阳光,透过街边柳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流动的泉水上。每当清风摇动柳条,那一帘碎影在泉水上摇曳晃动。街上的青石板下传来淙淙的泉水声,街上汇集了无数的小商小贩,各设一摊,店铺的门板也打开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是济南保存百年的城市特点。小说的故事开始自北京,作家却特意在讲述御厨之死之前设置一段济南的描写,将福寿楼引出来,将陆松宇的前世今生讲述出来,同时也将济南这个故事的舞台呈现给读者。如果说传奇故事是《芙蓉街》的第一层意蕴,那么对济南这座城市的塑造则是小说的第二层意蕴所在。

尚启元主要通过景美与食美这两个刻画济南的物质风景画卷。“这条古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起西花墙子街南口,南与泉城路相连,东邻马市街,通起凤桥街、翔凤街和芙蓉巷,西邻玉环泉街,通省府东街。沥青路面,全长四百多米,宽不足五米,因街上有芙蓉泉而得名。街上商贾云集,游人如织。”这是对芙蓉街的介绍,充分的写实手法使百年前的芙蓉街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对芙蓉街景象的描述在作品中比比皆是,雕工精湛的福寿楼,人流如织的街景,鳞次栉比的商铺汇聚成济南这座城市的血肉之躯。美食作为城市文化的另一个特色,在描述中作者充分活用了“舌尖上的语言”,“将处理好的水鸭放在沸水锅中略汆一下,除去了鸭身上的土腥,然后将鸭腹冲下,和刚才取出的鸭肫、肝一同放入锅中,加姜块、葱结,放满清水,上旺火烧沸后,撇去汤上浮沫,然后加盖,移小火开始烹饪。”这一极具细节性的描写道出了济南名菜“神仙水鹅”的具体做法,充分显示出了作家写作前的准备之充分,同时这类在小说中比比皆是的细节描写使小说具有了日常生活叙事的色彩。

如果说景物美美食美的描摹构建的是物质的济南,作家对济南这座城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在风景、美食、民俗的建构上,而是在现实层面之上构建了一个精神济南的形而上境界。小说写济南人民二十年代的苦难,陆金珠的隐忍与朴实,秦五爷的直爽与正义,这些都构成了精神的济南。小说从第十章开始讲述抗日战争中沦陷的济南则将这种精神书写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小说通过冯钟丁将陆明诚作为个人的热血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而女儿的惨死又将国仇与家恨连接起来,陆明诚自毁双手则将小人物的小气节呈现为大历史中的民族气节,展现了那段刀与火交织的历史下平凡的伟大。小说通过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为济南这座城市立传。

历史与当代作家的文学演示

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的过去形态,一直是作家孜孜不倦的创作素材。文学是一部望远镜也是一部显微镜,穿越时间的长河透视历史的细节,呈现不同于历史书籍的丰盈。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演变,文学中历史的地位逐渐为当下书写所取代,书写当下所揭示的现代人的困境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大主题。但在当代文学中的历史书写走向式微的过程中始终有一批作家坚持着取材历史,书写、再现历史的努力。但他们笔下的历史不断地发生新的形变,与50后、60后作家相比,“书写大的时代变迁与历史沉浮中的平凡个人心灵史是‘70后’作家精神上的另一种寻亲”,外在的客观历史成为佐证作家内在精神寻求的支撑,因此历史是作为故事淡淡的背景存在,并不意在重构恢弘真实的历史,如朱山坡《十三个父亲》等。而80后、90后作家在吸取前辈写作经验的同时则走得更远。仔细深究历史书写的这种转变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文学的虚构性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自为舞台,历史的真实性已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中被稀释解构,作家更着眼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依赖日常生活的审美资源,强调感性生存的表达策略,而历史的架构往往会无法提供一种真实的在场感;其二,无论是民国史还是革命史都已不是改革后作家所能涉及的,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来自于书本、电影、口述这些已经为意识形态与个人喜好所过滤的二手材料,作家即是本着完全写实的原则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其历史书写已然成为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但不能否认的是仍然有作家在坚持向历史致敬,进行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笔者以为《芙蓉街》就是这类小说中的一部。

一般意义上,具有“个人化”色彩的并且不再属于“再现”性质的关于历史的“重新”叙事,大概都是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写作或“新历史小说”。但《芙蓉街》不是个人对历史的重新叙说,“这类历史小说也重视历史文献资料,它所写的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人物或事件。但是,它的叙述立场、态度和角度全然是个人化的。或者叙述者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整合和阐释;或者叙述者对历史进行纯个人的言说”,也不同于虚构、创造型的历史小说,“这类历史小说所写的并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或存在的人物和事件,而完全是作家虚构、想象、创造的某个历史时代、历史环境,或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氛围。其目的不是为了再现或表现历史,而是为了展示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而是这两类“新历史小说”的杂糅。小说前部分讲述陆明诚的成长及情感经历时,历史只不过作为背景存在,尽管也有对日本占领的残酷行径的描写,但这些只是杂糅在人物命运的转变之中,而小说从第十章结尾开始对抗日战争中济南沦陷的描写,则将历史书写模式架构到小说中,前部人物的悲欢离合已经让位于国仇家恨的大历史的书写,这既是小说的间隙所在也是主题深化的可能。

“长篇小说永远与历史发生联系,不论以何种方式言说历史都是对一种记忆、一段历史的呈现,不仅关涉过去,更指向当下和未来。” 尚启元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与济南生活的现实体验再现济南从清末到抗战后期的历史,接续着前辈文学中盛行的历史书写的隐秘路径的同时,也接续着传统文学的传奇书写,开拓出一篇文学创作的沃野。《芙蓉街》重回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通过书写小人物的烟火人生勾勒出历史名城济南的兴衰荣辱,既有对济南文化空间的重塑,又有对大历史之下的个体存在之思,这在9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是少有的尝试。《芙蓉街》让我们看到作家的文学抱负,并对其更加优秀的作品问世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