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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你和我》——再问一声:什么是真正的人?
来源:文学报 | 张辉  2020年08月31日15:04

还原人之为人的真实故事,从而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人,乃是《你和我》这本书的最重要诉求。

常识告诉我们,人无完人。但不幸的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简单的事实,尤其在要求他人时对此变本加厉。对于像曹禺这样,被列到“鲁郭茅巴老曹”队列中的大作家,我们就更加不愿意看到他们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面对他们生命的真相。喜剧的或悲剧的真相。

万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在努力地、最大限度地超越这一点。还原人之为人的真实故事,从而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人这一难题,我想,乃是她这本《你和我》的最重要诉求。

即使当妹妹万欢也冷峻地认为,姐姐“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第114页)”,万方也依然坚信,“真相就存在于寻找之中”,“寻找的行为……也是一种真实”。(第114页)。

这需要坦白的胸襟,更需要过人的勇气。

因为,这不是轻描淡写地呈现几个有关曹禺的趣事或“糗事”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这是要掀开那些由种种惯性、顾虑乃至意识形态所组成的帷幕。

这固然是要披露女儿心目中,那个一辈子“对生活马虎到极点的人(第102页)”曹禺的憨态。比如,连耗子在自己身上打转都浑然不觉;又比如,有一次送客人出门,甚至裤子哗啦掉了下去。但说出这些逗乐的轶事,其实并不困难,这甚至还会使曹禺先生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加可爱、可亲。名人传记中,几乎都不缺少这样的谐谑段落。

真正困难的是叙述那些也许为世人无法接受的真实,那些对所有人而言几乎难以启齿的隐情。在《你和我》中,最突出的则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曹禺艰难的爱情生活,他的三次婚姻。尤其是在与邓译生的第二次婚姻前,他与郑秀并没有离婚,却与万方的妈妈保持了十年恋情,甚至两次堕胎;其二,是他后期无法写出满意作品的无比困窘,他对“最是文人不自由”的生活状态的无可奈何。如他的服用安眠药成瘾。与这种种真实相比,无端爬进身体的耗子,和完全出乎意料没能穿住的裤子,实在算不了什么。

因为这样做不仅是要我们看到,那个“讲起课来就像有个小太阳!浑身发着光”的万家宝先生,也有不拘小节的一面。这甚至足以让那些有精神或意识形态洁癖的完人期待者,对曹禺先生有了嗤之以鼻的理由。

万方一定并不是对此完全没有顾忌,至少她知道社会的成见和世俗是怎样的,但她还是毅然以自己的文字去细细探索父亲母亲的真实生活。这当然如她用一句“脏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所表达的那样,表达了她“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之勇,这也实际上更体现了她巨大的信心:所有这些似乎不够正能量的方面,并不能真正影响人们对曹禺的戏剧天才,以及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卓越贡献,乃至曹禺的为人,下一个有良心的客观判断。

而这也是与剧作家曹禺本人对人性的同情、理解与批判一脉相承的。书中有个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这个细节与《日出》第三幕有关。表面上,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这部戏能否像欧阳予倩那样删除宝和下处那样的情节,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究其实质,依然是如何真实对待人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真实对待普通人——所谓“低端人口”的问题。曹禺写道:

《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斫掉其余的三幕吧。请演出的人们容许这帮“可怜的动物”在饱食暖衣、有余暇能看戏的先生们面前哀诉一下,使人们睁开自己昏聩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么田地。(第74页)

对曹禺来说,无论人的身份地位如何,无论人有什么可怜的处境,可笑的弱点、瑕疵,处在什么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生存的最基本权利和尊严。伟大的戏剧家必须为这种权利和尊严而呐喊、而呼号,每个个人,也必须在具体的生活中,努力争取和捍卫做真正的人的自由。任何人,他或她,做出了好的或坏的人生选择,这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原因,也还有社会、文化的原因。这不是为错误的行为开脱,而是说,我们应该在谴责这些行为之前,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结果将如何?应该对他人,多一点仁慈与怜悯,少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傲慢与偏见、苛责与冷漠。

这是常识,却也是最容易被遗忘乃至践踏的常识。对你我是如此,对曹禺、对邓译生们也应该是如此。为此,我甚至在猜测,这就是万方将本书以《你和我》命名的其中一个原因。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我们或许首先要说,人是感情的动物。真正的人,是富于真情的人。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文字,是两部分通信。一部分,是曹禺和巴金的通信。另一部分,是万家宝和方瑞的通信。

曹、巴之间的通信,虽然依然略有不全,比如其中有一封,由于并未真正发出,而且或许涉及更多曹禺或他人隐私,所以这次并没公开;但第二次读这部分信,与2010年在《收获》杂志上第一次读到是同样的感动而感慨。那次发表时,是为了纪念曹禺诞生百年。记得当年读毕那些信,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话:友谊万岁!一生中有没有这样高贵的友情,从根本上衡量了一个人生命质量的高低。

万家宝和方瑞的通信,是万方经过慎重考虑,首次向世人公开的父母的情书,随二人的照片一道发表。

像绝大部分曹禺戏剧的爱好者一样,为了更好地了解他,我们一般都会读田本相所著的《曹禺传》,万方在书中也推荐了这本传记。该传的最前面,选了7张曹禺不同时期的照片。从数量上说,《你和我》所附的照片,大大超出了田传,一共有66张。

而从对私人生活的记录来说,二者则有更重要的不同。田传仅选了一张曹禺与最后一任妻子李玉茹1985年的合影,而《你和我》则向世人公开了曹禺与邓译生的大量照片。田传隐去曹、邓的合照,或有不便追问的理由。但公开邓译生的照片,特别是他与曹禺的照片,则很显然与万方这本书的主题完全对应。因为,它要告诉我们更为完整的曹禺的私人生活,告诉我们邓译生与曹禺的热烈爱情,特别是他们之间长达十年、长期不为世人完全了解的婚外恋。

书中有个感人细节,证明了曹禺对邓译生深深的爱。万方写道:“快过新年的时候好姨(作者按:指邓译生的妹妹邓宛生)从香港寄来贺年片,我替爸爸拆开,先看了两眼,然后递给他,他拿在手里举着,看哪看哪看,完全超出了可以想见的时间,我觉得奇怪,问:怎么看不完啦。他的手‘啪嗒’垂下来,卡片从膝盖滑落到地上,‘你妈妈,她答应我的时候,夜里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忍不住地大哭,哭得呀……’他仰起头,深深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原来他不是在看贺年片。……要知道那时候他是有家的,有妻子有女儿,所谓的一见钟情绝不那么简单。在此我需要为他解释吗,解释他在那段婚姻中的处境,和前妻的关系?我有资格吗?”

万方怀疑他的解释资格,我们呢?“道德君子”或许到头来终究无法原宥万家宝和邓译生之间这种“不道德”的十年爱恋,但我们是否至少可以谅解那份真实不虚的情感?

至少,了解这一段情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北京人》中那个“哀静”、异常“沉默”,而又“温厚而慷慨”的愫方,以及她与男主人公曾文清的感情。

曹禺在一段回忆中说过:“愫方是《北京人》的重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为什么起名愫方,‘愫’是她取了她母亲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方,是他母亲的姓,她母亲是方苞的后代。方瑞也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里,他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这段话,也可以再一次证明,曹禺对亡妻的挚爱之情。

对我们而言,承认并尝试理解有情人之间真实的爱,也许并不是什么过高的道德要求吧?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开头就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万方父母的真实故事,甚至一代代中国人的故事,也许为卢梭的这段话下了太多注脚。真正的人,是渴望自由的人,但也是虽然渴望,却未必能真正获得自由的人。正因为此,思考并追求自由才格外可贵。如曹禺曾在给方瑞的信中所说:“我们明明知道世上充满了不幸,我们为什么不去吸鸦片烟,早早预备棺材去死?有的人偏偏整天栖栖皇皇,为着人类请命,为着文化抛弃了生命?这是人类的希望。许多事应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绝不是从现在就‘无为’。生,我一万万而反对这种人生观。(第130页)”

悲剧的是,邓译生最终还是因服药过量而过早离开了人世。这似乎完全出于偶然,却事实上与一家人在十年浩劫中的经历紧密相关。“吃药吃药,睡觉睡觉”,是曹禺被造反派抓去后放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十一岁的二女儿说的一句无可奈何的话。这句话,就那样,成为曹禺家的“经典”,成为永远抹不去的下意识。

而对于曹禺本人来说,最痛苦的,不仅是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妻子,而且年复一年,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失去了真正的创造力。虽然“活着,却已经不再是自己(第260页)”。

万方记录下了那些触目惊心的语言和画面。有一段是这样的:

有段日子我看到爸爸一小时一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写、写,我手里有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作:“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想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第262页)

荒谬的年代,有太多荒谬的故事。但造成这无数荒谬的原因,有时却并不复杂。至少在曹禺那里,万方认为,是因为“他开始怀疑自己,他的根基被动摇了。(第260页)”

一个失去自我的人,一个思想不再自由的人,怎么还能够写出真正的戏剧!

我们可以后见之明地、高高在上地为曹禺痛惜,痛惜他的胆小,痛惜他浪费了他的天才。但我们也许更应该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让曹禺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