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击缶歌》：用文字铭刻声音
80后胡竹峰的新作《击缶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擅走传统路线。同样重读经典，评说大师，鉴赏地方戏，记录非遗，独辟其蹊径——明清以来才子佳人式性灵写作，重新赋予新时代的语境。“风致”或“林下风致”，属于胡竹峰，可观可吟，可赏可鸣，并不局限作者本人关起门来的“一己之美”。
评论家李敬泽评说《击缶歌》，谈到“风致”：“地方戏中有风土。《诗经》十五国风，地上土，人间风。自然之声、市井口音便是风。《诗经》远了，地方戏也渐渐远了，胡竹风是追风人，《击缶歌》这一册书是追风记。用文字铭刻声音，测度声音中的一派山河、一方社火，婉有风致。”胡竹峰读中国文章，品徽地杂戏，追三千年绵延“风致”，疏影横斜，浅吟低唱，自成一派极简婉约文字，赢得评家赞许，也收获了读者流量。
一直以为，“风致”天生用来形容女子颜值，又非一般花容月貌，更偏重风韵和气质，其实跟“标致”搞混了。同样都说女子，“标致”与“风致”，不在一个量级。《世说新语》说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林下风气”大抵自此就跟读书的女子扯到一块了。此处“林下风气”，后演变为文人笔下的“林下风致”，固定下来。《宣和书谱》上说薛涛诗名当时，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笔记作者并未给出薛涛“林下风致”的直观，只好让人瞎猜，有说开放，有说飘逸，也有说特立独行、不合群。有人研究得出三个关键词：清雅、宁淡、出尘。表面上的小词，供养在很高的门槛后头。曹公笔下大观园，正副十二钗，以及若干丫头片子，对应此选拔标准的，怕只栊翠庵妙玉了。即便脱得草木之胎，换将人形“绛珠仙草”黛玉，面对金玉良缘，也难舍纠结，落醋坛子一个怨死，无法“出尘”。
清雅也好，宁淡也好，出尘也好，其实越扯越形而上，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无法较真的，或用来叙述书画的笔墨更为贴切。不过，我在这里借“林下风致”，不说书画笔墨趣味，偏说胡竹峰读书赏戏闲情。就好比胡竹峰不以“风致”抒写江南水乡胜景，而演绎中国文章和徽州土戏一样。
《中国文章》是胡竹峰飞来神笔。胡竹峰尤好清读竹简，抒写性灵小品，像《中国文章》这样内在跨度较长，密度较大的文字并不多。最初接触此文在网上，与现在看到的修订版本不太一样。翻开《雪天的书》开篇，发现原来不太明白，进而生发误会的一些地方，竟悄然以融，了无点痕，若王羲之笔下快意之雪，一夜间魔术般变出满目春光春水，让人亮瞎。胡竹峰获过许多奖，对待读者批评的态度，却认真坦荡，许是江南才子性情使然，低调亲切，心态好，能拿起，也能放下。
江南出才子。胡竹峰在江北岸的安庆，里里外外仍落得江南，或与其才子式阅读写作有关。每日功课必是经典品读与随意抒写，雷打不动。还要挤时间，静下心来，读帖临帖。要闲了呢，就找同道，喝茶聊天，聊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聊扬州八怪、民国书生，“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当然，更多时候在读写姜夔、金圣叹、汤显祖、戴震、陈老莲、王国维、胡适、周作人、汪曾祺……宋元明清民国一大波江南才子，差不多都成其笔下一段又一段的“林下风致”了。
以江南才子笔意写江南才子，与胡竹峰书画审美底气有关。他说他喜欢“照壁屏风”的藏，喜欢雨天的散淡，喜欢王维芭蕉的“远神”，喜欢瓦屋纸窗、雪泥鸿爪……诸多喜欢，与时下流行的忸怩和夸张俨然对峙，低调内敛，含蓄隽永，用他的话来说，“不过一段风致而已”。
胡竹峰的“风致”，在《中国文章》一文中，被演绎为水墨写意之美：虚实结合，轻描淡写，墨分五色，游戏笔法。这样说中国文章，不明就里的，可能会着急，三千年中国文章，就这么诗情袅娜，画意摇曳了？就像一首似是而非的恋曲，“轻飘飘的一段旧时光，就这么溜走……”其实这正是胡竹峰的高明之处——举重若轻。做书生做得累，许是读书读得纠结。读得纠结，千古文章又何其厚重，鸣不了，喘不得，还眼花缭乱，如何开化？深以进，浅以出，“无灼灼之姿，有泠泠之态”，“慢慢懂得厚味”，便是书虫子、笔袋子，跟才子的区别吧？书虫子、笔袋子，无法从容，是用力过猛。胡竹峰更讲究从容调和水墨的边际。水并非始终为虚，因了情绪氤氲，水也便成就了墨影的“那一团”真切。“那一团”又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又如何分得清哪是实的起笔回锋，那是虚的行云流水？只能说，风致，其妙！
关于胡竹峰文章之“风致”，滇池文学奖有一段授奖辞：“下笔的底色与脉动，是用情，有来处，有去处，有前人，有自己，飘逸出尘，得作文之大自在……”
江南山水柔软，烟火阑珊，更适合做春秋大梦，看才子佳人命运传奇老戏。“傩”“打日连”“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一曲黄梅”“花鼓与花鼓戏”“拉魂腔”“庐剧”“二夹弦之歌”“坠子坠子戏”“四句推子”“释嗨声”“含弓戏影”“平安戏”“戏人卷子”……《击缶歌》的篇名，个个暗合皖西南徽地一带地方诸戏声名。也是奇了！
皖西南徽地一带，得中原和江南交壤地利，商贾才人南来北往多汇于此，方音土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宜南戏北戏融合生长。于是，便有了胡竹峰笔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土戏”。地方小戏，有三千年风土。方音土调，描眉画眼，举手投足，社火明灭，细节如此斑斓。胡竹峰听家乡戏，描中国文章，都选择了其最擅长的审美手段——也是中国式的审美手段——“水墨”——水之飘逸，墨之灵动，无论是有色的文章，还是有声的戏台，全都作水墨烟岚，渲染晕化了。中国水墨见中国精神——也有说叫“中国气息”“中国气象”的。在胡竹峰的文字里，水墨精神会不会就是——“那一段风致”？
一如目连戏：“目连打开了地狱之门，舞台上青烟四起，手执钢叉和纸钱的五猖神紧追披发鬼……乡民举着火把，尾随其后追赶，绵延的火龙，将古老的乡村照得通体透亮。”以动态写舞美，仿佛北方年画门神，一招一式，活现民间。
再如青阳腔：“那日在青阳太平山房，格外想青阳腔。太平山房是几百年老房子，建筑规模比想象的要大要深，镌于村头，仿佛一巨幅工笔画。”心理活动的忆戏情绪，诉诸工笔，靠谱的线，勾连绵延的笔。谁是角，谁又是捧，谁是戏人，谁又是那道具？
三如徽剧：“散板，哭板，叠板，破门而入，像木板一样砸过来，鼓声频发，锣声紧急，是战事的模样。余姚腔，青阳腔，京腔，汉腔，轻重缓急大大方方。”配器的乐感和节奏，分明是纸片上的丹青泼墨，正气凛然，豪迈洒脱，一律浓缩为那彩墨的浓重与自在。
又如花鼓戏：“芒花一白，白茫茫一白，暗白的天光下，竟有诗意，落在老杜‘‘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上。”白描是寂寥的。甚至连墨线也省去了，唯余留白、飞白、暗白、白茫茫一片，直抵老杜的寂寥，西岭千秋雪，一介书生的独角花鼓。还可以举出很多。
《中国文章》之后，《击缶歌》把胡竹峰的笔墨“风致”推向某种境界——有笔无触，有墨无迹，相与流连，物我两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击缶歌》由《当代》重点推出。编者特意给了段导读，可见刊物团队对胡竹峰极简“风致”的推崇。精神也好，主义也好，作为中国士大夫内在审美专利，无须刻意上升到某种符号，一望也知其内蕴：“随性、细腻、克制而温婉”（《当代》导读语）。
这是一个叙述滥觞，过度解读的随笔时代。非虚构已然潮流。就个人偏好，或更欣赏胡竹峰的轻描淡写，留白跳跃。也许是与他一样，有着较为接近的日常趣味有关。书生不必日日板着面孔，才子式的日常游戏，也是人生难得。游戏的花样就不必提了。说读书写作，也是读写着玩，话题老套不说，还杂。早些年读鲁迅、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汪曾祺、沈重文等民国大家小品入门，后又读诸子百家，读汉魏晋唐，读宋元笔记，读桐城派、公安派……痛快啊！终于有了下笔的冲动，却又迷上家乡徽地五花八门的地方杂戏，“拉魂腔”“青阳腔”“花鼓”“二夹弦”“坠子”“推子”“含弓”……仿佛万花筒。闲书杂戏，看得多了，真的有点后怕。怕啥？用批评家的话会说，就是“伤”或者用力过度。用佛家的话说，就是“隔”。用后现代诗人的流行语说，就是难以承受之重与难以承受之轻。在胡竹峰哪里呢？没有自伤与伤人，也无形式的“隔”与“被隔”，以及命题的“轻”与“重”。有的是天马行空，针线落地，对酒当歌，东方欲白，“有落有起，有情怀的激荡，也有无奈和叹息。”（韩再芬《<击缶歌>序》）
站在三千年高耸入云的传统大山面前，我们都是一枚仰望得累的草棵。何曾不想翻过那坎，去观观山顶险处的无限风光？然挡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一道高坎，难以逾越的海拔。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过着草棵的日子，怀着闲云的冥想。闲庭信步，云卷云飞，“文走轻灵，意先笔后”，神游到哪儿，笔就行走到哪儿，随意蔓延，不那么刻意。读得懈怠了，写得寂寥了，就放下，什么红尘，什么执着，且行且珍惜。躲进小楼，听雨扫雪，烤火喝茶，“管他明日有无卖花人”，留下一夜春雨，一卷冰雪的风致。就像胡竹峰在《中国文章》结尾怀想的那样：“远古的先民睡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忽灭，巨大的静幕下，夜空如洗，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了中国文章的影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