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很害怕再次面对这个文本。前几天重读时，又忍不住落泪。

我想到那个出走的女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我想起自己在城乡接合部一所高中任教时，遇到的那些中途辍学或者出走的女孩子。作为老师，我去家访，劝告辍学的继续上学，对于出走的，我帮家长张贴寻人启事，然而，她们不再归来。那些中途不再来学校的女生，不是因为没有钱上学，而是被凌辱……从身体到精神和心理。而今，她们还好吗？

2017年下半年，参加扶贫下乡时，我再次听到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怀孕并生育孩子的事情，接着，已上职高的她离家出走了。而她家正是贫困户。隔空的悲哀再次袭来，我这个帮扶人员应该做点什么了。这个单纯的想法激励了我，我想去挖掘“贫困”背后的东西，比如，精神层面的困窘。采访中我发现，女孩子的悲哀后面，是一家人的辛酸往事……婴儿的身份，母亲的残疾，继父近二十年的牢狱生涯，而且还是弑母的罪名。而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固定了模式——残疾妈妈不停地咒骂继父，继父一声不吭。采访无法进行。帮扶他们家的工作人员，却道出这个半路组合之家的家事。他讲述的语气十分复杂，充满了忧虑和无奈。当我了解到，他竟然是当年主办男主人案件的工作人员时，我明白了他的心理（帮扶他人即在帮扶自己），也信任了他的讲述（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转折中的人性人心）。而在他的讲述中，我慢慢靠近了那些所谓“贫困户”的心理。

这里有小说中常出现的“转折”，也就是戏剧性。我曾尝试用小说来叙述这个故事。写到一万字时，我放弃了，因为我的笔总是难以抵达他们（帮扶者与被帮扶者）的内心，总是被“虚构”的模式消解了笔力。我采取了记录形式，分两部分老实地记录下帮扶人员的叙述和我的采访。以非虚构文本呈现当下乡村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工作，也许是最佳方式。充满起伏感和命运感的事件本身就在说话，低语呢喃、咆哮哭号、大海似的沉默、追问自责……而保持了原貌的事件里，那些游走的人物——他们的苦楚愤怒、哀伤愧疚、忏悔救赎、从不放弃的希冀……也就保持了原样。人性人心在那里，布满了岁月的褶皱和沉实，也让文本和时代生活，发生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当下乡村的问题，既是物质的，收支、房子、家庭、身体、环境……也是精神的，留守儿童，养老送终，老弱病残，精神障碍，心理隐疾……物质贫困的表象下，是人性人心。在这样高速发展的时代，没有谁能够避免心理问题，何况身处生活低谷中的他们？写出他们的心理状况，反映这个群体内心的困惑甚至障碍，对生存现状和精神现状的书写也才有依据。

正是为了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姿态，我的记录保留了大量的对话，手中的笔退到后面，去掉了主观性，只剩下一个动作：安安静静地被动观察和呈现。这也是一种需要，沟通的需要，而沟通是最佳的相互认同状态，如此状态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故而，我记录的不只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像我多次引用过的那句荣格的名言：谁向外看，犹在梦中。谁向内看，就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