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本时代感很强的小说。这里的时代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历时性展开的。它是褶皱的，是波动的。既有因果，也有倒叙，还有复调。时代像拉面一样被抻拉扯弹，或像手风琴一样被舒展挤压。

小说由三个显在的时代和一个隐在的传统构成。显在的时代即民国、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隐在的传统即儒家文化传统。在思想层面，这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些年学界所热议的“通三统”——改革开放传统（以市场为中心，注重自由和权利）、毛泽东时代传统（强调平等）、儒家文化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但作为小说，其结构则像拔出萝卜带出泥，以儒学教授筹办儒学研究院为中心，讲述不同代际人物的人生轨迹及精神状况。

八十年代很显然是作者最为熟悉的。谈论这一时代的时候，叙述者的介入感很强，靠个人回忆即可完成；而涉及民国历史，各种地上地下文献就出现了，显示了小说人物对历史的某种隔膜。作者对八十年代既有留恋感怀（如对文德能客厅沙龙的回忆），也有省思批判（各种人物高蹈荒诞的言行）。回忆性插叙讲述八十年代学院青年的故事时，多有嘲讽语气。同时，这一代知识者的命运大都以沉沦（吴镇为代表）或疯癫（华学明为代表）收尾，可见作者青春已异化、少年变油腻的感喟。

小说多次出现“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这句话，尤其是在讲述何为、双林、张子房等人之时。这些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人物都有比较坚定的信仰和明晰的价值观。另一对立的系列人物则是程济世、曲灯等民国人物。这两组人物同代不同朝（曲灯虽然活到了“当下”，但在小说中的生活是止于民国的）。耐人寻味的是，叙事的展开则是少数的“民国”对多数的“共和国”的征调。

如果说共和国一代是“正在撤离现场”的，那小说的主线则象征了回不去的民国。仁德路、军马场、程家大院、皂荚庙……在济州大学和济州市政府调动了几乎所有资源之后被“找到了”，甚至济哥这一被宣布已经灭绝的五陵年少的玩宠——寄托了程济世的多少回忆与情感，也在华学明的研究中复活了。然而，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啸聚于唐风的羊杂碎馆细品珍馐，期待太和研究院的开张，期待程先生的荣归故里之际，华学明疯了。别人在野外找到大量济哥的卵，宣布了他自以为独一无二堪获诺奖的学术成果几乎一钱不值。他的疯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充盈。这不仅是对当下中国学术急功近利心态的嘲讽，也是小说具有荒诞效果的转折。

更荒诞的则是应物兄对隐士张子房的探访之后得知的程家大院的真正位置。程家大院并非学者、商人、官员、跨国资本等合力确认的位置，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偏僻大杂院。那是济州底层社会的代表，住满了低端人口。这一欧亨利式的设定，不仅生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之感，更构成一种对照与反讽：各路精英打造的高贵典雅的太和研究院，与程家大院的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然而所有人都视而不见。而程济世魂牵梦绕的仁德路，已变成一条仅容一人勉强挤过的窄巷，夹杂在两大银行之间，展示了人在金融资本时代的渺小。应物兄对金融资本反感厌恶却无可奈何，就像太研（太和研究院）与太投（太和投资集团）不可分，就像太研离不开黄兴、铁柱子、雷山巴一干金融资本的扶持一样。

“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寓意了礼崩乐坏，某种价值体系的消散。小说在狭义知识层面的重心是儒学，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孔孟言论。这体现了一定意义的价值重建希冀。然而，现实则是，有可能承担起此一价值重建重任的人物（多为共和国一代人），要么离世如双林与何为，要么归隐如张子房。少数八十年代人，文德能早逝，芸娘重病。明哲保身的乔木，异国他乡的程济世，都不属于此类能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从应物兄对双林、何为、张子房、文德能的敬重，以及对芸娘的爱慕，可以看出他对自身某种精神素质缺乏的省思。乔木、乔珊珊、费鸣、黄兴、铁梳子、吴镇、释延安、董松龄……这些人物都不是应物兄喜欢的，但其中大多数都引应物兄为朋友，谈起应物兄，如同“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应物兄却不像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不是活在时代与历史中的，不是历史中间物。当小说作者忍不住跳出来代言道，“我悲哀地望着一代人。这代人，经过化妆，经过整容，看上去更年轻了，但目光黯淡，不知羞耻，对善恶无动于衷”，这个“望”用得甚好。与其说应物兄是一位长袖善舞的交际人物，不如说他是一面时时忘却主体性却能照出时代面相的镜子。这位全知叙述者比“同时代人”或更麻木或更冷酷。

从文学传统看，《应物兄》可以归入精神漫游乃至冶游的文学。《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台北人》，我们并不缺这类作品。就小说的思想主旨而言，又近乎世情小说与训诫小说的综合体。

只是与一般的世情或训诫小说比，《应物兄》在内容安排上有一显著特征：知识与信息占比甚大。显然，作者的写作是充分考量了期待视野这一阅读心理因素的，尽管我们不能狭隘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小说”或“学院派小说”。《应物兄》给我带来的整体感受是愉悦的，首先因为小说所述人事于我是熟悉的。无处不在的影射总能引人会心一笑。这会心一笑大概相当于应物兄常常隐而不发的内心声音，只不过读者将其填充并调取出来罢了。当然，我之熟悉往往等于他人之陌生。小说所讲述故事的圈子性太重、寄载的信息性知识太多，规定了它并不是为普通读者所著的这一阅读门槛。上一次读到的这样有着繁复注释的文学作品是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再往上就是鲁迅杂文了。《蜘蛛女之吻》小说叙述方式令人瞠目：意识流、蒙太奇拼贴、注释、官方文件，错综复杂又井井有条。

为了弥合知识与生活的裂缝，作者煞费苦心。小说在人物与情节上做了如下设定：通晓文史的副省长、著名文化人葛任的后人、清华大学毕业的风水先生、人民大学毕业的红二代商人、与济州大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房地产商、成为当代大儒得意门生的跨国公司巨鳄、喜以男根书法的和尚。连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易艺艺也是儒学博士。这样，除了利益共赢，他们的相聚还有共同的话题——文化。他们的第N种身份都是文化人。“文化”是小说叙事的纽带，也是在“时代”之外的另一批判主题。

但这一安排依然是生硬的。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寻找此一文化人主导的空间？正如一个由注释和引用构成的文本世界固然是自足的，但欲将其与“现实”发生联系，依然暴露出显在的缺陷与失真。这并非真实性层面的，而是逻辑性层面的。

这样，《应物兄》确然在形式方面有所创新，继承了《论语》的叙事议论等综合文体的传统，但衔接缝合腾挪闪躲处却捉襟见肘。有不少节段与节段之间缺乏呼应和过渡。有些哲思性的内容则是碎片化的，强行黏合比较明显。正如作者所述，小说的总字数一度高达两百多万字，除了中原及黄河文化、程家故事、儒家知识与思想、西方现代哲学，小说还纳入了从九十年代后期到作者完稿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间的诸多时事热点信息。当读者行进在故事的密林时，常常能从其中感受到某种召唤出作为当代史的历史的“有趣”。但作为一部长篇，这种包纳多少掣肘了结构的细密与立体。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如托尔斯泰的结构固然只是长篇结构模式之一种，但即便现代主义小说，其结构大都也是清晰的。作者虽然努力地让应物兄成为老残一样的人物，作为线索将散落的珠子串起，但效果并不是很好。正因为是线性的而非立体的，小说才会显得没有尽头。

我觉得这与小说缺乏深刻的批判有关。小说长于叙事、止于影射、弱于批判。如同影射一样，小说也有俯拾即是的反讽。比如应物兄对儒学知识的熟稔，与对双林等人生的陌生，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对“祖国”毫无贡献的“胡汉三”程济世受到的顶礼膜拜、夹道欢迎，与两弹一星功勋双林院士和本土派经济学家张子房的寂寞凄凉，二者所形成的内在的张力也是小说出彩之处。但整体上小说的思想带有某种隐在的世故。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派名家穆时英的名作《上海的狐步舞》。《应物兄》在结构与思想上，像是这部短篇的扩充与延展。李欧梵曾指出，彼时上海的那些“摩登”作家大都“沉醉于都市的声光电影而不能做出超然的反思”。《上海的狐步舞》中，穆时英便是如此：面对现代性的两重特质——即诱惑性与毁灭性时，只看到前者而几乎完全无视了后者。当然，李欧梵的批评略有不足，因为他忘了《上海的狐步舞》的副标题“一个断片”。这篇片段拼贴式的短篇其实是穆时英构思的长篇《中国：一九三一》的一部分。这篇未完成的长篇显现出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

但《应物兄》却是众多“一个片段”的连缀。尽管有评论者将其解释为一种“反叙事”，“把小说改造为一种杂语，把叙与论，把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一起”，但细细读下来，除了引发一种同情和理解之外，小说的叙事效果依然受制于作者的思想能力、情感能力。这集中体现在这些能力处理冗杂的日常经验之时。尽管横向比较不一定合适，但《应物兄》与类似写法的《追忆逝水年华》相比，尽管枝繁叶茂，但主干纤细。

与此相关，小说在展现时代的精神状况方面显得有些拧巴。譬如，小说花了很多笔墨介绍处于黄河几字形拐角处的济州的风土人情。这种介绍只有称颂而无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姑妄可视作一种对吾土吾民的眷念，一种常情。但当小说花了更多的笔墨叙述济哥、仁德丸子、羊杂碎、觚等物之时，你能感受到作者文化心理的斑驳不清、矛盾重重。包括应物兄在内的诸多人物，都是对“物”寄托深情的，但他们的人格各个残缺不全，整体虚无玩世。不是小说有意塑造圆形人物之复杂性格，而是作者试图包罗万象时“专寄托不出”所致。作者念兹在兹地对主人公名字解释“虚己应物，恕而后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但究竟是怎样的“时”“物”与“人”呢？

这让人想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小说所试图表现的“时代”及其“精神”，是否适合目前的形式？我认为小说存在一种物象迷恋。因为这种迷恋，导致一种时感茫然。鲁迅说大时代是一个方生方死的时代：“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应物兄》明明有众多长历史、大时代，却以一种小时代的眼界处理。这种处理也许显示了现实的某种真切，但也是一种遗憾吧。

小说的结尾部分，张子房是“在那张雾蒙蒙的脸上，一双眼睛却分外有神。但仔细看去，它却是一系列矛盾的综合：矍铄而又浑浊，天真而又苍老，疲惫而又热忱”。作为中外结合象征的程刚笃与珍妮生出了猪尾巴婴儿（就像《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代）。瘾君子与富二代易艺艺的野合却修成正果。遭遇车祸的应物兄也将撤离历史现场，让位给动物凶猛的一代。这也是一种程济世所说的“断裂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