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
鲁迅逝世后，编印鲁迅全集即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台静农等7人组成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时人对鲁迅小说以及重要的杂文篇章已是耳熟能详，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有望初次面世的日记、书简；鲁迅辑纂而生前未能出版的《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等也让编印委员会念兹在兹。1938年，《鲁迅全集》由复社印行，首卷冠以蔡元培所作序言，第20卷附录《鲁迅年谱》（署名许寿裳）、《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和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但没有按原初的计划收入鲁迅收罗的金石拓片，也没有收录日记、书简。本文意在梳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成书过程，考察相关人等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鲁迅观”。
一
编印《鲁迅全集》的各个环节，起初皆由许寿裳主导。鲁迅逝世后第三天，许寿裳即致函蔡元培：
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着手集资，克期付印，否则纵使印成，版权既无保障，到处擅自翻印，流行如故，徒利奸商，于政府何益云云。[1]
向当局的斡旋过程且待下文再谈。许寿裳、鲁迅交往长达35年，其中有20年更是朝夕相处。鲁迅来上海后，与许寿裳仍时常见面、无话不谈。这在鲁迅的毕生交游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2]。作为鲁迅的知交好友，许寿裳觉得自己对于编印《鲁迅全集》、为鲁迅家族生活谋一万全之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许寿裳和台静农商定的编印委员会成员，也以鲁迅老友为主，除茅盾外，皆非左翼人士。
一般说来，全集只包括作者自作的文字。许寿裳则主张鲁迅的翻译、“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皆应收入全集。[3]槐树书屋的抄书岁月和学术研究工作，本已被社会逐渐淡忘，随着全集编纂工作的展开以及知交、近亲发表回忆文章，它们再度成为“鲁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广平透露：30年代，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一再说要整理印行自己搜罗的碑刻图录，终为时间、财力所限，赍恨而没[4]。他还对人说过，自己別无财产，搜集的六朝造像、墓志、碑刻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5]。蔡元培在纪念文章中谈了数则轶事：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鲁迅校勘《嵇康集》等等。在蔡氏看来，鲁迅晚年提倡木刻、选印珂勒惠支和E·蒙克版画、与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蔡氏希望许广平能将这些汉碑图案检出印行[6]。台静农表示愿意承担这方面的整理工作[7]。1937年春，台静农来沪，于《鲁迅全集》粗加整理，并与许寿裳商定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的成员名单。[8]
周作人也将鲁迅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甲为收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鲁迅自幼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再加上亲自从社会得来的经验，故而其小说散文“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为了避免引发论战，周作人声称自己谈的是南下之前的鲁迅，此后的鲁迅为自己所不知，故存而不论[9]。许寿裳进而说鲁迅“对发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10]。鲁迅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破民族性所开的方剂”[11]。鲁迅“时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鲁迅“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12]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言简意赅地说：鲁迅“从‘人’与‘社会’最深刻的地方，写出文字来”，“是永远不会消灭的”。[13]
鲁迅和许寿裳在东京留学期间（前排坐姿，左为鲁迅，右为许寿裳）
蔡元培、周作人、许寿裳的鲁迅观可谓高度一致，惟蔡、许与鲁始终无违言，左翼方面即便不满许的言论，也不便加以批评，周作人则成了靶子。有人指责周作人将鲁迅塑造成了“一个‘抄东抄西’‘玩物丧志’‘好行小慧’的人”，至多能说明“鲁迅何以会成功那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但不能解释鲁迅早年的工作何以能产生“后年的结果”，不能解释“因果的突变”[14]。左翼阵营更看重晚年鲁迅的政治立场，强调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观的“转变”。
我们知道，1938年印行《鲁迅全集》，胡愈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1936年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力，主要放在动员救国会出面将鲁迅葬礼办成一场政治运动，以达到逼蒋抗日容共之目的。鲁迅也就成了“圣之时者”：救国会将“民族魂”这顶帽子戴到了鲁迅头上，并未顾及它是否适合鲁迅[15]。章乃器回忆说：胡风、萧军等人认为救国会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是在许广平的坚持下，葬仪仍按原定计划进行[16]。此时的许广平既无成见，又能有所不言，如何纪念鲁迅实非她个人所能左右。到了鲁迅逝世一周年，“肃清托派汉奸”又成了纪念鲁迅的重头戏[17]。比照之下，许寿裳概括的鲁迅毕生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方式，更符合鲁迅本人的道路。此外要说的是，胡风“模糊记得，开始救国会曾声明过他们要负责全部丧事费用，但后来一块钱都未出”，宋庆龄个人掏了些钱，数目不详[18]，许广平承担了三千余元丧费，许广平经济困境、家庭问题也只能对许寿裳诉说。
二
为印行《鲁迅全集》而与出版社、政府的接洽过程，甚为曲折，这里先说抗战爆发前的情况。蔡元培最初的态度是：不必理睬政府禁令。另有他人向政府疏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回复李秉中说：“似不大能宽假。”再有荆有麟托王子壮、沈士远托陈布雷分别向中宣部各负责人斡旋。经许寿裳再次敦请，蔡元培终于去函邵力子。政府最终表示可以出版《鲁迅全集》，但要进行删改。有些是删去全篇，有些是删去一段或三两句，《准风月谈》书名须改为《短评七集》，《花边文学》改为《短评八集》……许广平的底线是只删不改。许寿裳也主张委曲求全：全篇被删者可以存目，但不必留白，以免激怒当局。[19]还有开明书店亦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宴请邵力子，拉茅盾作陪，邵问：由何人主编？“茅答：大约蔡先生、季浦先生，作人先生”，邵力子表示满意。[20]蔡元培的国民党元老身份，以及许寿裳等人的社会地位，便于《鲁迅全集》“合法”出版。他们在撰写纪念鲁迅文章、申明编纂全集的意义时，也有意避免论及政治问题。
再说与出版社交涉过程。北新书局首先表示愿意出版，但是许寿裳认为北新书局“必不可靠”，他又听许广平说，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多方刁难”[21]。鲁迅手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等，以及书信日记，书法精美，许广平拟影印出版，国内唯有商务印书馆有力办此。胡适表示极愿帮忙。许寿裳请许广平直接致胡一函，说明得马裕藻、许寿裳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再询问胡适与商务接洽结果如何。许广平照办，许寿裳又转来胡适的介绍函，请许广平阅毕后面呈商务老板王云五，胡适另有一信致王云五。[22]王云五这才表示愿意出版《鲁迅全集》。
1938年版《鲁迅全集》附录之鲁迅年谱，作于抗战爆发之前，初刊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新苗》，许寿裳正是该学院院长。年谱作者署名许寿裳，实为3人分段编写：周作人编1岁-28岁条目，许寿裳编29岁-45岁条目，许广平编46岁-56岁条目。听说周作人编订鲁迅年谱，杨霁云致函许广平说此事不妥：周作人“必有曲逆逝者之处”[23]，因为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鲁迅“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周作人谈鲁迅，不论说什么，都会遭到驳斥，故而对《鲁迅全集》编纂工作从一开始即表现甚为消极。在许寿裳一再催促下，周作人才拟就自己负责的条目，直陈事实而不加评赞。许寿裳觉得周作人写得太过简略（其实许撰写的部分也十分简略），遂去拜访鲁母，探得鲁迅8岁时两件事，添入年谱：
以妹瑞生十月即天，当期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因太夫人询其向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宣公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周作人认为此等赞扬文字太过“可笑”，遂不愿署名。许广平和“上海朋友们磋商”，决定保留这些文字。[24]其实这些赞辞很难说点出了鲁迅少年时代的精神气质。整部年谱也少有评赞文字，许寿裳增添的两条的确突兀。许广平日后透露道：“关于实际参加工作方面，请和他一同参加过的F君（引按，冯雪峰）订正了不少，然后再寄给许先生订正二由于周、许二人写的都十分简略，为了体裁一律，许广平只有将自己的草稿一删再删。[25]
许寿裳起初要许广平为《鲁迅全集》作序，许广平惶谢，许寿裳遂改请蔡元培主笔，材料仍须许广平供给。许广平遂致函蔡元培：
顷奉季第师来谕“兹得蔡公函，愿为全集作序，惟嘱将必须注意或及者详告之，以便执笔，用特奉告，务使我大略”云。窃思迅师一生，俱承先生提拔奖掖，无微不至；……其能仰体先生厚意而行者，厥为在文化史上的努力，即有成就，足资楷模者，或在于此。序中请予道及，使青年知所景从。[26]
强调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又说明许广平也高度认同许寿裳等人的鲁迅观。
三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纂者署“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普及本、纪念本的出版者，分别是鲁迅全集出版社、复社。鲁迅治丧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即着手筹组永久性组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身在北平的鲁迅老友们没有参加救国会主导的鲁迅葬礼，但得为纪念委员会成员。该会于1937年7月18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姓名见诸报章且与本文相关的，有台静农、许寿裳、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人。在成立大会上，许广平报告了《鲁迅全集》进展情况，“编辑先生，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7人”[27]。许寿裳确定的7名编委，与上述报道略有不同，没有许广平，而是台静农[28]。许广平本拟赴北平与许寿裳等人共同编纂《鲁迅全集》，但因战事全面爆发，未能成行。
战前未能出版《鲁迅全集》未始不是一件幸事。许广平说：“前经中央党部删去一部或全部的，如果现在都不成问题了，不是要重新排过吗？即此一点，也可见政治进步之速[29]。当然，官方也没有公开表示不经删削即可印行《鲁迅全集》，事实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换了主官，1942年中央图书杂志审査委员会突然下令审査《鲁迅全集》再定准予发行与否，终也不了了之。[30]）
1938年1月30日，胡愈之、张宗麟致函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报告救国会在上海的活动，内中提到“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 ，2月25日可以出版，1500本已预约出去。愈之还打算印出《鲁迅全集》”[31]。复社是为了出版斯诺延安访问记《红星照耀中国》而成立的临时组织，据说印行《鲁迅全集》计划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认可。复社中人说，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起草了《鲁迅全集》编辑计划后，“经过上海著作界诸友的审査，方才正式决定”[32]。其实许广平也分函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成员征求意见，他们也起到了“审查”功能。3月19日，周作人回信说自己没有成见，只要不亏本就好。3月2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得许广平夫人函告:《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行，附来印行《鲁迅全集》暂拟方法，并嘱作序。”3月21日，茅盾复函许广平、胡愈之，报告他与王云五交涉的情形：
（一）商务方面对于北新版权不能收回一点，所虑者只在法律问题，即恐商务出了书以后，北新反向商务提出交涉，至于营业上的竞争，王老板说不成问题，因此他建议……至少要取得北新不能反向商务捣蛋的保证，倘此层圆满办到，则商务愿照原约即刻印行全集；（二）倘与北新交涉结果不好，则商务愿担任全集第三部分——即金石考证及书信日记部分，此为复社计划中规定暂时从缓者——之印刷，其一二两部分（创作与翻译）则仍归复社出版，将来出书时，版式大家通归于一律，且均用"纪念委员会编”名义。至于复社出版之一、二两部分，商务可以代售，但不代收预约；王老板且谓即使商务出全集，亦不拟卖预约，因此时卖预约成绩一定不好也。（三）王老板谓，商务对于广平先生提议之废约及请商务代售等项（惟不肯代收预约，云是商务向来不代收预约，不好破例），都可以同意，惟为希望全集能早版计，故有上述二原则之建议。
茅盾接着说：“我们这边可走之路甚多，所以就同意了他（王云五）的第一议”，倘若与北新交涉不死不活，即进行第二办法，或即废约[33]。北新始终不愿让渡它所拥有的鲁迅作品集版权，王云五担心李小峰控告商务侵权。李小峰实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題，作出此等举动，他只是声称北新出版单行本与全集“并行不悖。许广平又复函李小峰:《鲁迅全集》出版者也要出单行本，同业竞争难免两害[34]。而王云五已表示，可以承担竞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王云五的第二项建议的实质是商务、复社联合出版，商务可承担金石考证、书信、日记部分，但复社未予接受。
身在西安的马裕藻接到许广平信件后，又去函与留在北平的沈兼士、齐寿山、周作人商讨，这才于3月28日复函许广平，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望许广平谨慎从事，“不致发生意外之失败，若能取决于市公（引按，许寿裳）尤佳”。（二）暂缓与商务废约，“不过此事既经复社诸公热心提倡，似亦有所困难”。（三）鲁迅“遗著中第三部之大半，虽于新的方面无大影响，然其不朽之价值甚大，若阙此部，尤无以见唐俟（引按，鲁迅笔名）之全也，与全集之称尤觉矛盾”。马裕藻还说，以上各节，除了取决于许寿裳一项未与周作人道及外，沈兼士、齐寿山、周作人的意见和自己一致[35]。情况也许正如马裕藻等人所言，鲁迅学术著作与阶级革命无关才遭到复社舍弃。鲁迅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则早由周文、胡愈之两先生辛苦收得”[36]。轻重缓急之间，也表现出两种鲁迅观之争。
许寿裳著鲁迅印象记
许寿裳正在西迁途中，得许广平信最迟。4月3日，他在南郑复函许广平：“3月12日由港转来手示收悉。印行《全集》事，因‘北新’作梗，只得如此办法，裳甚赞同。特未知云五复函到否。”[37]许寿裳显然还不知道王云五的最新提议，仍认为北新作梗导致商务无法出版《全集》，因而同意改由复社印行。4月19日，茅盾见蔡元培，“谈《鲁迅全集》付印事，携有许广平函，附全集目次，并有许广平致王云五函，嘱转致”[38]。致王氏函大致内容是：请商务将《全集》“先行给予鲁迅纪念委员会出版。”[39]商务只是名义上拥有版权，不与之毁约只是一种有技巧的处理办法，再借重蔡元培转去函件，王云五自然不会不答应。
王云五的建议以及马裕藻等人的态度，也使得许广平、复社修改了原初只出创作、翻译的计划，增添了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集》《嵇康集》《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俱为排印）。刘恂《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辑本二种没有觅得，“此外还有日记、书简、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时不易问世”[40]。
由于普及本定价极为低廉，印得越多，亏得越多，需要纪念本预约金填补亏空。纪念本为非卖品，分甲乙两种，预约金为50元、100元，只有社会贤达和官员才能负担得起。胡愈之恰好要转道香港赴武汉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遂沿途推销纪念本。在香港，他拜见了蔡元培、宋庆龄，拿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持此通函，胡愈之第一个找的是孙科，孙科也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认购了10部。5月间，沈钧儒在武汉为“出售《鲁迅全集》预约券举行了一次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胡愈之担任招待。邵力子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当场“拿出1000元，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先生的带动下，国民党官员也纷纷认购”。这就使得《鲁迅全集》“半合法化”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订购了若干，其中有一部送给了毛泽东[41]。
四
1938年4月30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沈雁冰、胡愈之来。致季茀航空函，询对于《鲁迅全集》作序之意见”[42]。蔡氏似乎只看重许寿裳的意见，请许寿裳“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43]。许寿裳又写信给许广平：
5月14日为序文事，曾寄一航快，谅已到达。全集广告，已见于报章。序文内容，因恐不宜过退，裳已与曹舍（引按，曹靖华）商一大略，径复蔡公矣。现在印刷进行如何？甚为系念。所拟序文要点分五个方面：一、创作，又分小说与杂感文，二、翻译，三、艺术，四、著述及旧籍整理，五、新文字。以上五点均又分项说明，弟有意见否？望示知。[44]
待蔡元培再次接到许广平函，序文已作好发出了[45]。蔡序依次论述了鲁迅著述及旧籍整理、艺术、翻译、小说杂感的成就，但未提及“新文字”。提倡“新文字”者以方便大众为主旨，力主用拉丁字母拼写各地方言。它本是苏联在远东针对汉族推行的政策，在中国，首倡者是瞿秋白。拉丁化方案还极力反对国语罗马字方案，二者皆要废除汉字，惟后者仍主张以北平音为基础统一国语。1936年，多份杂志刊载了蔡元培、孙科等680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46]。蔡氏乃当世名流，各家所有主张，皆想借重之。蔡氏在他处也未论及“新文字”，他还是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蔡序为鲁迅所作的历史定位是：治学承清季朴学之绪余，而为“新文学的开山”。预约《鲁迅全集》纪念本的通函，开头一句也是：“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47]蔡序所说的“文”，即文化，涵盖鲁迅创作、翻译、辑录校勘、研究等等，“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此语正与前揭许广平来函相应：请道及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努力和成就，“使青年知所景从”。值得注意的是，蔡序避免了30年代鲁迅是否存在“转变”这个问题。叙鲁迅美术方面的兴趣，蔡序说，搜罗汉碑图案之兴趣，“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鲁迅“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造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里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蔡序也表达了蔡氏本人“兼容并包”的文化主张。
再说第20卷末尾的许广平撰《〈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叙述全集编纂经过，向各方致谢，唯独略去胡适不谈，仅说蔡元培“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这篇后记也没有臧否人物，但于结尾提及，1936年鲁迅病重时，适逢高尔基逝世，有人“甚至不禁叹息说:‘为什么鲁迅不死，死了高尔基？’……奇怪的是，鲁迅真的死了之后，却又有不少人说：‘他的死，在中国，比苏联损失一个高尔基还要大。’”许广平对于某些左派人士利用鲁迅之死大做文章， 深为不满。
总体说来，1938年版《鲁迅全集》仍然按照战前许寿裳确定的方针编纂：请蔡元培作序，收录了战前撰就的年谱，复社本拟舍弃的鲁迅辑录之书也还是入集了。最大问题就是舍去了书信、日记。鲁迅小说和杂感名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它们依靠单行本一样可以流传。日记以及许广平征集来的鲁迅书信原件，在战乱年代随时有散失之虞。1937年6月出版的《鲁迅书简》（影印），只选印了69封。《鲁迅书简》（排印）终于1946年面世，收信八百余封，在编后记中，许广平说：她过于为商家利益着想，怕《鲁迅全集》排印书信日记，将来影印本问世后，难以销行。问题仍在于，当年复社为何不接受商务出版书信、日记、金石考证的方案？是不是因为鲁迅书信内容敏感，披露后不利于“统一战线”？鲁迅书信复杂而漫长的面世过程，笔者还将有另文处理。
五
鲁迅去世后，他者为之编纂文集、全集，在择取文本的过程中，在序言、后记中，或隐或显地表达自己的“鲁迅观”。从50年代起，鲁迅文献的征集、收藏、整理、编纂、注释更是上升到了国家行为的层面，这些行为隐去人称，以不正自明的权威姿态阐释、限定鲁迅，并提供与鲁迅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权威判断。在现代文学只剩下一个鲁迅的时代，在其他作家渐次“出土”、人们获得深入了解之前，鲁迅全集文集的注释、课本选文的注释即能塑造普通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观念。从社会影响入手，考察各种版本的鲁迅文集、全集，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做，这里只能谈一些个人的思考。
《鲁迅全集》是建立在鲁迅自编文集基础之上。鲁迅说，有些文章“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因此就没有收入自编文集[48]。此类文章收入集外文、全集后，不啻重生——再度被阅读，再加以鲁迅被神化——至少是仰视，或是学术生产的需要，人们每每要从中找出“意义”。演讲记录稿问题也比较复杂，某些演讲记录稿见报数月乃至数年之后，鲁迅声称记录漏落、错误之处太多，或是详略失当，自己并未过目，不能算是自己的文章；还有一次讲演，鲁迅说忘了讲题，也不记得当时讲了什么。为鲁迅编撰集外文的杨霁云自然也就刊落不取。不过，演讲记录稿见报时即发生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引发赞否双方的回应。私人函件则是移诸公共空间后，才参与建构鲁迅的社会形象、发挥社会作用。情况很可能是，有些意思，鲁迅不愿广为传播，才在书信中表达。《两地书》也是经过删改才出版的。文集不可避免地将单篇文章抽离首发的报章杂志、将序文抽离所序之书、将演讲记录稿抽离新闻报道，统称“杂文”而汇聚成册。研究“鲁迅思想"，我们固然可以不加区别的征引《鲁迅全集》，研究鲁迅的社会形象、社会功能，则要注意到文献披露时间、首发的场合等问题。
全集的诞生把鲁迅这个作家经典化了——也许各家的全集、文集、选集，皆无形中诱导读者把作者视作自洽的、有着一贯之道的主体。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导言》抽绎出来的鲁迅一贯之道，是与时（革命）俱变。许寿裳则坚称鲁迅一生的工作皆围绕着研究、批判国民性这一点展开。鲁迅本身的复杂性，又使得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鲁迅观皆能在《鲁迅全集》中找到文本支撑。“场合”或许应该成为“我们考察鲁迅的选择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切入口。私议越是敏感，亲闻与传闻者就越少。书信中既有率性之语，也颇多政治性酬答。杂文写作本身，也展现出一个复杂的政治网络：有应人之请而作的序记，有答政治组织和刊物的提问。有的出自瞿秋白之手而署鲁迅笔名。有些是冯雪峰命题作文且指出‘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犯难却每每让步的产物。有一两句话是冯添上的，答托派信通篇皆为冯代笔，答徐懋庸信由冯草拟、鲁迅作了增补修改”。对于全集的编纂者来说，某篇文章只要是鲁迅署名，已被鲁迅收入自编文章即可。80年代，胡风回忆了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出版过程，有不少人据此认为，文责不能由鲁迅承担。问题在于，鲁迅自己为何不予否认？80年代之前，胡风为何没有透露隐情[49]？后出的回忆提醒我们注意鲁迅杂文的复杂的出版过程，同样需要厘清的是，鲁迅没有公开表达的思想情绪与鲁迅的社会形象、社会影响有别。
注释：
[1]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0月28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91—292页。
[2] 许广平:《我所应的许寿裳先生》，《人世间》第2卷第4期，1948年3月20日。
[3] 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7月2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
[4] 许广平：《关于汉唐石刻画像》，原载1938年10月20日《文汇报》，收入《许广平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53-363页。
[5] 杨霁云：《致许广平（1937年3月26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244-245页。
[6]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宇宙风》第29期，1936年11月16日。
[7] 台静农：《致许广平（1936年11月10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33页。
[8]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9] .周作人:《关于鲁迅》，《宇宙风》第29期。
[10]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原载《新苗》第11期，1936年11月16日，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77页。
[11] 许寿裳：《鲁迅与民族性研究》，《民主》第6期第2版，1945年11月3日。
[12] 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原载《新苗》第13、14期，1937年1月16日、2月16日，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650页。
[13]《在鲁迅丧礼上的讲话》，《蔡元培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14] 尧民：《周作人论鲁迅》，《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647页。
[15] 参阅王彬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收入《往事何堪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936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钟山》2004年第4期。
[16]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37页。
[17] 参见《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原载1937年10月19日《救亡日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857-859页。蔡元培在1937年10月23日日记中写道胡愈之来，未晤。留一函，并见示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报告及各种文字印刷 品，并告该会推我为主席。即复一函，……普通委员不敢辞，主席则决乎不可任云。”
[18] 胡风：《关于鲁迅丧事情况》，《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19] 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7月2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5-316页。
[20] 许广平:《致季芽（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文集》第3卷，第332-333页。
[21] 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H月10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293页。
[22] 1937年5月17日，6月5日许寿裳致许广平，《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9页、第314页。
[23] 杨霁云：《致许广平（1937年4月9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248页。
[24] 许广平：《鲁迅年谱的经过》，《宇宙风乙刊》第29期，1940年9月16日。
[25] 同上。
[26] 此封给蔡元培的信系许广平手迹，但无签名、时间。《许广平文集》第3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30页，北京鲁迅博物馆注释。
[27]《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昨日开成立大会》，原载193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第836-837页。
[28] 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7月2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5-316页。
[29]《周年祭》，《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22页。
[30] 参见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10页。
[31]《救国会》，第355页。
[32] 宜闲:《鲁迅全集出世的回忆》，《文艺丛刊》（香港）第2期，1946年12月。
[33]《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345-346页。
[34] 李小峰致许广平（1938年7月15日），许广平致李小峰（1938年8月12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455-456页。
[35]《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448-449页。
[36]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37]《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317页。
[38]《蔡元培日记》（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
[39] 许广平致王云五（1941年2月27日），转引自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第8页。
[40]《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1938年5月16日。
[41] 吴承婉：《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是怎样出版的——记胡愈之同志一席谈》，《人物》1985年第5期。
[42]《蔡元培日记》（下），第554页。
[43] 蔡元培:《致许寿裳（1938年4月30日）》，《蔡元培全集》第14卷，第310页。
[44] 许寿裳:《致许广平（1938年5月29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8页。
[45] 1938年6月5日，蔡元培写了《鲁迅全集》序，交茅盾拿去，并附上纪念本预约价100元。6月15日，蔡氏始“得许广平函，说《鲁迅全集》作序事，并述季函中语”。《蔡元培日记》（下），第562、564页。
[46]《生活教育》第3卷第5期，1936年5月1日。此外还有《生活知识》《文学丛报》等杂志也刊载了这份宣言。
[47] 转引自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48]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49] 参阅葛飞：《1936：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
（转载自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春温秋肃”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