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有微博用户经逐字逐句对比发现，2016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麦芒”译的《莎士比亚悲剧集》的内容和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几乎一字不差，只是将译者的名字由朱生豪直接改为麦芒，系堂而皇之的直接洗版。

而澎湃新闻在接下来的检索中发现，天津人民出版社与此书同一批次出版的还有包括《神曲》、《呼啸山庄》、《1984》、《美丽新世界》、《月亮与六便士》、《百万英镑》、《雾都孤儿》、《野性的呼唤》、《猎人笔记》、《局外人》等在中国最畅销的外文作品近百本，而所有书的译者均被注明为以下三人之一：麦芒、羊清露、杨风帆，且几乎所有书都在2016年至2018年间出版。

即便再高产的译者和出版效率恐怕也难以在三年间完成如此巨量的翻译和出版任务，因而有书业从业者指出，麦芒、羊清露、杨风帆三个名字涉嫌是出版社杜撰的“洗版专用名”。 

朱生豪与妻子宋清如

麦芒译《莎士比亚悲剧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揭开这桩大规模发生于2016到2018年间的“尘封往事”的是一位叫做@桃花岛的少年的微博用户，8月15日，该用户在微博写道：

今天到图书馆看到一本麦芒译《莎士比亚悲剧集》，翻了一下，文风很熟悉，随手抽出一本朱生豪译本，翻到相关章节对照了一下，竟然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这个麦芒是何许人也，竟然如此猖狂，直接剽窃名家的翻译！在京东上搜了一下，麦芒不仅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著作甚至还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仔细看了下，这个麦芒翻译的作品都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这个名字显然只是出版社用来盗版洗版的工具。翻译者的著作权需要得到尊重！这种赤裸裸的剽窃应当被所有人唾弃！ 

@桃花岛的少年对比两书，发现翻译内容一模一样

之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朱绩崧在其公号“文冤阁大学士”中，就此事写作了《不能欺负人家朱生豪先生没有微博》一文，罗列了很多图文指明麦芒译本的《莎士比亚悲剧集》确系洗版。

而澎湃新闻记者在售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中，以“麦芒”+“译”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这位译者堪称“译著等身”，不光是被网友指出的《莎士比亚悲剧集》，还翻译了《神曲》、《呼啸山庄》、《1984》、《美丽新世界》、《月亮与六便士》、《绿山墙的安妮》、《百万英镑》、《雾都孤儿》、《野性的呼唤》、《老人与海》……等等几乎穷尽了所有最为著名的英文作品。而这些“译著”的共同点一共有三个——均署名“麦芒译”、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几乎都是2016到2018年间。

而天津人民出版社麾下像麦芒这样格外突出的译者还有“羊清露”和“杨风帆”，在“孔夫子旧书网”中以这两个名字检索发现，羊清露主要“翻译”包括高尔基、契诃夫、奥斯特罗夫、屠格涅夫在内的诸多俄语名著；而杨风帆则负责“翻译”包括加缪、小仲马、雨果、罗曼·罗兰等在内的法语名著。这两位译者的无数的译著几乎也在2016到2018年之间出版。 

除了被网友指出并经过对比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麦芒译本的《莎士比亚悲剧集》是洗自朱生豪的译本，而其他的几十数百本英、法、俄的译著也可推测不可能由三位译者在短短几年间完成如此巨量的翻译任务。而麦芒、羊清露、杨风帆究竟何许人也？

在GQ杂志2019年采访北京豆瓣书店老板卿松的一篇名为《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的稿件中，这位经营了十五年书店的资深“淘书人”在访谈中曾指出过“麦芒现象”，卿松在北京东南五环外的王四营批发市场（这是北京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淘书时，曾拿着一本《羊脂球》，一本《局外人》，对随同他的记者指出：“你要注意译者的名字，都是同一个人。眼前这些法国名著，译者皆为杨风帆；俄罗斯名著，全是羊清露翻译；一个叫麦芒的人，几乎承包了所有英文作品，不分英国美国，不分作家流派，欧·亨利、毛姆、勃朗特……全是ta的翻译范围。”

卿松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为：“这都是洗版的书，随便找人攒出来的，一般都卖给图书馆做馆配，要不就卖给超市。”

而澎湃新闻除了在主要经营二手书的孔夫子旧书网能够检索到大量的这三位“译者”的书以外，发现在京东、淘宝、当当等售书网站也在售卖这批书，并且在详细介绍的部分写明了“正版保证”和“名家翻译”的字样，如最近因为同名网剧而较为畅销的作品《美丽新世界》，在淘宝网的介绍页面如下：且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另一麦芒译本的《美丽新世界》还在豆瓣网建有词条，由此可见，这些书已经溢出了如卿松所说的“给图书馆做馆配或者卖给超市”，而是以新的、比较吸引人的装帧设计和低廉的价格抵达了许许多多读者的手中，且如朱生豪先生一样曾为这些作品呕心沥血过的译者们的名字均被隐去，换成了：麦芒、羊清露、杨风帆。

而无论是卿松在采访中轻描淡写的一提，还是在讨论该事情时，一些微博用户的意见，如微博用户@正牌瞎溜达在转发了这条微博时指出的：“英译汉的麦芒，俄译汉的羊清露，法译汉的杨风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合同制二级印钞工，这故事您是刚听说？”均表明，这种大规模的洗版行为在出版界已经屡见不鲜了。 

由来已久的洗版现象

8月18日，关于“麦芒”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在给媒体回复中表示“我们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了解，给大家一个相关说明。”

澎湃新闻就这种现象采访了老牌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编室主任欧阳韬，人文社建社时间早，且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持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该系列丛书为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包含了后来最为大众所知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作品，因而几十年间，已经历了许多次被洗版盗版，且人文社的采访中，欧阳韬介绍，国内一般比较大型的、传统的外文文学出版社，像是人文社、上海译文以及译林被洗版的现象非常多。“最近很多出版社和书商出版一些文学名著和高校老师们做研究以及读者们都曾反馈过，他们发现了一些译本来源不明，用译者的名字去检索也找不到出处，这是出版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了。而且也有一些翻译作品甚至不署名译者，只是写XXX主编，一个人主编几十本译作，这是‘由来已久’了。”人文社五十年代开始出版的外文作品的网格本装帧

欧阳韬也以具体的案例指出了被盗版、被洗版的出版社维权之艰难，他指出，马爱农翻译的《绿山墙的安妮》曾被中国妇女出版社抄袭，97%的内容都跟马爱农的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改了一点主人公的名字之类的细节。2013年7月25日召开“马爱农维权新闻发布会”发布会至二审判决结束，马爱农的维权过程历时8个月，在《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首任主编、社长李景端的倡议下，100位翻译家曾联名声援此事。

“这是我们曾经胜诉的一个案例。而更多时候，一些翻译家跟出版社反映，觉得自己的作品可能被抄袭了，我们就请专业的校对人员去比对，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抓到有力的证据，这些抄袭的人本身也很狡猾，他们往往会择其善者而抄之，取百家之所长，比如他要抄袭一部法国文学的译作的话，他会去抄一点傅雷、抄一些施康强，再抄一点郑克鲁，甚至是人民文学的抄一点、译林的抄一点、上海译文的抄一点，而诉讼一般会要求雷同率要达到多少，这样在比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候在几页中雷同率高达90%多，但是过了这几页好像又差得很远，因为他已经调转枪头去抄别的人了。在世界名著的翻译领域，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欧阳韬说。

“我们想过走法律程序，但是取证的过程往往比较困难，而且像是马老师的案子，即便是胜诉了，获得的赔偿也是杯水车薪。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这些抄袭者他们的违法成本是很低的。”欧阳韬也指出。

而对于天津人民出版社这个案例，欧阳韬也认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是抄袭、侵权，哪一个出版社都应该承担责任。当时马老师的案件中，追责后发现是出版社跟一家书商合作，书商当然不会告诉出版社自己抄了什么作品，这有点类似于买书号的行为，他从出版社那里拿到一个书号，自己攒了一些翻译出了书，追责的过程中，卖书号的出版社自身也是有责任的。”

关于如何去应对这种现象，欧阳韬说：“从个人经验来说，我也希望普通读者能够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在选择外文作品时，注意一下译者的信息，著名的翻译家起码会有一个词条介绍，而有一些洗稿译者一般是不敢留真名的。书商可能也会雇佣一些大学生，给他们几个版本，让他们短时间内搞出一个新版本出来，这些孩子可能为了赚一点零花钱就下水了。也有一些不良书商可能直接就由下面的编辑加工洗稿了，比如‘他走进来’，改成‘他走了进来’；‘我爱你’改成‘我真爱你’这样的。”

最近，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的案例均由网友曝出，最后抄袭者接受的是网络的审判。这或许是因为首先因为抄袭者格外狡猾，总有一些角度为自己开脱，在法庭上并不一定会输，而且如果仅仅是民事的诉讼，其实赔偿很低，事件的热度很快过去，被抄袭者需要耗费许多经历去应对，常常得不偿失。

对此，欧阳韬说：“其实可以请当事人公开答辩一下，不涉及隐私可以直播，面对着读者和观众，如果真的是有真才实学，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翻译的，然后现场随机翻译一部分看看作品质量，不借助词典或是电子产品。如果真是一看翻译的生花妙笔，出版社方面的嫌疑自然就被洗刷了，如果真是这样，也是好事一件，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我们也欢迎才子诞生……”

被隐没的译者与被欺骗的读者

欧阳韬在采访中指出，洗版盗版行为常常伤害的是多方的权益：“无良书商第一个伤害的是著作权人的利益，朱生豪的译本虽然公版了，但是也存在一种伤害。正规的出版社要付翻译的稿费的，而抄袭的稿酬是零，他们省下的钱去扩大印制量，折扣就会很低，价格会更便宜，连带着市场竞争力就会更强，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网店压折扣，追求利润最大化，抄袭作品的成本就是纸钱和印刷钱，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完全没有给，这就侵犯了正规资质出版社的利益。第三，他还欺骗了消费者，为了洗稿，怕被抓到抄袭，原来很好的内容被打乱了。”

此次决定在公号文章中曝出此事的“文冤阁大学士”朱绩崧也对澎湃新闻表示：天津人民出版社挂着“人民出版社”之名，做的却是欺世盗名的事情。朱绩崧在公号文中写道：“朱生豪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三位近代翻译巨匠之一。另两位是严复先生和杨宪益先生，朱先生是用生命翻译莎士比亚的，虽然英年早逝，未竟全功，虽然因条件极有限，难免错解误译，但他的译本在帮助中国读者亲近莎剧魅力这方面，作出了卓绝百年的至巨贡献，是任何马后炮式的妄议都无法抹杀的。他被洗版我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人文社方面也谈道：“朱生豪先生当时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手边的资料也是及其匮乏，本人的身体的也是体弱多病，而且当时战乱频发，所以他的译文确实也存在些瑕疵，人文社在比对了很多莎翁作品的译本后，仍然认为朱先生的译本整体完成度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拿过来印，而是聘请了很多当时英语界的翻译家，由他们去再次校订。编辑还要对校订的译文再次校订。这个本子后来50年代出来以后已经初具规模了，后来我们又不断再版、不断丰富。这其实是包括朱生豪先生在内，几代翻译家和编辑背后的默默耕耘，付出了很多心血。”

而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这批书籍中，这些译者、几代的编辑、翻译家们的努力，则均被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