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之城抑或罪恶之地？——作家笔下的女性城市梦魇书写
来源：《青年文学》 | 刘小波 2020年08月11日08:45
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城市逐渐成为文学书写的重镇甚至是中心，一大批的作品围绕城市生活而展开，这其中有不少作品是通过书写农民进城，由乡土反观城市、书写城市。城市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有关城市的书写也是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中国乡土观念根基深厚，且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突然提速，导致作家们在反映这一进程的时候显得经验匮乏，在不少作家笔下，城市成为万恶之源、罪恶之地，尤其是他们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在城市碰了壁，甚至失足堕落，最终在城市被摧残得遍体鳞伤，梦想之城最后变为女性的梦魇之地。在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不缺涉及这样描写的作品，有些作品还以此为中心故事线来叙述。曹征路的《问苍茫》、关仁山的《麦河》、李佩甫的《羊的门》、盛可以的《北妹》、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李凤群的《大野》、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付秀莹的《他乡》等，都有女性进城的书写。无独有偶，一向不大写城市的贾平凹也是如此，他的很多书写乡土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在《高兴》中，孟夷纯为父兄破案筹措经费，不得不到城市沦为性工作者。最近推出的新作品《暂坐》是书写城市的，书写的也是城市女性面临的一系列机遇和困境。
城市本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给人们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与无尽的机遇，但是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也充满着诱惑与陷阱，这花花世界带给人们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而言，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加快了步伐，国外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只用了几十年，于是人们面对城市冲击更加手足无措，反映到文学上便是出现了大量城市化带给人们震慑与惊颤的作品。在现代文学中，有不少作品就是以农民在农村破产后，被迫无奈进入城市，在城市继续堕落为主题，以此来反映社会的凋敝，进而指出启蒙与革命的必要。《子夜》开篇便是老爷子不适应城市的光怪陆离，一命呜呼；《骆驼祥子》中，祥子进城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山雨》里破产农民奚大有进城后生活依旧艰辛。
现代文学中的这些关于农民进城的描写大多还是基于革命与启蒙的需要，在书写上也较为客观节制，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农民进城的书写有了另外的形态。很多书写将城市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恶之地，尤其对女性而言，城市更是她们的失足之地。“乡下人进城”是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写作母题，而“女性进城后堕落”又是母题之中的母题，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女性进城基本等同于堕落。乡村女性进城基本上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这主要是指身体的代价，这里的身体是广义上的身体。具体包括：出卖肉体，沦为性工作者；牺牲婚姻，放弃真感情，沦为生育工具，透支生命高强度劳作等；以身体为代价换取在城市立足的筹码。正是城市的商品化和欲望化，让女性身体成为一种商品，这也让作家的批判多少有些口实。李佩甫《羊的门》中的杏最后成为著名企业家，其早期的资本积累方式就是出卖身体。盛可以的《北妹》中，钱小红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奇异丰满的乳房，获得在城市立足的资格。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对农民进城后出卖身体的书写更是极为常见，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日光流年》中，为扭转全村人短寿的局面，村长带领大家修渠，众人为了获取资金出卖身体；《丁庄梦》中，为了脱贫致富，人们疯狂卖血，最终被艾滋病缠上；《受活》中的人们，为了赚钱，不惜放弃尊严；新作《她们》中，依然还有赵雅敏这样在城郊理发店的性工作者的身影。
除了牺牲肉体这一层面的“身体”，为了获得进城的资格，女性还普遍牺牲自己理想中的婚姻，让婚姻成为进城的跳板。无爱的、有着交易目的的婚姻变得盛行。贾平凹《极花》中蝴蝶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城，而手段就是嫁给一个城里人，这种极具依附性的渴望是很多农村女性进城的窄门之路。王安忆的《富萍》中，因为向往城市，农村女孩富萍婚变后嫁给残疾人。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也是通过嫁给城里的死了老婆的男人而进入城市。腾肖澜《新居》中的冯晓琴以婚姻为纽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安家安居。在《日近长安远》中，两位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资本都是自己的身体，一个通过高强度的劳动，一个通过出卖肉体，她们都是在支付自己的身体。甄宝珠没日没夜地干活，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她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下迅速地衰老。而罗锦衣为了成功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情、婚姻、身体，甚至是后代。最后她们虽然进城了，但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他乡》也是以女性进城为主题，作家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来。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她几乎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等。为了事业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她走上了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顿让她常常以泪洗面，小说充满着愁绪，像是一位饱受婚姻家庭生活摧残的怨妇的回忆录。虽然以身体为代价进城，最终也未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在女作家笔下，这种梦魇书写更进一步。乡村生活充满着艰辛，逃离城市成为常态，但是这些逃离并没有走向新生活，反而陷入罪恶的深渊。作家笔下有一个反复书写的套路，那就是农村女孩进城后的堕落。这种写作既反映出女孩的不择手段，也反映出城市人无法填补的欲望沟壑。
二
总的来说，这些女性进城书写并没有多少新意，与城市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不匹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书写局面呢？首先，这些极端化的书写源于速度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且城市化的确泥沙俱下，有其阴暗的角落。这些真实存在的阴暗面会被作家抓住不放，甚至还被无限夸大变形，反复攻击。但说到底，还是作家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匮乏，导致书写起来捉襟见肘。作家们的笔法更新远远没有城市本身的发展来得快，这也就给作家们提了醒，城市生存不易，写出这份生存的不易更是“不易”。城市文学远远没有成熟，很多作家固守着乡村经验来书写城市，难免陷入片面和极端。城市经验的严重匮乏导致书写的简单粗暴，甚至粗鄙浅陋。大量的故事素材来自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些素材普遍具有猎奇的特质，同质化也十分明显，在没有深度加工提炼的情况下被作家直接搬进了文学作品，肤浅呈现就不可避免。
其次，这还因为在商业社会，作家们习惯以一种投机的方式进行写作，用詹姆斯·伍德的话讲就是一种“商业现实主义”，各种类型写作和网络文学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种写作模式也必然影响到了纯文学的书写。这些书写往往形成固有的模式，城市的诱惑太多，单纯的姑娘们一时难以抵挡，不得不堕落，最后充满悔恨与不甘心。特别是针对女性书写而言，有些女性作家本是一种自觉写作，并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在很多批评理论的引导下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这种“理论化的思维”是一种事后推导，最终会影响她们的写作。以至于在后续的写作中，她们会标榜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或者文字没有变动，或者有些生硬的强加，有些文本对女性苦难的极端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深受女权主义思维影响，认为不得不为女性摇旗呐喊。理论化的思维对作家的书写影响不容小觑，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视。
再从文学传统来看，从海派文学开始，城市书写一直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步伐，但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中国成功的革命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乡土书写，城市主题的作品很容易被贴上“小资产阶级书写”的标签，城市书写一直被压抑着，这就导致了城市书写传统的不足。另外，很多作家并没有足够的城市经验，近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的城市书写文本显示出比较高的水准，这也是由于他们生活在城市，对此有着深入的体验，而很多成熟作家固守着乡土的经验，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似乎总隔着一层纱，很多时候停留在城市对乡土的“破”，暗含着对都市欲望的谴责和批判，但在破之后没有“立”，所以在他们笔下，女性进城意味着陷入罪恶之城，进入梦魇之地。
三
从广义上讲，从乡土到城市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城市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写作，而是意味着整个文学书写方式的转型。乡土文明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心理上的不接受成为必然。根是乡土的，故乡无论多么贫瘠，都不会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城市是新鲜事物，是抢夺我们的根的地方，很容易被想象成一个罪恶之地。加上城市里的确存在一些藏污纳垢之地，某种程度上坐实了这种臆想。但这些仅仅是城市化才有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女性进城之前的依附心理似乎早已经形成，最终的选择也只是宿命般的必然。女性隐忍的形象似乎一直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即便在乡土生活，女性也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作品都有女性屈服于乡村男性权力者的描写。在赵本夫的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中，鱼王庄女性面临日军的兽行，也是隐忍的，村长老扁为了保护村里辛苦栽种的树木，答应将自己媳妇的初夜献给日本军官。乡土社会中女性悲惨命运的常态化，使其在城市书写中延续继承了下来。
这些女性城市梦魇书写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这些书写有没有呐喊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城市的种种恶是作家们要予以抨击的，这些极端化的书写就是一种努力。但作家笔下的女性无论怎样堕落，都不应该是作家批判的对象。为什么这些女性的堕落不仅不需要批判，还需要更多的同情？因为社会并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出路，除了身体，她们一无所有，从这一角度出发，这些写作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批判力度。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社会全方位的改善，资本、财富、生存环境、物质条件等，但是这些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女性的身体仅仅是其中之一。在城市寻梦这一主题下，作家将当代女性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表达出来。作者笔下描绘的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没有过硬的背景，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特别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让她们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东西。在小说《日近长安远》中，作者反复写到宝珠她们为打通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和耗费的精力物力财力,她们这一类人的遭遇，颠覆了勤劳致富的常识。这些都是改革进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是都存在过，需要铭记并纠正。女性职场打拼和事业追求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很多时候女性身体成为筹码，外部的艰辛已然如此，回到家庭还要遭受更多的辛酸。幸福在她们那里，似乎很难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极端化的书写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过分套路化和过多的重复书写势必会引起受众对描写对象的麻木不仁，失去振聋发聩的效果，正所谓见惯不怪。
本文所举例证都是长篇小说文本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中短篇小说中，这种书写更是极为常见。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城市书写远远没有成熟，对女性命运与城市关系的书写更是陷入了片面和极端，这些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梳理这些作家笔下的女性城市梦魇现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不良后果以及如何突破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正视书写现状的不足，通过策略调整，寻求正确的破解之道，才能实现城市文学书写的真正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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