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宇澄先生的长篇《繁花》可能是近年来被谈论最多的小说之一，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我一字不漏读过，很喜欢。这是一部世俗小说，小说的内容无非是鸡飞狗跳的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这部小说几乎迅速击中了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可以说是一部以经验胜出的小说。金宇澄先生写这部作品时六十多岁了，他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融入了他全部的人生经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小说。作为以经验取胜的作家，我猜他大概不可能写出第二部这样的小说了。

无疑，《繁花》在中国传统小说的谱系中。我们都熟悉《金瓶梅》，《金瓶梅》写了一个世俗的世界，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欲望支配一切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今天非常相似，无论官场、商场、情场，甚至宗教场所，在经验的层面几乎依旧概括着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这部小说记录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有效的，鲜活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至少《金瓶梅》这类小说，在记录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上是有力量的。

可是，在《金瓶梅》里，我们很难找到西方小说中人的“两难选择”“灵魂的挣扎”等等这样对人的精神性想象。在《金瓶梅》中，人的选择是非常轻易的。西门庆几乎是欲望动物，眼中除了色欲，什么都不惧怕。西门庆娶回家的女人都有命案在身，潘金莲杀了武大，李瓶儿也参与到对其夫花子虚的谋害中，把这样的女人娶回家，需要多么大无畏的坚强的神经。《金瓶梅》中对“爱”的选择也是如此。“爱”是一个西方概念，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词是一个所谓的现代性词汇，因为“爱”这个概念里面有精神性元素。在现代以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爱”是不出现的，至少是不出口的。在《金瓶梅》中，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情感勉强可以用“爱”之名，至少她是西门庆女人中对西门庆最具献身精神的一位。但就是李瓶儿，她的选择同样是轻易的。西门庆因有事，一个月没去看她，她迅速嫁给了医生蒋竹山，在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李瓶儿种种实际的考量。这符合中国现实——一个女人在选择婚姻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

“现代小说”这个概念和“爱”一样本质上来自西方。西方古典小说强调人选择的艰难困境，西方现代小说则在各种人文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人的精神性想象，把叙述的触角深入到人的黑暗的无可名状的潜意识领域。我不否认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受西方的影响，甚至关于人的想象也带有西方人文学说的影子。至少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相信，人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人，人比表面更复杂，人是有着伟大梦想和奇迹的。我因此在小说中更愿意探讨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但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中国世俗小说传统中，虽然有效容纳了中国人的人生经验，但至少对人的想象是单一而平面的，很少出现“灵魂”这样的概念。

中国作家面前至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是中国传统。对中国作家来说，他所面对的这两个传统未必是兼容的。因为这两个传统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有着相反的方向。西方的传统中，观察这世界的方法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关于世界的基本模型存在，然后考察人在行动中的艰难选择并试图探究人的无限可能性；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注重具体而微的日常细节，并由此升腾起人生的虚无感。如何既能在文本中充分容纳中国经验，又和西方关于人的精神性想象和理解接通，在我们的写作中可能依旧是个难题。

2016年春，我参观了长崎的远藤周作文学馆。回来后，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沉默》。《沉默》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定基督教为邪教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外国传教士和日本信众面临浩大而全面的清洗，没人可以幸免，基督徒一旦被发现就会逮捕，逮捕后会被要求用双脚踏在曾经信奉的圣像上，以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或做一个弃教者，否则将被处以极刑。那个历史时刻，时代意志把基督徒投入到巨大的戏剧性舞台上，他们终将面对关于人性的一系列终极考验，关于生和死，关于忠诚与背叛，关于信仰与怀疑。

两位荷兰的修道士就在这一时刻踏入了日本的土地。他们发愿甘冒生命危险，要把神的种子留在日本，他们期望自己最终成为圣人。小说以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内心演变轨迹展开，直指人的精神领域。信仰不是一架钢铁机器，信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定，即使像洛特里哥这样的传教士，依然有软弱的时刻。在见证了死亡、苦难、背叛、囚禁后，肉身的软弱开始在他的心灵里渗透，在信仰和肉身之间，洛特里哥最终没有成为圣人，而是成了“犹大”，他把自己的脚踏在了圣像之上。

远藤周作是个日本人，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日本文化显然在我们东方文化的谱系里，日本的古典小说基本上和我们有着相近的意趣，以世俗小说为主，惯用白描手法，即便像《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样的当代畅销小说，同样可以看到东方式的对人间细节的关注和凝视，喜欢从外部描述人类生活，慢慢从文本中渗透出人生的虚无感和苍凉感。但在远藤周作的《沉默》里，他打算直接进入人的精神领域，他让两个西方人来承担这一使命，他进入了两个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书写了他们的精神之战，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坚韧和软弱，勇气以及溃败。然而，有趣的是，当写日本信众时，远藤周作用的却是白描的手法，是外在的，他并没有进入到日本信众的内心世界，即便小说里那些日本信众有很多成了殉道者，受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并不逊于两个荷兰传教士，他们很多人甚至唱着圣歌被赶入大海沉海而死。我猜测，远藤周作一定碰到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难题。

在当下，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如前所说，这依旧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想，我们都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值得作家们去探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