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网络文学共同体”如何构建
来源：《人民论坛》 | 丛新强 2020年08月08日09:07
摘要：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特质，更具备“世界性”因素。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对话”，不仅要与“自我”传统对话，更需要与“他者”场域对话；不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进而获得并奠定全球“对话者”的地位。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网络文学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网络文学 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中国互联网的起步和发展历程几乎同步，中国网络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转换阶段。1991年，公认的第一个汉语文学网站“中文诗歌网”在海外诞生。同年，公认的第一篇汉语网络文学《奋斗与平等》由留美作家少君创作发表。到1998年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发表并风靡网络及其后续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被视为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重要标志，这一年也被作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起点。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中国网络文学恰恰契合了全球化的进程，正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网络文学得以长足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网络文学如何重新面对全球化大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特质，更具备“世界性”因素
1990年代以来的海内外文化发展轨迹，相对于此前的诸种对立思维模式而言，日益呈现出真正开放多元并逐步回归本位的正常状态。其中，关于“全球化”命题的发生及其研究构成显著的时代表征。根据旅美学者刘康的观点，“冷战”之后的跨国资本成为一种控制力量，由此带来的“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导致“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剧。同时，伴随着通讯技术革新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又带来多渠道的全球化整合与传播。在社会层面，全球化推动了固有社会结构的外在解体和既有社会阶层的内在分化。在文化层面，全球化的商品逻辑改变了文化曾经具有的精神属性。尤其受到大众传媒和媒介融合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文化复制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文化分离的多极化，表现为民族文化的重新崛起。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学界乃至中国本土历来特别注重“中国特殊论”的讨论和争鸣，并将其视为考察中国问题的某种决定性因素。其实在全球化语境中，所谓的“中国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属于中国，而是天然地具有世界性因素，本身就属于“全球问题”。根据学者金惠敏的观点，一切问题都要置于全球化视域中，所谓的“中国特色”也不例外。中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理应具有全球化眼光，如果不能提供富有价值的“全球知识”，就难以成为全球性大国。“我们”和“世界”本就一体，并非一分为二，如果不能对“世界”贡献意义，“我们”自身也就失去意义。显然，中国经验当然拥有人类属性。但在某些汉学家的视野中，不研究中国并不影响对世界的理解，理解世界精神也不需要从中国获取任何资源，因为中国过于“独特”。“这种‘特例观’中含有如下危险倾向：中国历史仅仅被当作‘民族’的，而不是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如此自然地把“中国”和“世界”割裂开来，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分离开来，其负面效应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不能与“民族化”相提并论，而只能置于其上。“全球化运动中，根本不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所有的只是特殊性对特殊性。全球化是一种地方性对另一种地方性，强势的一方被错误地称作全球性或者普遍性。真正的全球性超越了所有的地方性包括强势的地方性，是各种地方性的可交流性。”面对“特殊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差异，“全球化”表面上呈现出彼此“压抑”或者“消弭”彼此的状态，而其本质却是“特殊性”与“特殊性”、“地方性”与“地方性”的相互对话。尤其在面对所谓的“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时候，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之“全球对话主义”思路也就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上述的“全球化”思维视野来看，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在本质属性上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其本身已经是“全球”的。也就是说，中国网络文学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其“民族性”特质，更在于其“世界性”因素。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所要选择的基本路径就是“对话”。这既是网络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是网络文学走向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网络文学与世界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
在全球化所覆盖的多元主体关系中，任何主体都不能构成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而是相互介入、彼此依存，从而成就结构。多元主体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创新思维基础上的对照成全关系。每个主体在实现“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内在地作为“他者”身份而存在。“自我”与“他者”并非一体两面，而是两面一体，既是外在表现，更是内在对话，自然涵盖“与谁对话”和“如何对话”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同样构成永恒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相应地，其“对话”路径同样包含“与谁对话”和“如何对话”的基本命题。
如果从“对话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与谁对话”首先面对的是与“自我”一脉相承的传统精神，理解传统本身包含着理解自我。与此对应，其次面对的是作为“真理”和“方法”的“他者”资源。只有与“他者”相遇，以“他者”为参照，才能重新发现并确认“自我”。而且，“自我”与“他者”又总是处于不断相互转换中，进而形成一种总体的制衡状态。这种对话，既表现在历时性的古今层面，又表现在共时性的异己层面。
网络文学不仅呈现出一种快捷的传播方式，更属于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引起整个文坛结构的变化。中国网络文学首先要面向“自我”的文学传统，如学者白烨所说的一分为三的新格局，“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写作”。在这样的文学结构中，网络文学的位置如何确定，与既有文学传统的互动关系如何，其独特意义何在，都是需要加以厘清的问题。中国网络文学更要勇于面向作为“他者”的文学场域，充分意识到“自我”文化的“有限性”和“他者”文化的“优先性”，承认“他者”同时也是承认“自我”。“文本的可翻译性，即翻译所容易传达的东西，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编码系统，而其不可翻译性则是起于不接受此编码的他者文化的他者性。翻译会聚因而也凸显了文化间的差异、距离和冲突，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局限，于是一个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必要，为着认识我们自己的必要，否则我们就只能在我们的内部做自体循环了。”真正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才能确保自我发展的无限；总是纠结于“他者”的局限，于“自我”又有何益而言。如果满足于自体循环，也就无所谓“对话”的需求，也就没有意义的延伸。只有强调“他者”的根本地位，才能实现“自我”的有效价值，其中的“对话”才有实质意义。在这样的开放性结构中，中国网络文学至少应该关注的是与世界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问题。总体而言，网络文学已经形成并继续向着类型化的方向进行拓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网络文学从世界网络文学中借鉴了怎样的因素？或者是否发生直接移植的现象？反过来对世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到底如何？诸如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
关于“如何对话”，首先要摒弃的是那种以“自我”为绝对中心的意识形态，反观自身，回归初心，寻绎出“自我”存在的来龙去脉，尤其正视并承认其中的“原罪”因素而选择并实现精神的转换。与此对应，其次摒弃的是那种以“他者”为绝对边缘的意识形态，直面对方，感同身受，寻绎出“他者”存在的来龙去脉，尤其尊重并承认其中的“普遍”因素而对照并借鉴思想的资源。“对话本体论”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他者”的立场，从“他者”眼界出发思考整体。“与他者的对话不是我们主观上情愿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只有每个“主体”都互为对话者，才能构成一个“对话者”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文学在发展中理应不断反思自身的问题，比如文学固有体制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娱乐化、文学的网络暴力、文学的消费者本位、网络文学的想象力问题、作家与写手的关系，等等。相应地，对世界网络文学发展中伴随的问题做出客观评价，不再情绪化地加以否定，而是“拿来主义”取其所长，充分吸收其普遍因素。如学者金惠敏所言，“‘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这样，“主体”之间得以相互改变，并且这个“对话”没有终点，而是形成“对话”的良性循环。如此，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在面对“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并奠定“对话者”的地位。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网络文学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力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且突出讲到中国要为人类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性和坚定信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超越性，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关系文化自信和深层对话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华文化的转向，也是文化中国的转型。因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以“差异”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特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可以互为基础、协同共进。而且，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不仅仅是政治话语，也是文学话语。我们强调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关系中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以“差异”和“对话”为基础的全球化理论也涉及这一命题。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世界”并非对照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所谓“文明的冲突”，从“全球对话主义”的维度看，仍然是以“自我”文明为中心而对“他者”文明作出价值判断的结果。任何主体在其本质上都“互为主体”，任何“自我”在本质上都“互为他者”，任何“他者”在本质上都归结于“他者间性”。在这样的哲学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和实践，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和有效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共同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主张“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不言而喻，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形式。文学总是以其艺术形象、审美趣味和历史内涵而表现出其独特价值，同时又在本质上具有“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的独特属性。网络文学也不例外，是网络时代的人性和社会的审美反映。让中国网络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网络文学进入中国，也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网络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文学终究以其对人类命运的根本关怀而立于世界，网络时代的网络文学不仅已经构成其中的重要维度，而且其发展潜力也将愈益呈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人类文明全球化的今天，“网络文学共同体”的视野无疑具有相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①刘康：《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金惠敏：《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③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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