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来源：《文艺争鸣》 | 武新军 2020年08月05日08:22
近两年来,史料问题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中山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先后召开的相关研讨会上,都出现程度不同的质疑“史料热”和“史料至上”的声音,有的言辞尽管激烈了一些,却也不乏合理之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确实存在着某些需要认真反思和改进的问题。
一、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及其研究工作,是在纸张、印刷、出版、发行等传播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当代文学史料及其研究,是在传播资源充裕甚至过剩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史料愈近而愈繁。随着数字传媒的发展,史料搜集、储存、传播、检索的效率越来越高,研究者获取史料的方式发生实质性改变,除某些尚未数字化的史料,研究者不必再为了某个史料而奔走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或与当事人频繁书信往还。史料获取方式(抄写、复印、拍摄、下载、复制等)的难易程度,会影响研究者的心态,并进而影响史料的利用。一般来讲,史料越难获取,研究者越珍惜,咀嚼消化也越多;史料获取容易,则会导致咀嚼消化不足。当代文学史料急剧膨胀,相关整理成果又容易出版,研究者投入的思想与情感不足,因此极易出现对史料利用不足,阐释、提炼、整合不够等问题:
(一)史料整理越来越大,阐释与提炼不足: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还远远不够,但更严重的是对史料的研究与阐释未能跟上来。这些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各类社科基金项目中,出现许多名为“××史料整理与研究”“××史料库建设”“××资料长编”“××信息平台建设”的立项课题。有些课题技术化倾向很明显,看不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而有些当代文学史料集、作家年谱,只是按时间顺序或分类简单罗列、堆砌和复制史料,未能沉潜下去仔细研读,做到博观而约取。这些年史料整理类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投入的思考越来越少,结出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这是有人反对史料热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追问史料整理的目的何在,需要警惕为史料而史料的偏差,需要警惕“但知聚铜,不解铸釜”的倾向。当然,这也不能归咎于史料整理与研究者,阐释空间的局限与狭窄是主导性原因,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的交替兴起,更多是由时代而非研究者所能决定的。
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倾向的反思,曾出现不少编年体文学史著,如,刘福春编纂的《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於可训、李遇春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0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张柠、张清华、赵勇、蒋原伦、张闳、王金城、袁永麟等担任各分卷主编),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主编者们不赞成以某种文学史观去取史料,以此建构清晰完整的文学史叙事,认为这样会遮蔽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从理论阐释转向史料实证,适度抑制研究主体的个人意志,尽量让史料和史实说话。
但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只有经过反复搜集、选择、提炼、删削,才能呈现出价值和意义,呈现出文学发展的方向、动力和规律。上述编年体史著都面临着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史料的碎片化与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的矛盾。於可训率先采用编年体编写当代文学史,他认为编年史的逻辑和秩序,不是以“观点”来整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来呈现,但要真正达到这个目标很难,因此他把自己的编年史视为“历史的中间物”,并期待“更加成熟的,具有更高编撰水平的当代文学编年史出现”。张健主编的编年史也试图在“散乱”中建立“秩序”,在“琐碎”中提供“线索”,为呈现对各时段文学发展路径的整体认识,还请张柠、张清华等撰写各部分首卷导言。张清华在导言中则坦率承认编年体具有“先天的局限”,“它反而不能准确和完整地反映这个时期文学思潮的运变状况与逻辑”,“任何一大堆材料堆积在一起的意义都是让人质疑的”,他怀疑读者能否从编年史中读出“历史的轨迹”和编者的“用意”,因此希望用导言来“建立整体性的历史想象”。
上述编年体文学史都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但由于对具体材料提炼不足,重复性的史料收录过多,研究者们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徘徊,未能很好地呈现出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趋势,缺乏文学史整体贯通的历史感,让人产生这究竟是“编年史著”还是“史料编年”、究竟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整理成果的疑问。研究者的理想与最后的成书效果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原因在于没有找到可以真正整合史料的历史阐释方法,文学史发展的动力、方向和规律,都被过于繁多的史料遮蔽了。文学史研究并非材料越多越好,求大求全则不宜钩玄提要,务多聚博则不宜达于大体。在史料整理工作中,竭泽而渔重要,善择大鱼更重要,史料需要钩沉也需要淘汰,这样才能在充分消化史料的基础上形成历史洞察力。对于史料建设中求大求全的倾向,吴俊曾提出建议:史料研究应从社会需求出发,将其从技术层面落实到宏观层面,以求真相、求解释、求意义、求价值实现作为最终旨归。
(二)史料研究小而碎,缺乏整体把握与整合能力。近年来,版本、目录、辨伪、辑佚、校勘、考证、年谱等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都被运用于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其中不乏可喜的收获,但也存在问题。许多研究者对传统文献学所知甚少,只是在互相影响下采用上述研究方法,还需要解决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研究方法只是治史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若不能把研究方法与文学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会出现史料小而碎的问题,出现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小处敏感而大处茫然的偏差。
学术研究应拒绝虚假、唯真是取,因此辑佚、辨伪很重要。但这里的真与伪,都不应流于琐碎或格局太小,应该多少联系着社会与人心,联系着价值与意义。辑佚的价值可以大到无限,关乎历史之兴衰;也可以小到一无所有,不值一二文酒钱。有的辑佚文章抓住一条小鱼,便以为捕获了蓝鲸,发现一只流萤,便以为发现第二个太阳,并以此自傲傲人,这难免会被人质疑:“如果一篇佚文的发现不能改变一个作家的根本价值和定位,不能改变文学史上长期以来的定论,那么这一类史料挖掘的意义也就只在于多了一篇佚文而已。”辨伪也有价值大小之别,历代伪书考、伪经考,多关涉思想与历史变革,而非为证伪而证伪。证伪某些琐碎小事,与证伪某些关乎历史兴衰之事,其格局大小完全不同。
当代文学史料考证与版本研究,也需要警惕小而碎的问题。许多史料考证文章热衷于考辨人事纠葛,而疏于分析时代大势,这很难接近历史真实,更别说揭示历史规律了。考察版本源流(手稿本、杂志本、初版本、再版本)也不应满足于仅仅考察语言的变化,而是为了澄清不同版本造成的歧义和混乱,揭示版本与时代之关联,因此需要寻求版本差异,更需要揭示版本差异的成因,需要把版本流变与文学传播、文学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结合起来,把版本研究从单纯技术性的工作提升为史学研究。
当代文学史料数量庞大而琐碎,撰写作家年谱是整合史料的良方,而当前的年谱编撰也流于琐碎,未能处理好琐碎与条理、作家一人之史与文学之史的关系,对此我曾有专文阐述。碎片化的史料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放在历史脉络中才能获得意义。要想避免史料小而碎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史料与周边历史语境的关系,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找到整体阐释历史的方法,整合碎片化史料并提炼出新的历史认识,这应该成为检验史料工作是否有效的标准。
(三)史料建设缺乏问题意识,与文学史研究脱节。有些学者指责史料工作未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未能改变现有文学史认知的版图。以这种理由否定史料建设,当然是不合理的,不能奢望每项史料研究都能解决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史料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相互合作、积少成多,才能由量变到质变或多或少改变文学史叙述。
但这种质疑的声音也需要重视:史料建设与文学史研究都是学科建设的重点,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工程,决不是一堆散碎无序的史料,而应该是若干部富有历史穿透力与审美感觉的文学史著作。史料整理与研究应该为文学史研究服务。1980年代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是与文学史的研究同步前进的,史料整理者大多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当时整理出的文学史料,多被有效运用于文学史研究。而近些年的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存在着问题意识不足、与文学史研究脱节的现象,未能形成史料建设与文学史研究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洪子诚曾对此发表意见:“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缺乏研究性的史料整理价值不大,史料建设需要把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广泛研读原始材料,又要密切关注文学史研究:通过文学史研究激活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拓宽史料建设的视野和方向;通过发掘新史料修正某些文学史的记忆,深化某些文学史问题的研究,弥补文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形成新的文学史认识并催生新的研究方法。
二、史料体系、类型与努力方向
1989年,樊骏从学科发展角度提出: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亦应如此。有些学者也曾探讨过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问题。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许多研究者只关注某一时期或某类史料,而对不同时期各类史料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缺乏纵向贯通的历史感与横向贯通的整合力,这极易导致文学史论断的偏差。史料体系不完整,会影响文学史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对不同时期的各类史料进行整体性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文学史结论。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试图建立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料体系,把史料分为“公共性”“私人性”“民间与地下”“台港澳”“影像与口述”“文代会等重要会议”“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通俗文学”“戏改与样板戏”“文学评奖”“文学史与学科”等类型。由于史料分类会影响选材视角和史料搜集方向,并进而影响文学史写作,吴秀明对这种分类也是有疑惑的,担心整理史料的筐子错了,会出现某些偏失。
我认为建立完整的史料体系,必须准确衡量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尤其需要处理好公共性与私密性史料、已知史料与未知史料的关系。近年来,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史料区分为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公共与私人两类,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真实”。在真实性问题上,刊印本不如手稿,传记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书信,日记书信不如档案,“没有公开发表的史料主要是直接的史料或者说第一手史料,往往比公开出版的更重要”。许多学者认为私人性、秘密性史料的史学价值更高,可以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并把它与“求真”“揭秘”“反体制”等联系起来。这种轻视公共性史料的倾向,与多年来形成的反主流的思维方式有关,可能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遮蔽。
有些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旷新年认为“过分依赖秘密材料,对公开的材料视而不见,不能导向正确的结论,只能产生偏僻的观点”,王秀涛认为“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以新与旧、公开与秘密作为标准,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能够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我觉得,判断史料的等级、价值和意义,首先需要区分评价的标准:一是史料推动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二是史料推动和影响文学发展的价值。我更倾向于第二个标准,即衡量史料的价值,应视其影响社会、文学发展的程度而定,而不应以其真实与否、罕见与否的程度来定。我不否认私下言说与公开言论存在很大差异,而前者大多更符合言说者的本意,私密性材料更容易反映个体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真实,但这类材料对公众生活与时代潮流、对经济社会与精神情感的变革影响不大。正如刘福春所发现的:非正式出版的诗集数量很大,但印数少、发行范围小、图书馆不收藏,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
与此相反,公开出版的史料在推动历史变革、影响国民心理、推动文学发展、引领文学风气等方面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私人性史料。这类史料的确经常是各种力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是经过反复加工修改的,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不真实并以此否定其史料价值,加工与修改过程也是一种历史真实。而且,从公开史料也未必不能走进历史真实,许多档案的解密并未给人带来出乎意料的冲击,是因为人们通过公开的史料也不难触摸被封存了的真相。
吴秀明认为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许多史料整理成果还处于简单收集汇编现成材料的阶段,粗枝大叶而非精耕细作。建立系统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料体系,也不意味着对各类史料同等用力,这里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需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盘点,减少工作的盲目性。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史料建设:
其一,对某些重要史料进行精耕细作。史料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应该从经过反复咀嚼的、常见易得的材料中走出来,强调史料研究的创新性。史料辑佚辨伪考证等工作应该有所聚焦,可以对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或存在争议的环节,对准能够填补文学史空白或能够澄清混乱的史料,对准经常被当代文学史论著引用的史料,对准“有可能改变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进行重点研究。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需要加强对重要作家的史料整理与研究。由于出版比较容易,许多重要作家的全集与文集,可以说是仓促完成的作品汇编,与现代著名作家的全集文集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作品写作发表的时序多有混乱,未收集的重要文章不在少数,缺乏精密的编排与必要的注释等,可先考虑以年谱形式对作家创作史进行全面梳理,把全集文集中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为今后的辑佚、辨伪等精细工作创造条件,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发掘亲历者头脑中尚未形成文字的史料。在前些年“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热中,《新京报》推出专题访谈《追寻80年代》,查建英推出《八十年代访谈录》,程光炜在《长城》主持《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对崔道怡、何启治、涂光群、周明、杜渐坤等名编辑进行访谈。冯艳冰在《广西文学》主持《名编访谈》栏目,对冯敏、马津海、王干、李敬泽、韩石山、宗仁发、周晓枫、李少君、钟红明、贾梦玮、李广鼎、谢泳、田瑛、章德宁、袁敏、程永新、潘凯雄、郁葱、穆涛、梁平、叶梅、何锐等重要编辑进行访谈,后集结为《名编访谈》(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姜红伟、黄发有也进行过编辑访谈工作。林舟、张钧、姜广平、曾军、张英、汪继芳等,则在《花城》《江南》《长江文艺》《莽原》等期刊推出大量作家访谈,并曾出现过访谈录出版热。
上述访谈都具有史料建设乃至抢救史料的意义,但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访谈工作的紧迫性。1980年代初被称为“复出”一代的编辑和作家,近年来纷纷谢世,与之相伴的文学记忆迅速消失。40后编辑家、作家,乃至50后的知青一代编辑、作家,现在也大多垂垂老矣,若不及时打捞他们的文学记忆,今后也将会无法弥补。同时也需要注意改进访谈工作,作家访谈的史料价值是否有效,取决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是否有高水平的互动。采访者具有鲜明的史料意识,才能打捞出更有价值的史料。采访者只有比采访对象掌握更多材料,才能激活被采访者的记忆,纠正其记忆的偏差,引发出其有意回避的历史记忆。
其三,应重视当代作家的日记和书信。日记书信是最具有历史感也最容易把研究者带入原初历史语境的文体。与现代作家相比,当代作家的日记出版量很少,目前已出版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日记有王林、张光年、陈白尘、靳以、陈荒煤、杨沫、张天翼、张庚等人的日记单行本,《艾芜全集》《郭小川全集》《沙汀文集》也推出日记卷。这些日记多写于1980年代之前,1980年代以来所写的日记,尚未引起出版者和研究者重视。进入新世纪后,作家们的博客、微博书写,虽不乏宣传目的,但其随意性则与日记相似,对此也应予以重视。
现代作家书信的生产量、出版量远远超过古代作家,因为他们适逢邮政发展的重要时期,且没有受到电子通信的影响。而当代作家书信的出版量还很少,所能见到的有李劼人、汪曾祺、季羡林、胡风、蔡其矫等人的书信单行本,《沈从文全集》《姚雪垠文集》等也推出书信卷,书信作者多为跨时代的老作家。1980年代,作家与编辑、批评家、读者交流还主要依靠书信,书信生产量很高,许多作家都曾收到数以万计的读者来信,并热衷于书信讨论文学问题。笔者在一次出版项目的评审会上,见到河南大学宋战利教授搜藏的大量书信,其中有鲁枢元参加杭州会议前后与友人的书信十余封,有的长达千言,这些鲁枢元早已忘却的信件,非常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文学风貌。遗憾的是,作家写于这个时期的书信出版很少,研究者也很少使用这个时期的书信。1990年代中期以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书信交流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1世纪,书信逐渐为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取代。方便快捷的电子通信,使思想情感的表达趋于碎片化,作家电子邮件也会如此,但对研究作家还是很有价值的。笔者撰写《韩少功年谱》时,曾希望从其电子邮件中遴选一些信件,获悉他过去使用的一个电子邮箱崩溃,相信其他作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电子邮件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回,因此也需要出版者和研究者关注。
其四,应引导与帮助当代作家书写回忆录。1980年代,在《新文学史料》与人民文学、上海文艺、香港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的推动下,曾出现一个现代作家集中撰写回忆录的高潮。1990年代中后期,当代作家回忆录开始不断出现: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名家自述丛书”。1996年,团结出版社推出“当代作家自白系列丛书”。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推出陈建功、高洪波、赵丽宏、肖复兴、叶辛、贾平凹、陆星儿、张抗抗、王晓鹰、毕淑敏、范小青、叶广芩等知青作家的回忆录。201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当代名家自述人生系列”,推出叶兆言、叶永烈、张抗抗、梁晓声、毕淑敏、蒋子龙、王蒙、曹乃谦等作家的自述。此外还出版有《浩然口述自传》《王蒙自传》以及余秋雨《借我一生》、从维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等自述性作品。
上述回忆录主要呈现1950—1970年代的生活与文坛往事,较少书写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发掘。某些出版社也意识到这个问题:2017年起,广东人民出版社以“文学回忆录丛书”的名义陆续推出蒋子龙、刘心武、张抗抗、宗璞、陈忠实、刘醒龙、王跃文、残雪的文学回忆录,待出的还有贾平凹、王安忆、方方、冯骥才、梁晓声卷,意在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最近的“名家忆往系列丛书”,也推出肖复兴、叶辛、蒋子龙、韩静霆、周大新的回忆录。
略感遗憾的是,近年来推出的回忆录丛书,多是由作家过去写的回忆性文章集纳而成,新创作的只有《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等少数几种,许多回忆录并非出版社迎难而上努力推动的结果,这可能与出版社过多考虑出版赢利有关。若能像1980年代中前期那样,适当淡化过强的赢利追求,增强推动学术发展的责任感,组织和帮助更多的作家书写回忆录,最好提出明确的规划、要求和体例,譬如突出回忆录的历史感与历史性,突出回忆史料的创新性(“有料”),限制随意性的与文学发展无关的书写,引导作家回忆与文学思潮相关的重要经历和事件、总结和反思自己与文学潮流的关系,引导作家书写重要作品的酝酿、写作、修改、定稿过程及其成败得失等。若能如此,回忆录推动史料建设的作用就更值得期待了。
三、研究主体的素养与能力
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当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文献具有不同的特征,对研究主体也有不同的要求。为了搞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研究者需要提升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
其一,文学史的眼光、问题意识与史料工作的经验。史料整理者应具有整体史的眼光和文学史研究心得。各类史料集的编撰,若缺乏文学史眼光,就会出现平均用力、简单罗列的现象,而具有文学史的眼光,就能发现可以推进文学史研究有价值的史料,会把被遮蔽了的呈现出来,把被歪曲了的纠正过来,把薄弱环节突显出来。史料选集应该是长期史学研究的结果,经过广泛搜集与严格筛选,体现出编选者的文学史观,而此类史料选编尚不多见。
问题意识会影响史料的发掘方向与阐释方式。文学史料集不是史料的简单汇集,选择什么史料,怎么选择史料,都与编选者的问题意识有关。鉴于当前史料整理过于宽泛的倾向,应提倡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专题性史料整理,围绕某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广泛涉猎日记、书信、报刊、档案等各类材料,从中提炼并整合有用的信息,以逼近不同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与复杂性。编选史料集要有“证史”的问题意识,应经过反复甄选或深度加工,有想要解决的问题贯穿其中,并尽量选择能够凸现文学史发展脉络、动力和方向的关键性史料。
史料工作经验同样重要,只有在史料领域长期耕耘才能形成经验,形成对新史料的敏感性,形成对错综复杂的材料的辨析力,才能解决史料中的复杂和疑难问题,成为成熟的史料研究者。只有长期触摸史料并熟悉史料建设的整体状况,才能知道哪些有价值,哪些需要抢救发掘,哪些是大路货,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并实现史料创新。在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中,付祥喜的“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最见功力,这就与史料工作经验有关,有过长期史料整理经验的学者,都不会满足于简单排列史料,而是试图从中有所发现。
史料整理与研究应该是专业的而非业余的,现在的弊端是临时参与者多,而持之以恒进行者少。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多采用师生合作的方式。丛书主编对史料建设都有深度思考和高瞻远瞩的规划,但具体参与者则多为缺乏文学史研究经验和史料学训练的研究生,因此主编们的规划很难完全落实。导师参与的程度深,史料集的价值就高;导师参与少,史料集的价值就会打折扣。流行的师生合作方法也不利于培养史料人才,有的导师按照时间段或具体年份分工,学生很难形成纵向贯通的历史感;有的按照史料类型分工,学生很难形成横向贯通的整合力。有的师生合作完成项目后就一哄而散,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二,对史料的抉择去取、化繁为简的能力。当代文学史料急剧膨胀,编选文学史料集容易出现“过存”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有更高的鉴别、选择和去取史料的能力。史料选编、期刊编目、史料索引、作家年谱等,都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工作,需要博观而约取,把散见于群书、杂志中有价值的内容择取出来,从而增强史料集的参考价值。有些史料选集由于不存在“篇幅”的压力,过分强调竭泽而渔,缺乏提炼和消化,看不出编选者的史观,反映不出文学演进的大势;有些史料集有闻必录、机械整理、不过脑过心,这都与缺乏抉择去取的能力有关。史料需要聚少成多,更需要化繁为简。传统文献学中的“提要”“序录”“叙录”“解题”等,目的都是化繁为简,仔细研读文献并以最精炼的语言概述其内容、版本等信息,便于读者参阅。王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回忆》给每篇史料撰写“题解”,扼要介绍其内容与出处,就类似传统文献学的作法,值得借鉴。
其三,理论素养、历史意识与熔铸史料的能力。章学诚批评某些乾嘉学者“专务考索,不求其义”,并明确提出“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辑佚、辨伪、考证等只是功力,只有从材料中产生独得之见,才能算是学问。韦勒克、沃伦也曾批评史料工作者“往往过分集中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略从材料中可能获得的最终含义”。周保欣也批评某些学术研究“要解决的也不再是去阐明现象、揭示规律、创新知识、发现真理,而是以发现、使用多少新史料为荣耀。对学者学术水平高低的判断,比的不再是见识的卓越、立论的高远、洞察的深邃、视野的宽广,而是史料之多寡、新史料之有无。学术高下从史学的识力转向材料的丰富和新奇”,“没有相应的历史哲学支持,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无法完成的”。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我则认为严格的历史意识更重要。“理论”经常会受到时代潮流裹挟,以理论指导史料研究会产生主观主义,会导致史料解读的偏差。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时代潮流、阐释视野、认识装置中,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无论采用革命的、启蒙的、现代性的还是其他的什么观念,都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那么历史真的没有客观性和规律性吗?如何才能使史料阐释更符合历史实际?如何才能呈现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这就需要具有严格的历史意识,具有对抗观念和成见的力量。具有历史意识的研究者不会迷恋理论,反而对理论充满警惕,他们只是反复地把各种史料放回到其诞生时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量,寻找新的阐释的可能性,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与抽象的理论相比,对史料进行整合、阐释的方法与能力更重要。章学诚、梁启超等史学理论大家都强调“历史研究法”,重视组织、运用和熔铸史料的能力,重视从杂乱的史料中寻找历史之大势(动力、方向和规律)。只有掌握了整体阐释历史的方法并具有较强的历史阐释能力,才能穿越史料迷宫,找到相互矛盾的史料背后的各种支配性力量,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合力”进行历史分析,“要特别尊重史料的差异性,注重发掘不同形态的史料在不同维度发出的声音,并将这些各自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的史料‘有意味’地联系起来”。
面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料研究之间的尖锐分歧,有些学者想推动二者融合,这未必可行。文学批评需要张扬个性和情感,重在解决当前文学中存在的问题,而文学史研究则需要克制个性和情感,重在揭示文学演变的规律。过强的批评性激情、当代性的诉求,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阻力,因此强调融合不如强调“六经皆史”的胸襟,把文学批评视为可熔铸入史的史料。
其四,对人性、情感与审美进行历史分析的能力。有的学者指责某些史料整理与研究论著太客观、太冰冷,缺乏生命与情感的融入。他们说文学是人学,是思想与情感的表达,对生命与情感的考证比对琐碎事件的考证更重要,有些琐碎事件对认识世界、历史、自我、文学都没有什么帮助,相关的考证难免为考证而考证之嫌。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确实需要扭转见事不见人的倾向,需要增强思想、情感和人性的温度,要善于从史料中捕捉国人精神与情感的历史,善于体验事件背后人的生命与情感,善于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结构的变迁史,并进而考察文体的发展演变史。
史料整理与研究表面上是客观冷静的,其实还是受制于研究者的生活体验与立场标准。整理和研究史料与我们的生活体验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的情感状态应该是什么?至少不应该是狭小的个人癖好、自娱自乐的游戏心态,不是以玩赏或自得的心理炫耀新奇材料。史料工作者的情感应该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建立关联,应该与强烈的想要整体把握文学史的激情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把史料工作蜕化为纯技术性的工作或智力游戏。
文学史料关联着文学性或审美性,这是它的特殊性。有些学者以远离文学性与审美性为由,质疑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这种质疑也有道理,史料研究离不开审美参与,也应有助于审美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方法论,可以有效解决史料研究中历史性与审美性矛盾。应该重视史料与审美问题的关系,但不应把审美抽象化或超历史化,研究者须具备把审美研究历史化的能力,在整理政治、经济、传媒等有关文学的外部史料时,应紧扣文体、艺术风格、叙事方式等文学性问题展开,从史料中梳理美学观念随历史沿革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这就涉及跨学科史料整理问题了。
四、关于跨学科史料整理的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与历史的交叉学科,其史料基础自然是跨学科的。王尧、谢泳、李怡、张均、周保欣等学者,都谈过跨学科文学史料问题,并主张拓宽文学史料的边界。谢泳认为没有纯粹的文学史料,只有可以放在文学范围内解释的史料,“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史方面的史料,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关键是看研究者在什么层面上使用和判断这些史料”。周保欣则认为:“有些看起来原本和文学了无关系的史料,一旦进入文学的学术生产领域,构成我们思考文学问题的基础文献,就成了‘文学史料’。”
众所周知,经济、政治、地理、气候、交通、邮政、城市、人口、教育、传媒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文学发展,因此需要拓展文学史料的采集范围,高度关注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以及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出版学、图书馆学、戏剧学、影视学等学科与文学相关的重要史料。史料采集的范围越大,文学史研究的空间越大。在跨学科视野中整理史料,提升跨学科整合能力,可以开拓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思路与方法。
这些年来,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地理、传播是与文学始终相伴而发展的,近年来出现大量文学传播学、文学经济学、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论著,并明确提出要建立或完善相关学科的目标,而能否学科化取决于能否建立坚实的跨学科史料基础。对于如何整理这类史料,我有一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与相关研究者交流:
(一)关于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史料,需要对准其结合点和关联性。或紧贴着文学问题整理对其影响较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料,或紧贴着经济社会发展搜集整理文学史料。从文学环境、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笼统概述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没有多大意义,所得出的结论很难深入文学与经济互动的内在肌理。若能深入具体文本内部,揭示经济与文学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会有助于深化文学经济学研究。笔者曾围绕新时期之初的经济变革,逐年梳理引起激烈争鸣的表现个体户问题的小说,引起激烈争鸣的反映集体化时代老干部、老模范在新时期巨大心理震荡的小说,引起激烈争鸣的书写新的雇佣关系中人与人关系变化与心理震荡并纠缠着诸多历史和当下的矛盾的小说等。系统整理与研究这类作品,可以在作品分析、文学史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密切关联,更为细致地呈现文学与经济互动的历史过程。
另外还须关注文学与国际经济、政治的关系。洪子诚最近指出:中外文学交流尤其是十七年时期与亚非拉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还是一个有待加强的领域”。这涉及能否准确理解当时文学的发展走向与整体特征:中国与亚非拉在经济、政治、文学方面的互动交流,是影响十七年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股国际力量的推动下,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趋向不断地被强化,纯文学倾向被反复地批判,反殖民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思维也渗透到文本内部。19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格局,国际文化资本的流动也深刻影响着我国文学生产乃至具体文本的特征,相关史料也需要认真整理与研究。
(二)关于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史料,也需要聚焦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地方文献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反复发掘后,现代文学史料整理转向地方性和边缘性的文学刊物,试图以此建立文学地理学的视野。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也可以如此发力,笔者在整理当代不同时期的地方文学报刊、图书资料时,发现大量当代文学与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关系的史料,若能对这类史料进行重点发掘,并在地方性(尤其少数民族)文化文学资源、国家主流文学发展、世界文学潮流互动的结构中审视与研究这些史料,就可以为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从而拓展当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空间。
(三)文学与传播的跨学科史料较为复杂。当代文学传播史研究涉及文学报刊、出版、书场、剧场、广播、影视、网络等不同传播媒介所构成的“文学传媒结构”,涉及管理者、赞助者、书商、出资人、编辑、作家、剧作家、批评家、改编者、导演、演员、读者、观众等所构成的“文学传播力场”,涉及小说、连环画、曲艺、话剧、戏剧、广播、影视的跨媒介改编。若能打破各文学传播形式之间的壁垒,紧贴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文艺传媒结构”“文学传播力场”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变化,逐年逐月逐日搜集梳理文学传播史料,尽可能客观呈现文学传播管理体制的变迁史,不同传播媒介相互关系的变迁史,不同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的代际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迁史,各个传播环节(生产、传播、接受)关系的变迁史,各类文学文体关系变迁史,则会有助于建构整体性的当代文学传播史,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文艺传播结构、文学生态、文学思潮、文学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历史变化。
综上所述,整理与研究当代跨学科文学史料,就是要致力于沟通文学与经济社会、传播、地理等学科的联系,并在相互联系中建立起跨学科的文学史料基础,从而把文学史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有学者主张把与文学叙事相关的“本事”列入史料搜集范围,这有助于理解不同时期文学文本生产的内部规律及其变化,如果把“本事”与经济、传播等因素的发展变革结合起来,还可以有效沟通文学叙事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矫正以往过分强调文学的超时代性、文学的虚构性与想象性所导致的文学史研究的非历史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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