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作家总是具备一定的立场和情怀，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优势，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精彩。徐贵祥曾写过一篇《站在人的立场上》的创作谈，主要讲的是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感悟，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熟悉的兄弟，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写到谁他就是谁。

除了作家以外，徐贵祥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人。可能也正是因为拥有双重身份，他对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立场和情怀有着更为深刻和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写手，都必须要有最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身有正气、心怀家国、悲悯苍生、建言献策、为民请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这也应该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品行、有操守的作家应有的担当。

徐贵祥在十多年前就曾经讲过，作家要关怀社会，要怀着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譬如，当年的《明天战争》里面有很多理念化的东西，作为小说来说，它缺少人间烟火气。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军旅小说，它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视点是否低沉，是否触动到了生活的阴暗面，反映了生存的苦难。一个有政治胸襟和人文情怀的作者，应当用自己的灵魂吸收人类和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溶于血脉，再化作自己的艺术心智，付诸笔端，努力写真正有思想、有内涵、有品位、有分量的作品。古往今来，无论作家创作自觉或无意识表现，其作品有无内涵及品格高低，均与作家的立场和情怀直接关联。文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它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道德意识和社会意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其文学作品就应该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也就是说，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而对军旅作家来讲，还应对军队负责，对战争负责，对冲锋在一线的将士负责。在履行责任的同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都有自己的艺术选择。对于徐贵祥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它的思想深度、它的时代穿透力、它对生活的认知程度，最终决定了作品的生命高度。他在《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虽然也写到了爱恨情仇，但不是为了添佐料，不是为了增加噱头，沈轩辕和王凌霄的爱情故事是水到渠成的，是创作的需要而不是迎合市场。他觉得，当前军旅文学需要那种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阳刚气、英雄气、虎胆气。曾经一段时间，这种精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太缺乏了，而军旅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所承载着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心中空虚失落了的精神需要。

徐贵祥小时候对童话情有独钟，他印象最深的是《蒙古民间童话故事集》，里面有很多惩恶扬善的故事。譬如，一个贫穷善良的牧民，运用自己的智慧，编造一个神话，用尿泡从贪婪的财主手里换取牛羊，接济穷人……这些故事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也产生了很多幻想。多年以后，他还十分怀念这本用铅灰色草纸印刷、配有插图、工艺粗劣，但是内容丰富的小书。后来他成了军人、军旅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对家庭都承担起责任的人。《历史的天空》中的男主人公“梁大牙”，就寄托了他对男人的理想。在他后来的作品里，基本上也都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比如《高地》中的兰泽光、《马上天下》中的陈秋石等等。他说经常梦到自己是主人公的战友，与子同袍，与子同泽，智勇双全，飞檐走壁。在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在有些梦中，干脆就变成了英雄本人，是史更新、老洪，也是林丽、芳林嫂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徐贵祥笔下的英雄通常性格不太完美，与人们对传统高大全式英雄的认知相悖，这是因为他自有一套对英雄的认识。他觉得，英雄就是在黑暗、困惑的时候带领我们走出来的人或者群体。像梁大牙这个人物是中国战争文学人物中的另类，他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可能这样的人物会让有的人不能接受，但这是战争文学中的另类，而绝不是真实的战争生活中的另类。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被我们称之为英雄的人，他们有着非常完美的形象。在中国革命早期，有一批真正的有信仰的人，比如瞿秋白、方志敏、沈泽民等等，这些中国最早的觉悟者、启蒙者、革命者，他们就是要为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奋斗、英勇献身。当然，徐贵祥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说他们的信仰都是百分百的，其实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性格也的确不是完美无缺。他们有疑虑、有困惑，有彷徨、有动摇。但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这种人性决定使命担当，决定选择，这种选择又赋予人性新的光辉，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真实感是文学的生命，徐贵祥的理想就是写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英雄，写出几十年前战争中人的真实状态。像《英雄山》中何子非这个人物，是从国民党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军官，个性特点有国民党军官的骄奢淫逸，刚开始还有点好色、好吃，爱吃辣子鸡丁，最终因为信仰走到共产党的旗下，并历经磨难成长为英雄人物。作家笔下的人物可能寄托了他的理想与追求。《英雄山》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作者个人对于社会和历史、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认知、理想与好恶。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不可能跟自己的经历、性格完全摆脱关系，就像一个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

徐贵祥之所以有独特的英雄情结，其实也跟他两次上战场有很大关系。其实许多英雄情结，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得到，才能写得英勇而真实。徐贵祥参加过两次自卫反击战，荣立过两次三等功，曾长期在部队基层工作，带过兵，还替一位将军整理过回忆录，后来还研究过家乡的《皖西革命斗争史》和《安徽文史资料》，采访过100多位将军和老干部。听这些老将军、老干部讲真实的战争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写作时，他的眼前就会时不时地出现这些老军人的影子。年轻的时候，徐贵祥就特别喜欢看小说，尤其以战争文学居多，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经典作品，当然也有苏联卫国战争作品。当兵后，在第二次参加自卫反击战时，在战斗间隙，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他还是在昏暗、潮湿的营房里坚持写作，尽管生死未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文学创作梦。

1989年，徐贵祥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战地生活的经年积累，昔日身边鲜活英雄战友的耳濡目染，不断化作激情飞扬、正气浩然的昂扬文字。怀着对战争史、党史、军史的尊重敬仰，抱着将民族英雄、时代英雄、战争英雄描绘映射的质朴心理，他坚持一年年地写，一篇篇地写，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塑造自己的英雄梦。而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就是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英雄负责。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如何进行艺术上突破，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军旅文学作品，更好反映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是军事文学面对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我们迈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历史性步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在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当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兵员成分、军事训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紧跟世界军事和中国军队变化发展的步伐，创作出更多直面当下、时代感强的作品，已然成为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徐贵祥常用三句话来讲军旅文学的难写：过去式的没写好，现在式的不好写，未来式的写不好。这是因为要求军旅文学快速地做出反应，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可取。因为文学所要表现的生活，必须要经过沉淀，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回顾新时期之初的某些的作品，存在着不少艺术上的缺陷，当时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有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时代因素。所以说要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军旅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家们就不能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不能为了紧跟，制造一些速朽的东西，那样反而是对生活资源、对题材素材的破坏和浪费。当然，每个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历不同，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就会有所差异，连兴奋点也不一样。但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就是，作者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担当，要沉淀，要积累。俗话说：根往下扎，树往上长。军旅作家要进行艺术上的突破，其根脉必须始终扎在部队，深到基层，沉到一线。

徐贵祥认为，过去说实行“三同”，即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这是一种生活。另外还有一种生活，就是对于中国军事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亲密接触，比如说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从兵法上、从谋略上加深对战争的认识。还要了解军事历史，了解军事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和军事人物，等等。也只有从上述这些方面去深耕，孜孜不倦汲取营养，作家才能培育丰沛的想象力，拥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其认知世界、独立思考、独特见解才能不断历练攀升、厚积薄发。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受奖时说过一句话，就是要和他的读者一起成长，要以更虔诚的态度、更纯洁的情感去创作，秉承茅盾先生深刻和独创的创作思想。徐贵祥觉得，这句话、这个承诺如今对作家来说仍不过时，唯有不断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才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反映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军旅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