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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伟:捆绑在乡土上的叙述者——我读《空山》

来源:《收获》 | 朱明伟  2020年07月30日09:04

读沈念中篇小说《空山》(《十月》2020年第3期),到了结尾,叙述者“我”挂职结束前回到空山,独自祭拜彭余燕的坟茔,心中空空荡荡,忍不住嘶声大喊起来。叙述者的感情达到了高峰。小说中由叙述者发出的抒情并不鲜见。在第10节(小说一共14节)的末尾,“我”和陈劭东酒醉入眠,梦中的石喊坪稻熟遍地、风吹麦浪,“我”居然“绕着田垄不停地奔跑起来”。小说最吸引我之处,即这位“地之子”反复的直抒胸臆。

有朋友感叹道:“我们当前的学科藩篱是何其森然,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林耀华的《金翼》等作品,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踪迹,就十足地可以确定”。(张宗帅、邓小燕:《<乡土中国>的乡土想象及其偏失》)且不论社会学文本是否该进入文学史建制,好的文学作品本身亦具备丰赡的社会学信息,关切着同时代人的感觉方式。我有兴趣将叙述者的身心状态作为这篇批评的细读对象。正如威廉斯所说,与我们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尚未由溶解物成为沉淀物,它们体内兀自流动着某种“当代性”的感觉方式。

小说在前两节中交待了“扶贫攻坚”、“易地搬迁”等背景信息。第2节中,“我”开始谈论自己道:由于工作单位的挂职安排,不得不回到不愿归去的故乡。叙述颇强调“我”的被动位置。“我”对故乡的情感是暧昧不明的:对党报记者来说,写扶贫稿子有利仕途,自然带着功利心。但在心灵深处,“我”还是介意听闻到的故乡的“沉寂与衰落”,可谓是新时代的“近乡情怯”。与朋友在省城聚会时,众人谈及城乡关系,莫衷一是,“我”也没有主见和结论。可知在挂职锻炼之前,“我”对故乡虽不至于情深,总归是有情。

借用赵园先生“地之子”的说法。“地之子”即乡村、农民之子,是中国知识者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一种指认。(赵园:《地之子》)如果将《空山》置于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序列之中,文本形式最为相似的是鲁迅的《故乡》。毕竟二者看似共享了“离去——归乡——再离去”的模式。然而《空山》中的叙述者田自力并无“地之子”们的文化骄傲与精神骄傲,他是近乡情怯的。他也没有启蒙姿态和文化优越感。我们可以把他视为文化心理层面降格的“地之子”。幸亏了这样的降格,使叙述者田自力虽然是外来者,但其视点始终内在于乡土。

接下来是县里组织的挂职锻炼见面会。紧张之下,“我”脱口而出的却是鲁迅《故乡》的开头:“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接着说道:

许多走出去的人,都会怀有鲁迅这般对故乡、对乡村的审视和剔骨见血般的热爱,因为故乡是我们的出生之地,是母亲流血之地,也是埋葬祖先之地,无论何时何地,受挫困苦,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乡村,永远是游子的身体、心灵可以停驻的地方,也是重树信心再出发的地方。我说到乡村的当下处境,乡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投影,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最基本的,如何回望、建设乡村,归根到底不能只站在一个维度之上,而要深层次地掘进。

这段话大有细读的空间。“我”作为不受重用的文化版记者,即时想到鲁迅名作本不足为奇。但须知挂职锻炼见面会是一个仪式性场合,阿尔都塞即指出过仪式对于主体的询唤作用。“我”语出即悔:竟然把那些“赞誉家乡变化的溢美之词”、“要为脱贫攻坚挖掘典型浓墨重彩书写中国梦永城故事的话”抛之脑后。这当然是反常的,是“我”出神时刻的“慌不择言”。而此时“我”对故乡的情感渐渐升起。“我”对《故乡》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无关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思想启蒙,“我”感到的是鲁迅对故乡“剔骨见血般的热爱”。对于乡村的位置与意义,“我”的思辨刚刚开始,只是十分表面地触碰到伦理、秩序、情感和精神等维度。“我”与故乡的情感扭结,成为了小说看似无奇其实重要的一个悬念。围绕这一悬念,人物次第出场,情节缠绕递进。

“我”对故乡的情怯,也与二十年前的情感创伤有关。关系亲密的师专同学彭余燕忽然自杀,案情扑朔迷离,最后不了了之。彭余燕之死使我与陈劭东产生隔阂。多年以后的当下,陈劭东坚守乡村建设的理想,与扶贫工作中的尽职履责,又让“我”对码市的未来产生了期待。在陈邵东、黄旺生、王海平等县乡干部的带领下,“我”重逢了彭余燕的家人们。彭余燕的父亲彭老招为失踪多年的独子彭小亮方便回家,拒绝易地搬迁。这时“我”主动请缨,去寻找彭小亮。

寻找彭小亮的过程又牵出彭余燕之死的旧案。“帮贫困户找儿子”表面是一件促使彭老招一家同意搬迁的扶贫工作,其实也是“我”对伤心往事的自我清理。以主动的寻找而不是被动的耽溺,“我”从情感、伦理的层面重新参与进故乡的生活中去。在永城刑侦大队长赵登海等人的帮助下,“我”成功兑现了诺言。不仅彭小亮从传销团伙中得救,彭余燕的案件也宣告破解,“我”的创伤终于治愈。“乌有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抹灿烂的云彩。”非只“我”一人的创伤痊愈,原有的乡村人际关系也得到修复。“我”与陈邵东的友谊情好如旧,黄旺生与彭老招也达成和解。以情感的方式,易地搬迁工作顺利完成,“我”与故乡也因为这次事件而趋于和解。

丛治辰认为,“扶贫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已,不仅仅应该在内容上对文学产生作用,还应该在更加深入的层面,比如小说叙事形式上,都产生影响。”(丛治辰:《开出一条大路来——漫谈扶贫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故事来说,《空山》是高度内嵌于扶贫议题的同时代文本。无论是现代文学的乡土小说,还是当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流派意义上都难以收纳《空山》,这正是新作品的迷人之处。

《空山》的感觉方式是新颖的。小说以症候性的叙述者,显示了乡土作为情感共同体对人的召唤功能。文本的叙述者田自力看似是挂职锻炼的外来者,但其前身本是乡村青年——他始终不自知地内在于强大的乡土情感共同体之中。《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挣扎于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之中,他对乡村、土地缺乏情感认同,小说的终章也只是想象性的和解:标题即“并非结局”。仅以结局(而非人物)来看,《空山》的完成度高于《人生》。

《乡土中国》一本英文版的书名中译为“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启发我将田自力称为“捆绑在乡土上的叙述者”。如前文所论,下乡之前,乡土对田自力来说只是聚会聊天的话题,并没有多少情感关联。下乡以后,通过具体的乡村景观、日常生活、挂职工作,田自力逐渐重新融入了故乡的“熟人社会”。小说中的人际网络是以田自力为中心的。如码市乡党委书记、挂职同事陈邵东是“我”的师专学长,县长王海平曾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永城刑侦大队长赵登海是“我”的初中同学。与彭老招一家的重逢,则为“我”情感上完全归乡、疗愈个人的情感创伤创造了契机。

离乡者与乡土如何实现有机团结?其身心又如何安顿呢?在《空山》中,田自力对乡土的亲近是由被动而到主动的。一个情节显示了乡土人情对“我”的感召。小说第4节,陈劭东满架有关乡村建设和农村变革的藏书深深触动了我,“我”对这些乡村治理的知识显然不陌生,只是缺乏实践的信念。陈劭东激励了“我”。从此“我”的挂职工作越来越深入,在工作过程中不断遭遇小人物的善良与淳朴之美。《空山》打开了离乡进城者的另一种可能:在一定契机下,离乡者的认同感可以被召唤而出,予以恢复。

回到小说的结尾,田自力胸中之“虚无”终于一吐而尽。正如过去与现在互相交叠,叙述者也不能割裂自己的前身后身。他被捆缚于乡土之上,视点与情感认同始终系于原乡。《空山》以其独特的感觉方式与文本形式,显示出了无法替代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