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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扎实推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氛围十分活跃，密集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认为新文学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确立自我主体价值

新文学传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它以独特的方式激发出中国文学新活力，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生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认为，近年来，呼吁把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新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文学史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编纂原则，而对新文学的理解则是关乎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首要问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表示，从历史维度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民族主体性，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研究基础上，面向急剧变化的世界，进一步探索确立民族、国家和文化意义上自我主体价值的一种努力。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春勇认为，新文学资源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式，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汉语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走在新文学所铺垫的道路上。新文学传统本身从最初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注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道路选择的错综复杂、多姿多彩。但无论如何，新文学所奠定的文学同民族国家叙事水乳相融的法则，在20世纪是始终如一的。

在李怡看来，随着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不仅是启蒙的中国，同时也是革命的中国。如果离开对革命文学、革命文化的理解，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百年的中国。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必须重新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传统进行深刻剖析。这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走向更深入的领域，也更有利于对其细节和内在机制进行把握。

加强跨学科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表示，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质。近年来，在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下，一些学者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出发，试图重新激活“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然而，无论怎样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五四新文学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界标。“近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新文学为参照系构建出来的，而新文学传统则贯穿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李林荣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人文学术领域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与文学关联密切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更积极主动、更有深度的融合贯通。在阐释和评价涉及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的具体作品和创作现象时，要多尊重和汲取相应学科的研究成果，消除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随意性。此外，还需做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部沟通融合。学院派的文学史研究和作协、文联系统的现场追踪研究，彼此间的视野界域和惯用概念与话语，都有必要及时更新，以便及时消除因人为隔阂和思维惰性造成的许多伪问题。

李怡认为，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我们发现任何外来理论都不能替代我们对自身文化和文学形式独特性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有赖于研究者在自身社会体验和文学体验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要为引进而引进，也不要为创新而创新，一切的引进都是为了展开问题、打开我们的思维，一切的创新都是来自我们对认知对象的新鲜感受和发现，而不是让中国文学现象成为外国理论和方法的“跑马”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