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部聚焦脱贫攻坚的现实题材作品，《大地》有着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例如，它让我们近距离看到了这样一群人，一群我们曾经认为远远落后于时代、而此刻正跟着时代在奔跑的人。它提醒我们反思既往视野的狭隘，反思究竟谁才和这个时代更为贴近。“我们一直在热切盼望着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的现实题材力作的不断涌现。”（《人民文学》2019年第3期卷首语）《大地》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因素，具备同上述判断构成呼应的潜质和能力。

但这些并非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戏台——小说中那个远称不上抢眼的“道具”，才是接下来将要登场的主角。

孤城是个村子，在吕梁山上。戏台坐落在孤城学校的南侧，和北边三排教室遥遥相对，和安欣驻村扶贫的宿舍并肩而立。之所以说戏台不够抢眼，是因为其浓墨重彩的程度大约只能和小说中的天气描写持平，以至于作者赋予其意义的意图都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够“重要”。戏台是小说中孤城历史的显在关联物，开裂的松木柱子，台顶脸盆大小的退色的五角星，依稀回响在人心中的古戏等，都是戏台沧桑过往的见证；在小说中的当下，戏台仍保持着它迂回闪现的频次，安欣的“星星灯火辩”“非法关押”，孤城的合作社剪彩、联欢晚会、全家福展览等，轮番在戏台上演。凡此种种，让孤城的戏台同通常意义上的古建筑有了分别，它不止是世事变迁的背景物、沉默的见证者，更多时候，戏台扮演了一个随时可以重新投入热闹的古老空间和场域——它是一切变化发生、推进的参与者，是无数真实和细节背后的隐喻甚至明喻，是小说叙事丰富性的生长点和集散地。

安欣挂职扶贫，是此刻戏台正在上演的大戏。时限两年，到时间走人；来自省文化馆，没资源没背景；性格散淡，两个孩子的母亲；艺术系毕业，吟诗临帖，几乎没有基层经验。偏偏赶上这一次全面脱贫的“严苛”要求，从省城到孤城，一路雨下不停，安欣觉得自己“不像去扶贫，好像去戍边。”人设和境遇的差异感，为戏的上演做足了铺垫。

对安欣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表演。没有台本，没有事先磨合好的搭档，困难显而易见，走向和效果却是随机的。说艰难，具体难在几个层面：扶贫工作本身困难重重；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冲突难以平衡；不同文化观念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人处世原则和底线需要不断被调整被试探。每晚写完民情日记，她都习惯到戏台上站一站，看着满天的星星与村子里的一盏盏灯火，想到无数双眼睛，想到戏剧里千百年来反复上演的那些人物。安欣要做的，是绕开反熵理论，融入到大家中间，真正为老百姓请命办事。

如果只用“戏”来链接安欣下乡扶贫的动作，还远不够贴切。所谓戏，意味着虚构、即时、可设计，既“政治不正确”，也和实际情况情况相去甚远。但“戏台”却不一样。有台就有观众，台上唱，台下看，看者听者的叫好唏嘘互动离场都构成了戏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戏假不了，也不能假。安欣第一次“戍边”，作者杨遥却已在深扎农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小说中为村民分发捐赠衣物一段写得尤为出彩：

村子里很是热闹，有点儿像过节。人们穿上新得到的衣服，尽管是旧衣服，但在村里看，很新潮，很保暖，而且不同年份流行过的皮夹克、羽绒服、棉大衣、西服等衣服被人们同时穿了出来，有种时空紊乱的感觉。

时代变化，假若村民们做微商、开农家乐、用自拍杆等情节，相对“外行”的读者尚可以稍作想象，那么，来自不同年份流行过的捐赠衣物在大家身上穿出时空紊乱感，类似的细节恐怕就只有真正深入过内部，有真发现并且有真感触的人才能够写得出来。

除“不假”外，戏台的另一重功用是赋予主题性叙事以更加丰富的文学性。此处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对关联的“整全”呈现上。我们常说，这类有着深厚生活基础的现实题材写作，是具有时代气象的写作，是个人生活与时代发生密切关联的写作。然而，这种密切关联如何开始，又如何进行，却不是一件容易看清并表达清楚的事。杨遥的做法是，回到人本身，以人的主体建构为基础，拿出足够的空间和耐心，一步步展示这种建构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关联，以及关联背后的细节和变动，并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放大个人生活的变化和扩展，尤其强调人精神层面的变化和扩展。

小说中，安欣曾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提出的时机也许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它既不是安欣收到下派通知时或者之前，也不是扶贫工作告一段落初见成效之后，而是出现在她为解决孤城最重要的问题——吃水问题四处奔走的过程当中，并且是在向两位能给予自己建设性意见的老同学主动敬酒的间隙。要知道在此之前，安欣向来反感同这些财政厅、发改委、水利厅的同学吃饭，“他们单位好，每个都忙得要命，叫他们不好叫，即便来了，坐在一起，也是没完没了谈工作，他们那种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样子我不喜欢。”是安欣变了吗，当然是，连她自己都说自己变得“功利”了，但这“功利”不仅仅是因为眼前的老同学能够在她的扶贫工作遇到困难时帮上一把，更在于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被自己以往的有限视野一直遮蔽着的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新的思路和面向。这个“功利”的过程，是学习讨教的过程，也是对人对事的认知能力和包容度不断扩大的过程。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个时候被提出，可以看作是对主人公个体经验与肩头的责任担子日渐黏合状态的一种论证。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策略。挂职干部，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甚至叙事“规则”、叙事“模板”的对象，在这样的思路下，变得愈发整全起来，而不再是一个个只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符号和重要事项。身在场外的读者仿佛也借此获得了同场内观众相近的机会，得以身临其境，品判、体悟并同理其中的艰难、成长与变更。正所谓感同身受。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中，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永远是活生生的细节，而非干枯严正的宣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杨遥所采取的于个体与时代关联中突出主体性建构的策略，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文学表达，也为同类题材创作实现宏大叙事“软着陆”提供了相应的经验与可能。

当然，小说中也还存在一些空白有待填补。作者深谙复杂同样是“整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增加戏剧性、吸引观众驻足的有效筹码。因此在情节设置上穿插了不少扶贫工作复杂性背后的不同位面，如过于简单粗暴的突击检查，没完没了的表格、手册，如何扶贫而不扶懒汉，如何平衡原有职能与扶贫任务之间的关系等，但小说的叙事整体而言仍偏于平顺，对主人公来说，扶贫之路上并未遭遇太多实质性坎坷，朋友家人的帮助与支持无处不在，种种心结也终能依靠自身努力而化解。或许是因为从基本设定上避开了“困难模式”，在某些关键节点不得不依靠无法进一步展开的死亡来推进，难免会给人以突兀之感。另外，还有一些角色未能充分展开，如“浑身是戏”的刘启明，目前表现还不足以散发其全部光彩。从近几年的写作来看，杨遥是一位有根脉有后劲儿的作家，他将戏台搭建在了热情坚实的经验大地上，接下来的叙事也注定更加鲜活丰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