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杜怡仍新鲜地记得，她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阿尔巴特街。”这是小说《等待呼吸》开篇第一句话，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一部回忆之作，只不过作家回忆和书写的并非一百多年前的拉美风云，而是相距不远又恍如隔世的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莫斯科，友谊大学女留学生杜怡怀着青春的憧憬，穿过拉手风琴的老头和拉小提琴的姑娘，来到充满艺术气息的阿尔巴特街。这条街因俄国诗人普希金而闻名，1831年2月至5月，新婚的普希金和妻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洛娃曾在这里的53号短暂居住。女主人公杜怡和男主人公夏小松在这里的初遇，宿命般地在日后的未知岁月里改变了她的人生。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生夏小松第一次亮相，就聊起了马克思，他后来甚至在自己的胸前纹了一个巨大的马克思头像，来表达对偶像的钦敬。异国他乡的寂寞生活、同样的留学生身份、青春萌动时的互相吸引，让这对男女青年迅速陷入热恋。他们在自习室修习“爱情课”，在莫斯科的地铁里相依，他们排队吃麦当劳，到俄文老师家度假……当然还有无数关于理想、未来、社会、学问的密语。

“现在坐在夏小松的身旁，杜怡似乎才懂得了什么叫恋爱。原来恋爱可以相互不讲话，原来恋爱只需要一只手伸过来按在她的脑袋上，原来恋爱在一百个人中间也能悄悄生长。她想，我坐在这里看课程书，同时也是在练习恋爱课呢。”看到这里，我们对小说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曲唯美动人的青春恋歌。但是，如果《等待呼吸》仅仅是一部讲述男女纯爱的青春文学，那么不免矮化了这部有所寄寓的用心之作。

莫斯科之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对革命年代“革命+爱情”叙事的戏仿。称之为“戏仿”的原因在于，杜夏二人的恋情发生在一个革命早已远去的年代，甚至是被论者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时期，但读者却从小说叙事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革命”氛围。这是为什么？答案或许在于，“革命”虽已终结，但“革命话语”犹在，作者借由三重安排，让简单的男女恋情涂抹上了一层别样的光晕。

这首先与小说第一部分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彼时的苏联正在经历解体前的改革阵痛，社会转型期各方势力的博弈、政策道路的抉择，让两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置身于一个充满多种可能的“大时代”。在改革矛盾十分尖锐的第一现场，为真理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夏小松怎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别忘了他到莫斯科留学的目的，恰恰是“对经济学的争论而言，那儿应该更有现场感”。

同样重要的是，对固有苏联想象的书写和强化。学俄语的杜怡，在课上接触的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读的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日瓦格医生》；二人去看的是纪念十月革命的红场阅兵，坐地铁路过的是列宁山站、伏龙芝站、文化公园站；路上放的歌曲是《孤独的手风琴》……小说营造出的浓郁苏联风情接续了杜夏二人乃至今天的读者对于“革命苏联”的文化想象。众所周知，苏联文化于不少国人而言，很难说是一种外在性的知识，甚至是一种内化于心灵的文化无意识。因此这些文化符号不仅不会令人隔膜，反而给人一种置身革命时代的幻觉。

有这些还不够，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也是解开“革命”氛围之谜的钥匙。夏小松何许人也？打动杜怡和读者的正是他的人格魅力，那种张扬、固执、激情澎湃，用今天的话说，“气场”太强了！他为了一个经济学观点，能和同学打起来；他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就是为了到经济学论争的前沿来看看；他在莫斯科的地铁里，凑近一位拉小提琴的青年，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资本论》。激情澎湃的马克思崇拜者夏小松有着强烈的社会改造愿望，他更像是一个行动派，而有别于一般的书斋型学者。他注意观察研究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互相生发，其实，要不是因为他深入游行现场，也不会意外受伤，最终不治而亡。正是这些构成了他与同时期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区别。

在浓郁“革命”氛围包裹下的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90年代初的莫斯科是杜夏二人理想主义精神萌生、滋长的热土。小说由此完成了革命氛围到理想主义的转义，第一部分“莫斯科的子弹”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的现在时。

作家钟求是的同代人庞余亮评价说：“在我的阅读史上，《等待呼吸》就是这样接通我们这一代的氧气源。是的，我们这一代！北方男孩夏小松和南方女孩杜怡，他们代表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是哪一代？在我看来，是抓住理想主义时代尾巴的一代人。杜怡和夏小松的青葱岁月留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知识文化界在日后不断追忆缅怀的“理想主义时代”的最后几年，紧随其后的是如潮水般涌来的大众文化。“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文化界的反应是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消费主义兴起的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无论学者们怎么说，90年代已然成为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彼时的精英文化退隐，知识分子正从至高无上的神坛跌落。

不过我们仍能从当年的一篇文章中窥见一种对待理想的态度。1993年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学者张汝伦的《理想就是理想》，他在文中将理想视作一种乌托邦精神，认为：“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新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理想的意义不以实现与否为鹄的，其不可及性，正是理想的特质。

我想作者钟求是在刻画夏小松这个人物的时候，也一定这么想。夏小松身上的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精神，最终让他成为一个献祭理想的烈士——在理想主义时代的尾巴，他的肉身化为乌有。

剩下的是谁呢？杜怡。

夏小松的离世宣告了杜怡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为了筹钱给夏小松治伤，她从卷毛那借来5万块钱。莫斯科已然回不去了，背负巨债的她何去何从？小说第二部分可以视作是“理想主义的过去时”。理想远去、爱人天人永隔，面对现实的塌陷，她堕入人生的至暗时刻。在好友丝丝的介绍下，杜怡答应到一个前卫艺术展做兼职人体模特。她躺在地上，和其他几个女孩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一行为艺术的名字叫《天问》，问到了杜怡的心坎里。“只要往深处扒一扒，她内心角落里也藏着一样东西，那就是问号。这问号默默蹲在那里，不明白地瞧着日子，瞧着日子里飞行的一颗子弹，瞧着那颗子弹击中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而问号下面的那个点儿，多么像命运淌下的一滴眼泪。”小说第二部分也因此得名“北京的问号”。

杜怡成了一个“北漂”，在这座城市向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90年代里，起起伏伏、兜兜转转。她给不正经的书法家潘如钊做模特，靠出卖自己的后背给他当“宣纸”写字赚钱；给学生做家教，却被家长戴宏中当成治疗自己隐疾的工具。她被命运折磨得遍体鳞伤、身心俱疲。对于生活而言，有时候，暗流涌动远比惊涛骇浪和急流险滩更危险、更难缠。

终于，在老同学的男友介绍下，她遇到了胡姐儿。这位“大人物”“办事儿既不顶撞法律也不违反政策，只是在边沿的灰色地带遛走儿……用一句好听的话，咱是润滑剂，给这些有点生锈的运行机器注点儿油。”说白了就是运用人脉资源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干的是权力寻租与政治掮客的勾当。认清了真相的杜怡，最终选择逃离这个险象环生的“江湖”，却付出了一根手指的代价。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小说似乎表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侵害，但实际上，幸或不幸，杜怡毕竟也有主观选择的余裕。作者无意在此对人物的这段经历进行定性，社会批判抑或文化批判也并不是小说的着力点，杜怡的北京生活史更像是生活流，她这片小舟随时代的波浪起起伏伏，有翻覆的风险，但终究化险为夷。

那么，她是靠什么撕开生活沉重的大幕，为自己挣出一条逃遁的缝隙？我想可能还是那位故去的理想主义者夏小松。他以一种通体透亮的理想主义人格化身为一个光辉的符号，留存在杜怡的记忆中，并隐曲地谕示她何时应该转个急弯。这在小说第三部分“杭州的氧气”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揭示。它告诉我们，不管理想主义是否已经荡然无存，曾经拥有的记忆与经历依然可以变为烛照现实的精神力量。杜怡所等待的“呼吸”终于有了得以实现的“氧气”，她在不断回忆、品味过去中再一次从夏小松身上汲取了生命的养料。“理想主义”的“旅行”也经由现在时、过去时而抵达完成时，杜怡终于实现了自我救赎，找到了安放自己与夏小松的理想之路——“借命而生”。

小说第三部分的叙述者变为年轻一代的主人公章朗。在和杜姐的接触中，他看到，在夏小松的忌日，杜怡黯然伤怀，尽管时隔13年，那个日子依然清晰；在他的试探中，杜怡自言自语地详细讲述起莫斯科的点滴——资本论、理想主义、子弹；当他说不懂杜怡记下的5页经济学笔记时，听见她说“可跟夏小松有关系”；他和杜怡生了个孩子，却被她当成夏小松的儿子来养。这段关系更多关乎肉体，而无法交付心灵。因为“对我（杜怡）来说，夏小松可不是什么传说！他躲在我的一个个日子里，他妈的他把我的日子弄得不一样了！”杜怡的心里是满的。

终其一生，夏小松以记忆的形式与杜怡相伴。记忆是什么？“记忆在瞬间生成，又绵延久远，它使过去澄明于现在，又将未来置放在现实中考量。它使个体的生命片段得以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历史过程，并因而赋予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记忆不仅能保鲜，还会自我生长，甚至变为一种梦幻般的“实体”。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所说：“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使我们在摆脱了偶然事故的诗的存在主义中，体验到非事件性的情景。更确切地说：我们体验到一种诗的本质主义。在我们同时想象并回忆的梦想中，我们的过去又获得了实体。”这段话深刻指出了记忆、想象与诗的关系：基于记忆的回望附着上想象的光华，这种心灵的混合物呈现出诗性的特质。由此可见，记忆或者严格意义上说是对莫斯科时代的追忆，是杜怡精神生活的审美对象，同时也形成了小说的偏重审美结构——三分之一的篇幅构成了整个小说的审美重心。

故事的尾声，杜怡决定将夏小松的梦想延续下去，她离开了章朗，开始孤身一人抚养夏小纪。章朗到夏小松的山西老家寻访杜怡，却得知杜怡带着孩子踏上去往贝加尔湖的旅程。章朗来到夏小松墓前，在一首李健《贝加尔湖畔》的歌声中，点燃了烟盒里所有的香烟。在向上辈人的致敬中，小说画上了句号。

纯真理想主义时代的摹写、现实重压下的挣扎求生、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救赎之路，是《等待呼吸》三部分的主题，形成圆融的三部曲叙事节奏。由年份数字组成的“无处安放的部分：年”和章朗前传“无处安放的部分：你”两部分插曲让《等待呼吸》在严整结构外更加灵活透气，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家钟求是对结构的自觉追求。在时间线索之外，杜怡的生活轨迹划过莫斯科、北京、杭州三座城市，让小说的表现空间不再单一。而在这些表象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作家对理想主义时代的追忆、致敬和缅怀，这既是《等待呼吸》的价值与光芒所在，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