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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现象古已有之，当下重提这一话题与世界范围内的文论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代西方文论普遍成为哲学理论征用的场地，理论先行导致了文论的危机，使文本解释失去了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困境也有着自身历史的根源和学理上的必然，这使得文学理论急需回归文学本身。本文诗学的建构正试图以回归文本的姿态对抗理论的强制阐释，它在大量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找寻作家的创作规律，提炼形成一定的理论标准，以此作为评判文学的参考之一。以中国传统诗文评为基础重建的本文诗学，将为填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鸿沟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本文诗学将以“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姿态，与文化诗学一起形成“内外互补”局面，共同参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本文诗学 中国文论建构 诗文评

 

中国文论走出去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根据古风等学者的调查，从唐代开始，中国文论就开始向海外输出，晚近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古典文论由于体系性的缺失，在西方文论入侵的语境下失去了走出去的能力，中国现当代文论基本上处于“引进”阶段，“走出去”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论从以“引进”为主转向了自主创新的阶段，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从翻译引进走向了批判性反思，国家在战略层面上明确提出“文化自信”问题，此后又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中国文论走出去又被重新讨论，我们力图构建具有中国形态与中国元素的文论话语体系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样的时代及其理论语境下，我们重提中国文论“走出去”意义重大。

一、理论先行与当前文论的危机

乔纳森·卡勒认为“理论”始于结构主义，因为从结构主义这里开始，文学理论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挂钩，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流派的兴起，这些原先并非针对文学而产生的理论开始介入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学界通常将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这类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理论统称为“理论”，用以区别之前的文学理论，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学界将理论的宏观变化总结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又从理论转向了“后理论”的发展路径。本文的论述对象正是以这类超出传统文学理论的“大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文论。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文论走出去这一时代命题，这与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论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当代西方文论由于理论先行，对文本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导致了西方文论的危机。“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这是世界性的现象。”早在20世纪末，李欧梵就指出，文学艺术本身是任何理论无法完全攻破的，否则就只能是理论研究，而不是文学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的各类西方理论流派在80年代逐渐被国内系统地翻译、引进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如同各种武侠派别轮番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攻破“文本”的堡垒。但在理论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中，话语强制、僵化套用和脱离历史语境等缺陷严重损害了西方当代文论解释文本的有效性。于是，文学理论被理论所吞噬，文学实践与批评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转而匍匐于理论的宏观框架下。张江教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强制阐释”，认为这是当今西方文论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文学处于被理论压倒的弱势地位，文本被无视，理论陷入自我运转。诗学理论无法解释文学现象，也无法为作家创作提供借鉴。

文学理论的危机源自其研究对象——文学自身的危机。20世纪初，希利斯·米勒以“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表达了媒介信息时代下文学边缘化的危机意识，引发了学界长期的争议。当下大热的AI创作更是直接向文学创作主体发出挑战。电影、电视改编与VR体验等带来的图像和多维感官体验逐渐代替文字阅读，快销的流行文化更加贴合大众口味。科学技术、电子媒介、流行文化等新兴元素无不冲击着传统文学。因而，陶东风提出，传统的高雅艺术逐渐被大众流行文化所替代，传统的文学研究也应让位于着力研究后者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提倡将重心从文学的语言材料移到时尚服饰、街心花园、建筑装饰等生活领域上，甚至声称，文化研究除了文学自身不研究，其他领域都研究。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否定文学的存在，乔纳森·卡勒就认为，文学理论不再追问“什么是文学”，也不再试图对文学本身下定义，相反其功能就是“向文学……的范畴提出质疑”。

可见，当前的文论不能有效解释文学是构成文论危机的重要因素，研究与对象的不同步、能否及时回应当下文学的新状态，也是目前文论面临的最大挑战。纵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其研究重心经历了从作者到文本的转向，这种专注于文学形式的理论研究使得文本摆脱了传记式的作者生平叙述的枷锁，开启文学自律性的新生。但除形式主义之外的理论流派却或多或少陷入理论先行的孤岛，即理论在形而上的高空自我运作，脱离了文学实际与文学文本，未能肩负起为文学发声的责任。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陈思和教授称自己在主持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发现很多考生对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及当下流行的学术话题和读物非常熟悉，但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却知之甚少。有的考生告诉他，自己被导师告知：做学问就要先建立起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把符合理论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这些现象足见当下的学界受重理论轻文本治学方法的影响甚重，理论正处在文学研究的统治地位。

张江教授将这种理论对文学的强制阐释现象定义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具体而言，强制阐释有以下特征：将文学场以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强行征用；提前主观预设理论立场，脱离文本实践；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往往使理论产生自相矛盾、循环论证或违背常识的漏洞。

文本一经产生虽不可更改，但其丰富的意蕴带来多种理解的可能，因而，文本是固定的，阐释是变化的。理想的阐释关系是平等的，理论由文本出发，基于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并考虑已有的历史理解，生产出合理的当下阐释。但在“强制阐释”的语境中，文本弱势与理论强势的地位差距造成阐释的不平等，文学陷入理论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统治。这种理论大多来源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甚至是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流派，大多并非围绕文学展开，却被用于文本批评，随后自成一派，被纳入文学理论研究范畴。“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论’的东西，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例如它们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以及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文学理论不再是针对文学而产生，传统的文论正被更宏阔的大理论所取代。文本成为理论的跑马场，虽被挂名但实则与文学文本毫不相干。

文学研究为何要去征用场外的理论而与文学自身形成抵牾呢？乔纳森·卡勒认为，以往文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高，很少涉及方法或框架，大多通过直接面对文本的“细读”方式，将作家生平与作品解读放入文学史的历史性研究中。在经典的作品理解、历史性材料与研究方法使用都趋于饱和后，文学研究也会出现被前代研究“影响的焦虑”，其他学科的理论所提供的新视角，则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例如，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基本是在性别二元对立中展开，着眼于关注女性和反抗男权。此前的研究很少特别区分性别特征来研究文本。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写作无意中一直是以男性代表整个人类，这一观念对揭露习以为常又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女性身份的明晰。性别研究不仅区分文学人物中的性别，对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创作的不同也加以关注，这为解读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若不顾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强行引入，则显得生硬牵强。肖瓦尔特将《哈姆莱特》中奥菲利亚的疯癫与溺水视为女性遭受男性霸权的隐喻，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并未产生女性追求政治与生活平等地位的要求，莎士比亚本人的创作意图也仅是改写王子复仇记。再者，主观预设前置立场使得“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性别研究往往将文本中出现的男性统一假定为父权专制下的蛮横暴虐，而女性则先验地有着团结互助的“姐妹情谊”。这种两性关系先验地设置为对立的冲突，女性背负着反抗与斗争的任务，却忽略了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这一类似“元理论”的话语成见以先于文本的形态存在，使得批评的指向不在文学，而是先验预设的立场。

这些并不因文学而产生的场外理论，被文学研究征用之初，往往具有片面的深刻性。文学描绘的内容包罗万象，作家通过对世界和人生的提炼、整合与改写，加入合理的虚构，写出符合现实逻辑的作品。作品中的某一特定故事或固定情节反映出的现象恰好能够与其他学科理论所针对的现象相吻合，于是这样的理论在介入时就具有了个案合理性。但如果将这种个案的合理性推广至文学整体，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困境就会显现出来。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例，精神分析理论源自心理学，弗洛伊德在对精神病人的自由联想和梦境进行研究后，提出著名的无意识理论。作家的写作行为类似于白日梦，人的无意识中压抑着“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乃至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都成为这一理论确证的经典案例，颠覆以往的文艺观，令人耳目一新。且不谈此类个案是否具有合理性，毕竟无意识理论无法被意识所证明，但若将此个案不由分说地推广至所有类似的文学题材，谈及乱伦言必精神分析，那么，理论先行不仅使得对文本的阐释缺乏差异性，也成为替违背道德伦理罪行的开脱。

综上，强制阐释揭示出当代西方文论的危机，即文学理论并不针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无法有效解释文学现象，文论成为哲学的征用场地。这是有西方文论传统的渊源的，西方美学理论最初以“感性学”的形态产生，长期作为哲学思想的分支，经典的美学理论往往是站在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立场上，分别衍生出对美和艺术的不同看法。如柏拉图对艺术的看法建立在理念的概念上，黑格尔的美学建立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文艺观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有学者就指出文学理论具有“寄生性”，由于“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在存在状态上既是综合的又是可分化的”，文论总是依附于其他理论之上，其中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最密切。西方哲学具有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自柏拉图的原型理论开始，都普遍追问现象界之外的理念世界，试图确立可以统领全局的框架与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论的抽象化过程实则是从形态各异的文学现象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结论，它在根本上是指向一般性的，因此，对思辨理性的追求使得文论不得不做出牺牲文学特殊性的选择。文学内部的差异性被忽视，审美形式在当代文论的强制阐释中被驱逐，文论的宏观性和抽象的理性追求与文学的唯一性和经验层面的要素产生错位。诗学理论脱离了文本，无法解释文学对象，文学作品只是在哲理化的形而上高度上自我欣赏和满足。

由于当代中国文论是在翻译和引进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代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由此，当代中国文论也存在着“理论先行”的困境，这种困境有着历史的根源和学理上的必然。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因为历史与政治的缘故，新文学自五四时期到“左翼”文学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背负了审美之外的社会功用，服务于政治运动的口号，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也充满了工具论色彩。先锋文学时期，创作者试图学习西方的文学形式，以解构十七年文学以来的写作传统。当西方的思潮和理论引入国内后，不仅引起了理论研究者的热情，创作者也受到影响开始主动学习例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并有意识地将之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研究者同样试图以理论解读文本创作，于是，理论化倾向日益明显。80年代后学界的氛围和风气也强化了学术研究建立理论框架的优先性，在理论框架指引下的文学研究陷入哲学的窠臼，中国当代文论的困境因此引发。

二、回归文本与重建本文诗学

强制阐释揭示出文论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无论是当代西方文论抑或当代中国文论，强制阐释现象比比皆是，文论成为哲学征用的场地，而非直面其对象——文学自身。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相分离的状况：前者以宏大架构的言说方式对文学整体作出普遍性定义，后者往往零散分布，具有特殊性，二者的割裂意味着文论的不适洽性，理论不再解释文本，也无法指导作家创作。有鉴于此，建立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本文诗学”，试图将分裂的二者进行沟通与重组，回归文学实际，回到文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当下文论的强制阐释局面。

本文诗学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提法，而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原初的诗学”是由创作者的想象“支配”创作的诗学，是通过文学创作过程和确定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诗学。原初的诗学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是创作者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自由表达，这种诗学思想融入具体的感性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由于创作者将自己的诗学意图贯穿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批评家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诗学的共同性品格，从这种具体的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诗学的演变规律，即：由口头诗学转向本文诗学，由本文诗学转向理性诗学。口头诗学与原初文本的口头化呈现密切相关，口头诗人如何创作，想象和记忆等如何在口头创作中表现出来，其功能和作用何在，这些问题构成了口头诗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口头文学的文本化标志着文学文本的独立性，文本的独立存在意味着作为诗学原初形态的本文诗学得以建立，本文诗学是批评家对作家在具体的文本中已经建立的隐含的诗学体系的理性归纳和逻辑呈现，是诗学的原初形态。本文诗学的首要诉求是回到诗学的研究对象——文学本身。这与“回归文学论”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文学理论应紧紧围绕文学本体进行，即以文本为起点、为核心、为落脚点进行阐释，让理论回归文学自身”。因而，本文诗学的任务就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抽象出作家创作的诗学思想和观念，形成理论形态。

本文诗学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经由文学实践到文学批评，再由鉴赏批评上升至系统抽象理论，在这一相对完善的过程下生成的理论才是真正为文学而生的理论。在文本中考察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我国古典文论著作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都具备本文诗学的基本属性，它们都是从大量具体的文本基础上，提炼形成一定的理论标准，并由此作为评判后来文学的参考之一。

从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来看，我们要从文学现象的多重性之中找到文学的特殊性，从而与其他的学科区别开来，在从“多”到“一”的抽象化过程中，为了追求最大化的普遍性，往往忽略了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本文诗学则试图解决这一对矛盾，在文学普遍本质与文本创作个性中寻求平衡，它克服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零碎化、体验化、主观化与表达诗意化等问题，具备了理论的逻辑性与概括性。回到文本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新批评时期的研究模式上，形式主义美学往往因强调“文学性”而局限于对字词、语音、结构的封闭式探究，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诗歌，缺乏对思想内容的批判。本文诗学则跳脱出语言学的限制，深入到文本结构的深层中去，透过文字和文学意象，把握作品深层所蕴含的诗学思想，着力探索作家创作时有意或无意显露于文本中的创作意图和理念。它充分考虑作家的创作个性，建构寄寓文本又超越文本的诗学话语形态。

本文诗学的建构能够改变当下文论强制阐释的困境，诗学理论不再寄生于别的学科，而成长于文学自身的土壤，能够有效对抗征用场外理论时的“水土不服”，充分考虑文学实际，将强制阐释转变成对文学本体的有效、合理的阐释。在强制阐释中，文本是理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有预设的先见立场，文本总是服从观点的论述需要。文本更替后，理论立场依然适用，而在本文诗学中，文本与理论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文本一旦变换，相应的理论论述亦不存在。

以上论述了文本诗学建构的基本内涵、意义及途径，下面将分别以中西两部诗学批评著作为例，为当下的本文诗学建构提供参照。

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选取了从荷马史诗、圣经旧约到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等20部最具影响的文学作品，对西方3000年文学史的不同写实风格及发展路径作出分析。全书以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乔装归乡后，因脚上的伤疤被家中老女仆欧律克勒娅认出的情节开篇，奥尔巴赫认为荷马的写实主义采用的正是一种与“文体分用”相对立的“文体混用”手法。文体分用原则，即古典的悲剧题材往往回避日常琐碎小事的现实描绘，因为日常生活与崇高不相符。日常景观、家庭场景、田园牧歌通常只在喜剧中出现，而荷马却毫不顾忌地将洗脚的场景嵌入英雄归乡的崇高情节中。同样，圣经也体现出“文体混用”，既有简单直白到孩子都能看懂的内容，也有隐晦深奥的教义。“圣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崇高，它不排斥普通的、低等的东西，而是兼收并蓄，因而无论从其风格上还是其内容上看，圣经都实现了低等与崇高的直接联系。”这种“混用”发展到基督教文学时，则是鄙俗的民间俚俗用语中混杂着宗教神谕。而在西方古典文学理论中，高雅语言风格（sublimes）与低等语言风格（humilis）是严格区别的。到了中世纪的教会文学，更是将耶稣受难戏剧世俗化，加入了圣母为耶稣遗体涂圣油时出现的商贩，一系列杂乱的市井场面、粗俗的对话乃至下流的玩笑，将崇高的上帝与低俗具体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促进了宗教在底层民众间的传播与接受。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同样“混用”了大量小角色的插科打诨。

奥尔巴赫对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的探究，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思想，将文学的摹仿视为对现实世界本质性的再现与复刻，而是从鲜活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现实化描摹的“混用文体”。“混用文体”不是从概念凭空推导出来的，而是基于连续的文学史历程，从大量的文本分析中总结得出，具有本文诗学的特性。

再看中国诗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对大量诗词的品评鉴赏中，提出诗学史上重要的“境界”范畴，并将之视为衡量词学艺术价值最高的标准。具体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境”与“造境”、“隔”与“不隔”三部分，针对诗词整体意象中的情景关系，倡导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例如以物我关系中的情感流向为标准区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前者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物拟人，移情至景；后者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人拟物，景中忘情。他关于境界的论述往往具体到某个作家或单句诗词。“‘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人间词话》几乎纵览整段诗词史，论及诗人词人众多，王国维的“境界”理论更依托于大量的诗词阅读体验，而非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可作为本文诗学的代表。

本文诗学的理论提炼主要依托于文本批评的方式，它在完成对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分析后，将之上升为诗学理论与思想。这一过程使得本文诗学建构具备了可塑性，它要求建构者灵活应对，不再被国别、文化与文体所限制，古典、现代、诗歌、小说等不同因素都可以被纳入研究领域。就现代语言体系下的新文学而言，思想性与审美性作为文学价值评判的双驾马车，理论流派往往更倾向于前者，作品的阐释更多是为诗学理论提供论据，往往出现将文本内容强行塞入理论框架体系中的强制阐释，形式与内容之间往往处于分裂的状态。本文诗学试图平衡二者，它既可以针对文本的形式，抽象出诗学概念，也可以面向深层的内涵意蕴，建构出系统化的诗学理论。本文诗学的重建既可以根据文本的形式要素建立关于文本形式的本文诗学，诸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解读建立的“复调”诗学，也可以从文本的思想性出发建构具有思想原创性的文论话语，诸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阐释建立的关于诗与思的“亲在论”诗学。

“复调”（polyphony）本是音乐术语，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常用的一种交响乐体裁，即所有的声音按照各自声部同时进行、相互交叠。巴赫金认为传统小说被一种主要意识所统领，属于单一旋律式的独白式文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代表的“复调小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诗学问题》一书中，通过对陀氏文本的研究发现，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复杂多样，同时产生看法各异的声音。《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妹妹丽扎韦塔后，就要不要去自首这一问题，内心产生了多种声音，它们各有理由，互相反驳，谁也不能说服谁，无法达成共识，以致最后主人公晕厥病倒。这种彼此独立的声音，并不从属于某个统一的主旋律声部，相互平等。巴赫金在总结陀氏小说的基础上，提炼出“对话”思想和“复调小说”概念，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国内学界也将“复调小说”这一概念应用于鲁迅《狂人日记》的研究中，认为在“狂人”那里针对“吃人”这一问题，出现了多种声音，实现了共时对话的复合性文本。

巴赫金从对具体的作品分析上升至诗学话语理论，并推广至其他的文本案例，为本文诗学的建构提供实践可能性。“复调小说”与“对话思想”主要针对文学形式，而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完成了荷尔德林的“诗”与海氏的“思”无缝连接，他认为，贫乏时代诗人艺术家的真正使命就是重建人们对“存在”的记忆，重建诗性艺术与神圣存在的原初关联，使诗性艺术成为存在的歌唱，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现代艺术的一般状况是令人绝望的，因为它受控于技术而全面异化，但以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为代表的诗性艺术却是现代世界拯救的希望，因为它守在自身的本源处而有克服技术统治的可能，因而荷尔德林恰恰是揭示出诗的本质的“本真之诗”。“我们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海氏以荷尔德林的诗歌本体为基础，通过对诗中故乡、炉火等具体意象的还原，建构了存在论诗学理论，不失为面向文本思想内涵的本文诗学建构思路。

上述案例所代表的本文诗学实践，既非场外征用也未前置立场，在回归文本中避开了“强制阐释”的弊病。可见，从文学经验出发归纳、抽象出概念，与文本密切贴合的理论，才能充分解释文学现象。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推理，则使得文学文本被驱逐出理应属于自身的场域，成为理论的注脚，陷入形而上学的笼罩。

三、从诗文评传统到本文诗学重建：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路径与方法‍

理论的“强制阐释”状况被学界普遍重视后，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成为文论界关注的热点。张江教授提出以本体阐释代替强制阐释。“本体阐释”包括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形成三个同心圆，由文本含义逐层向外辐射。可见，回到文本才是正确的文学阐释路线，回到文学实践才是正确的理论阐释路线。学界另一种声音主张“回归传统”，强调引进西方理论时的本土理论意识，找寻中国传统文论的自信。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文论患有“失语症”，并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具体路径归纳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文论走出去无论在何时都应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中西关系，二是古今关系，三是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中西和古今的关系通常彼此交叉，难以绝对划分。处理中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实则也是如何调整西方诗学与本土诗学建构之间的问题。早在学衡派那里，就提出以“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本文诗学立足于文学文本自身，试图从中提炼作家的创作个性，并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规范。文本是多样的，不受国别与时代局限，因而本文诗学也是开放的，它将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文论的古今中外融合提供实践的可能。下面我们以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提出的“诗可以怨”与“通感”这两个问题为例来阐释本文诗学在古今中西融合方面的可能性。

钱钟书将诗歌创作时的情感“兴观群怨”“发愤著书”“长歌当哭”与弗洛伊德的艺术补偿论相沟通。精神分析派认为，创作就是将被压抑的愿望宣泄出来，艺术则是运用巧妙而精致伪装的原欲升华，两者实质上都是幻想与发泄的替代物。钱钟书的《通感》一文，以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被李渔嘲笑开篇，随后列举了晏几道、黄庭坚、陈与义等人数十处含有“闹”字的诗句，认为“‘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通感”，即打通了各感官之间的界限，视、听、味、嗅、触等感觉在审美时的相互挪移现象。这在西方诗歌史上也普遍存在，如荷马的“像知了坐在森林中一棵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西欧的“奇崛诗派”、前期浪漫主义诗歌和象征主义诗歌等。“通感”的修辞表现也是审美心理，这一概念并非是某一理论框架的产物，它诞生于中外诗歌的研究实践中，并具有理论普适性。而将“诗可以怨”与“艺术补偿论”相结合，更是为中西诗学的共通性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文论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还需要处理文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我们从学科内部性质入手，不难发现文论的跨学科性质是必然的。文学的审美本质意味着其最先的阅读体会是经验层面上的感官感受，虽然其中蕴含着作家本人的哲思与价值观，但仍由个体生命体验的感性材料所组成。文学毕竟是感性的，是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文本自身无法产生出理论理性。文学理论必须从别的学科借用资源，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话语形态。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诗学对本文诗学的建构很有启发意义。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封闭的，文学是一种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人类、心理等诸多要素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要全面地研究文学，文论在回归文学自身的同时，也需把握文学与外部因素的互动共生关系。文学总是面向现实人生的，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人类学转向和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带来的文化研究思潮，使得文论必须正视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对文学的影响。面对图像对文字的传播优势引发的文论危机，大众文化、电子媒介、视觉图像等对文学的冲击，文化诗学将文学现象和诗学问题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内，以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关注文学存在状态，及时回应工业文明下的文化新动向，同时坚守文学艺术的审美品格，试图给予生命个体以人文关怀，以作品的诗情画意对抗现实的丑恶与污浊，“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同时，文化诗学注重考察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如当下热门的言语—图像研究，为语言艺术与视觉造型艺术的共生关系找寻理论支点。从而，本文诗学与文化诗学形成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完整局面，达到了兼顾审美品格与历史语境研究的理论要求。张江教授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强制阐释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认为文论创新之道就在于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从来都是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这种学科间的碰撞和融合，只能是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迪，而不能是理论成果的简单翻版”。

除了将本文诗学与文化诗学进行关联，将之作为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一条途径之外，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当代文化和理论语境，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本文诗学也将是文论走出去的一条可行路径。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诗文评类”的总述来看，诗文品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和方法，“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源于西汉文章学的盛行，经由刘勰、钟嵘再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基本确立了五种评点文体样式。诗文评实则是我国古典文学时期的“文学批评”方式，它既不被对象的存在形式拘束，面向经史子集等各类文化典籍；自身形式亦灵活多变，“文成法立，无格律之拘”。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在此基础上的诗文评，有着知人论世的传统和印象直觉式的特点，以诗评诗的隐喻性意象传达，完全是从文本中提取而成。

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特点是体验式与感悟式的，这也使其相较于西方古典文论缜密的逻辑推演，具有概念范畴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在西学东渐的学科体制影响下，中国古典的诗文评传统被削弱，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兴起使得文学由文言形式逐渐被现代汉语体系所替代，学术界也逐步放弃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模式。之后的几十年中，文论界主要被国家政治方针所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以去政治化的口号，改善长久泛滥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立场和模式，这在使文论回归文学审美本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学院派批评的一家独大。高校知识分子精英式的研究，运用艰涩难懂的理论对文学进行逻辑与知性的肢解，使得理论与批评疏离，批评与大众疏离。有学者认为，在今天重提诗文评可以缓解学院派文学批评体系化的专制。后者“强调了知识、理论和‘智力’，而淡化甚至取缔了体悟、情绪和意志”；而诗文评以审美感悟为主体正好弥补了缺失已久的情感体验。当代一些作家如王安忆、余华、格非等，他们所写的文学批评文章，虽然很少借用理论性，却融入创作与阅读时的感性经验，往往比学院派学者的著作更具有魅力和可读性。

以诗文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形式，正是从文本自身出发，发掘了文本自身的审美特性，但由于缺乏体系的完整性，虽然能够保证文本解释的有效性，但它毕竟属于一种前现代的文论观念。我们的文论发展已经经过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洗礼，再回归到古典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恢复诗文评的活力，将之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在对文本细读和阐释的基础上建构具有普遍性的本文诗学，或将是中国文论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针对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脱节、文学理论对文本阐释失效的现状，我们在中国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重建本文诗学，将为填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鸿沟搭建一座桥梁。本文诗学从特定文本出发，建构起具有普遍性的诗学理论，连接起具体特殊的文本和抽象普遍的理论。当文学理论为文艺学的元问题提供宏观框架时，文学批评则能面向文本的特殊性，两者携手共进，从而，本文诗学以回归文本的原则重返文学自身，找寻作家的创作规律与个性特点，并试图以“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姿态，携手文化诗学和诗文评共同参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这一构想是否可以改善强制阐释之后的文论危机，迎来中国文论走出去的机遇，对此，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