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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是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从早期成名作《少年杨淇佩着刀》（1996）与《露天电影院》（1998），一系列长篇巨制《风和日丽》《南方》《爱人同志》《越野赛跑》，到最新的中篇小说《敦煌》（2020），尽管成绩卓然，但是将这些创作进行单一化的归类，依旧是困难的。像新现实主义、先锋气质、抒情笔法、再历史化写作探索，这些虽然可以视为艾伟的创作趣向，但却不足以真正概括艾伟的写作。

其实，艾伟一直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双向书写维度，即历史反思叙事与日常化叙事。日常化叙事为历史反思提供了人性坐标、宽容的理念和现实指向，而历史叙事则为日常化书写，提供了理性反思视野与厚重的历史底蕴。艾伟的小说，有的偏重于日常叙事，有的偏重于历史叙事，有的则是二者的交融。艾伟早期作品《少年杨淇佩着刀》与《露天电影院》，都是以60年代人的童年记忆书写见长，其后的《到处都是我们的人》等作品，涉及现实改革题材，但数量不是特别多，而他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爱人同志》《越野赛跑》《风和日丽》，大多发表在（2000-2010）的时间段，包括中篇《家园》描写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记忆，《中篇1或短篇二》写朝鲜战争题材，大多处理的是宏观问题，比如，革命与启蒙，英雄与凡人、战争与性爱，民族国家原则与人性宽容等。而长篇小说《南方》（2011）之后，艾伟近些年来的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呈现出更多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艾伟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关注，可以看做是对他早年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回归，也可以看做是他的双向创作维度的丰富和深化。

今天现实主义似乎已经变得十分可疑，甚至已然被视为一个消亡的传统，被人们忽视、嘲讽，并被指认为沉闷、落后的代名词。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不论是十七年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还是过渡时期由“伤痕”“改革”“反思”带来的现实主义写作新风尚；再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绝地反叛；抑或是“新写实写作”对于现实主义的另类回归；甚至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写作；即使是今天，现实主义写作依旧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不论文学风尚如何变化，现实主义从未真正离开人们的视野，不过是时而相向而行，时而背道而驰，总归不脱现实主义大范畴，始终是难以规避的核心问题。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坛的现实主义书写更多呈现出个人化、细微化的趋向，日常现实生活成为作家写作的起点，这一点在艾伟的创作里同样存在。但不同的是，艾伟在看似私人化的细小叙事背后，有的更是对个体自我生存处境与心灵状态的探索。小说《小满》经由农村姑娘小满“去乡——进城——返乡”的空间变动，讲述了小满人生遭际的巨大变幻与个体心灵的颤动波荡。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憨厚腼腆又勤劳能干的小满被姑姑喜妹带进了城，竟然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原来姑姑喜妹在城里做保姆，她工作的那家夫妻中年丧子。结果家境贫寒的小满为了给哥哥娶妻生子，成为了白氏夫妇的代理孕母。艾伟没有着意描绘小满在整个过程里的变化，不过寥寥几笔，却将小满变白变胖变滋润，将她对先生的浪漫幻想，对太太的怨怼不满，对孩子的依恋不舍，全然呈现笔端。最终，带着孩子偷偷离开的小满被找回，孩子被白氏夫妇带走，神经失常的小满和满满一麻袋钱被送回村里。经历如此种种的小满每日站在村头，幻想着自己那成为县官老爷的孩子，小说就此戛然而止。实际上，小说《小满》的情节设置并不罕见，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类似的写作就已经出现。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1930）就讲述过近似的故事。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80年后文学写作里出现的小满，自然不可能像春宝娘那般，有着被丈夫典当给秀才为妻的经历；也不会像春宝娘那样，遭受秀才和秀才妻子身与心的双重欺侮。小满有着相对安适的生活环境，有着保姆喜妹的精心照顾，她甚至一度对先生产生某种浪漫幻想。小满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然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她既有作为农村姑娘的淳朴善良，也有性格上的软弱胆小，也有年轻姑娘的感性浪漫。也正因此小满会为帮哥哥娶妻生子，而自愿做代理孕母；会因太太的几句好言安慰而感动落泪；会因先生的几分微笑几句细语而芳心暗许；小满这个人就如她的名字一般，“小满”即安，而她所期望的不过是和真正的母亲一样，不只是生育孩子，更能够养育孩子。尽管她们的现实处境不同，但春宝娘与小满在精神境况上，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她们或为生存或为情义，出卖着自己的身体，在无奈之间成为母亲，又被迫放弃身为母亲那苦辣酸甜的体验。当艾伟把目光投射到“代理孕母”这一相对边缘化的人群，关注她们内心的震荡与波动，有的不只是悲情和辛酸，也难免有一丝痛心与谅解。

小说《离家五百里》里，艾伟则以先锋的笔法，以探秘式的方式讲述有关救赎的故事。故事开始于哲明重回十年前与友人一同到过的小镇，哲明旧地重游，表面上是为了寻找昔日好友，实际却是另有原因，这在小说里却显得语焉不详，时间错置也成为小说《离家五百里》最鲜明的特点。主人公哲明十年后重回小镇，结识了幸福旅社的前台姑娘杜娟，在深入交往中，哲明与杜娟之间产生了浪漫的情愫。在一次野外郊游时，杜娟彻底失控，她要哲明带她离开这个小镇。杜娟的姐姐在十年前因痛恨这个家，无法忍受来自家中“禽兽”的骚扰，于是离家出走。今天的杜娟同样面临这种处境，逃离似乎成为她唯一的出路。小说的叙事看似无比清晰简练，却欲言又止忽明忽暗。然而，当哲明送杜娟回家时，无意中发现了杜娟姐姐的照片，一切谜底最终揭开。原来，杜娟十年前离家未归的姐姐，并非离家出走而是被人杀害，凶手竟然是十年后故地重游的哲明。哲明一心寻找的友人，竟是当年一同作案的同谋，实际上这个友人更像是哲明的另一重自我，作案动机不过是一时的欲望作祟。整个故事以侦探小说式的叙述惯性，讲述了一个反救赎的故事，哲明重回旧地以期寻回故友，来摆脱曾经作恶的内心煎熬，反倒重拾往日极力摆脱的罪恶记忆；杜娟想通过外力改变当前的生活状态，结果依旧徒劳。他们的经历成为当代人处境的某种隐喻，救赎几乎不可实现，愈是强力挣扎，越是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

当我们阅读艾伟的小说时，会发现他的创作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再历史化”的倾向，这在《风和日丽》《同志爱人》等长篇写作里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样这种特点也延续到近来的短篇小说写作。艾伟在历史叙事的冲动背后，更暗含着个体对于过往历史的独特理解。当将现实处境与历史叙述并置时，艾伟在对革命叙事的思考里，再度实现对以“去历史化”为特征的后革命叙事的超越。个体自我的内心波荡与人性之光，为文本世界带来全新的价值准则。在小说《蝙蝠倒挂着睡觉》里，主人公李小强在嬉闹中不小心将生石灰砸入好友喻军的眼中，结果喻军失去了光明。李小强父亲在愤怒中将儿子倒挂在树上。被救下的李小强性情大变，不再霸道反倒变得软弱畏缩，还和医药厂仓库保管员王麻子混到了一块。渐渐的李小强爱上了倒立，经常说出一些深刻的话，在倒与深刻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在整部小说里，纵向的历史痕迹并不鲜明，但作家却在不经意间暗示故事发生在红色的革命年代，语录式的歌谣，批斗会式的表彰大会，都似乎意味深长。李小强的种种神秘举止终于在一次表彰大会上被彻底揭开，原来平日里李小强和王麻子混在一起，甚至偷来母亲的金表，都是为了和王麻子学会气功，来给喻军治好双眼；李小强给难民的白馒头、米饭、发霉的饼干、麦芽糖也都是偷盗而来。李小强的种种举动不过是想帮助可怜人，想要行善积德。但行善为善却要通过偷窃的恶行才能实现。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们，也许只是倒挂在地球上而已。错位的时代，躁动的人们，艾伟对此并未着意描绘，却经由李小强的人生体验全盘托出，言有尽却意无穷。小说《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则是《蝙蝠倒挂着睡觉》的姐妹篇，是对李小强故事进行另一种叙事可能的探索，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故事的另一主角喻军。喻军在和李小强的玩耍中被伤了眼，双目失明，可他却坚持自己能看见世上的一切。在时间的抚慰里，喻军所愿成真。整部小说看似在讲述俄狄浦斯式的人生体会，失明者尽管缺乏的视觉感受，实际却比明眼人看得更明晰更真切。当一个人看不到世界时，反倒却看清了一切，甚至能听到整个宇宙在说话。更让人深感触动的是，当喻军处在无助绝望的境地时，他一个人该如何自我拯救？如何走向新生？艾伟实际上更深切的指出了人的存在处境，当生活给你关闭一扇窗时，未必真能打开一扇窗。然而，不放弃对未知生命的探寻，再黑暗的世界也是有光的存在，有时最绝望的挣扎亦是救赎。

当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往“十七年文学”的意识形态规范逐渐消退，新的启蒙叙事再次占据时代文学的主流，对于“人”的发现与再度关注成为文学的核心议题。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与道德问题的深度思索，到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类落魄知识分子的“新才子佳人”小说的重现，情爱书写渐渐成为纯文学写作里，对“人的文学”思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跨越发展，市场经济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领域，当文学与商业走向合谋，欲望书写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逻辑，这在现实主义写作里格外明晰，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简化为欲望问题时，欲望书写的局限也就变得愈加明显。在艾伟近来的小说创作里，关于欲望的书写并不匮乏，关乎欲望却又不止于此，显然在欲望之外，我们却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这恰恰是艾伟写作的难能可贵之处。小说《在科尔沁草原》讲述了赵子曰和朋友一行四人来到科尔沁草原消闲，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小说的基本构架不脱公路小说的叙述模式，围绕着整个草原之行的见闻展开叙事。主人公赵子曰看似临时起意的闭关修行，陆祝艳的突然失踪，那达慕大会上的风物人情，这些种种都使小说波澜迭起。然而，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还是发生在这两男两女的多角浪漫故事。主人公赵子曰既想平复心境广结善缘，又难以控制内心的欲望冲动，在旅行里收获艳情。于是他即便是闭关修行，也难以真正平息内心的种种欲望；友人王安全看似大方义气的背后，实则是一个放荡而卑怯的灵魂，短暂的欲望满足也无法真正抚平内心的焦躁动荡。丽敏那看似泼辣专横的背后，实际则是对于真情真意的渴望。在整部小说里，欲望问题没有被特别的加以强化，实际上却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种种欲望背后，是人心的无所依凭，更有不甘沉沦的灵魂在苦苦挣扎。

艾伟最新的中篇小说《敦煌》里，欲望问题同样作为小说的核心问题被加以探讨，但小说实际更是关于女性的成长故事，只不过这种成长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长，逆向生长也是人生的别样体验。在情爱叙事的表层逻辑之外，小说则更深一步去追问：每个人如何体认个体自我？个体寻求的自由边界到底在哪里？人生的一切价值追求是否终将归于虚妄？人生是否真如一个闭合的圆环，种种过往终将消散，终是枉然？这些有关人生大问题的思考，更是小说《敦煌》的意中之旨。小说以小项的情感过往架构全文，看似平常的情节设置却不落俗套。美丽单纯又活泼浪漫的小项和外科医生陈波相恋成婚，平淡如水的婚姻生活，使得原本对婚姻充满无限忠贞信仰的小项心生波澜，渴望拥有一场全身心投入的真正爱情。于是小项在多次犹豫挣扎后，最终和她暗恋多时的上司韩文涤发生越轨关系，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小项终究还是发生了些许变化。在一次出差培训过程中，小项结识卢一明，开始了新的浪漫交往。然而陈波却发现了妻子小项的婚外浪漫，在丈夫陈波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实则波涛汹涌。小说叙述到这里倒和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不忠的妻子，貌似淡然实则濒临崩溃的丈夫，一段无望却又苦苦相持的婚姻，背后指向的都是人们为爱、为自由、为欲望、为找寻真正自我而做出的艰难探寻。不同的是，毛姆笔下的吉蒂和沃特以死亡的绝境重拾爱情与希望。《敦煌》中的小项却再也无法承受精神打压与身心摧残，最终与丈夫彻底分道扬镳。单身的小项结识了留美海归秦少阳，秦博士的温和体贴善解人意，都使小项颇为动容，小项再次坠入爱河。然而不久，小项又因前夫陈波的恐吓威逼而狠心离开秦少阳，并重回陈波的怀抱。处于不断情感游移的小项，既没有获得真正的快乐，同时也没有产生过多的懊悔，相反波荡的内心却逐渐走向平静。小项最终下定决心离开陈波，离开这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小项一路向西，重回故乡，再到敦煌。一封久未启封的信件给小项的人生带来新的未知。在这封来自情人卢一明的信件里，卢一明不再是浪子，更像是一个痴情汉，他讲述着自己与初恋的浪漫爱情，他们为爱挣扎，为爱痛苦，最终为爱殉情。敦煌是他们最终作别的地方。当小项追寻卢一明信中的信息，来到敦煌月牙泉，听到的却是和卢一明所讲完全相反的故事：卢一明因初恋女友爱上别人而动杀心，却因他们二人殉情的遗书逃过一劫。卢一明与初恋女友，小项与前夫陈波，还有周菲舞台剧《妇女简史》里那对男女，他们竟是如此的相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伤害，最终以决绝的方式走向释怀。经由种种情与爱的小项，终究实现自我成长，她不再追求真相，也无意分清对错曲直，而是彻底放下一切牵绊，感动于生命中所有的相逢，这更是与自我的真正和解。

不论是对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展现，呈现他们心灵状态内心波荡；还是以“再历史化”的方式，重构新的历史想象；抑或是通过欲望叙事的表象，实现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探求。这些都是作家艾伟以现实主义笔法为基点，以日常叙事为底色，表达对人性问题的深度思索。这一切也恰恰呼应了艾伟长久以来“探讨时代意志下人的真实境况”的文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