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日出》是曹禺的第二部剧作。因《雷雨》赢得的巨大声誉，《日出》一经发表便引来文坛的高度关注。1936年6月1日《日出》在上海《文季月刊》创刊号连载，每期一幕，连载4期，9月1日刊毕，是为初刊本。两个月后，1936年11月《日出》单行本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简称文生社）出版，是为初版本，简称文生版。文生版《日出》大获赞誉，版次更迭极快。1936年11月初版，12月即“再版”，至1937年7月，10个月的时间里，文生版《日出》共出版了11个版次，印刷14000册。抗战期间，与其他现代产业一样，新文学出版业遭受重创，文生版《日出》的版次更迭虽然减慢，但8年时间仍然出版了约11个版次。抗战胜利之后，文生版《日出》仍然广受欢迎。至1953年5月，文化生活版《日出》总共出版了至少28个版次，可谓长销不衰。

《日出》初版本

这里的“版次”，实际就是今天所说的“印次”。“版次”是沿用民国时期出版物版权页的惯常说法：民国出版物的版权页上，一般写作“民国某年某月初版，某年某月某版”。严格区分出版物的版次和印次始于1950年代。1950年9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提出在“版权上，对于初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名称等等，均应作忠实的记载。”同一部作品，不同纸型（即重新排版）的出版物分属不同的版次；同一纸型（即维持原有排版）的出版则为不同的印次。据此，民国出版物所谓“再版”实为“重印”，“某版”也即今天的“第某次印刷”。

现代文学版本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唐弢的书话写作开始，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提上日程。至80年代中期,朱金顺、姜德明、金宏宇等学者的版本研究，涉及几乎全部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但是对于同一版本的“版次”问题，学界没有太多关注。不同的版本，因为重新排版，重做纸型，一方面版本的形态（包括装帧设计等等）会呈现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作家可以借机进行增补和修改，所以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而对于不同的“版次”（也即“印次”），则因为现代印刷术的特性，人们一般都将其视为同一版本在不同时段的“复制”而已，在研究中一笔带过。

第26版和第26版新1版，两版纸型不同，且新1版排版更紧凑

但不同的“印次”，并非仅仅是对最初的“版次”进行简单的“复制”。有的著作在不同的“版次”间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典型的如由亚东图书馆印行的胡适《尝试集》，从第1版、再版，到第4版，序跋乃至诗作的增删都有显著变化，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女神》的版本研究算是进行得比较深入的。但大家的目光始终集中在几个不同的版本上，分析版本的差异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学史意义。但对于同一版本的不同版次仍然是忽略不计的。泰东图书局版的《女神》不同版次在内容上也许没有太大的改动，但在封面设计、广告推介以及丛书归属等方面，从1921年、1927年、1930年到1935年都呈现出明显变化，表明了《女神》在不同历史时段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显示了出版者以及受众对其认知发生的微妙变化。而王风在《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中提到，他在整理《废名集》的时候发现，如废名这样语言敏感度极高的作家，即使没有重新排版，也会利用重印的机会在纸型上进行“挖补”修正。对于这一类型的作者，搜集同一版本不同版次的作品，将不同版次的作品加以比较，也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如上文所说，从版权页看，文生版《日出》至1954年文生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至少出版了28个版次。笔者搜集其中27个版次，对各版次的出版时间、版次、出版地址、所属系列等情况稍作整理。（附于文后）通过对文生版《日出》诸版次的考察，澄清了曹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提出一点思考，望与各位方家探讨。

二

《日出》于1936年9月连载结束，11月即出单行本。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文艺”副刊第273期、1937年1月1日“文艺”副刊第276期，在副刊编辑萧乾的组织下，先后整版刊载来自文学界、学术界的十几位专家对《日出》的“集体批评”，其中包括茅盾、巴金、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李广田、荒煤等。作为对这次声势浩大的“集体批评”的回应，曹禺写下《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在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04期上发表，其后又作为“跋”收入文生版《日出》。

《我怎样写〈日出〉》，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

《我怎样写〈日出〉》究竟何时作为“跋”收入《日出》单行本，学界曾经有过几种不同说法，并引发不同猜测。比如《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编著，1985年版）称初版本中有“跋”，有人因此而怀疑初版本的出版时间应在1937年3月后。（1）而后的《曹禺年谱长编》（田本相、阿鹰编著，2017年版）称《我怎样写〈日出〉》作为“跋”收入《日出》“再版重印本”，一般文学史叙述中则含混地说“再版”时作为“跋”收入。（2）还有部分研究著作则直接将《日出·跋》的发表时间写成“1936年”。（3）但前文讲过，《日出》的“再版重印”始于1936年12月，而《我怎样写〈日出〉》刊登于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作为对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的两次“集体批评”的回应发表的。这中间的时间差引发了学界对于这次“集体批评”的操作流程的疑虑，同时也对时任“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发起和组织这次“集体批评”的意图和目标产生了诸多猜测。2000年前后成为学界热点的学术研究神话化现象研究（4），更把《大公报》“文艺”副刊对《日出》的“集体批评”视为现代文学学界制造神话的例证之一。（5）

在《日出》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天津《大公报》的“集体批评”与“文艺奖”功不可没，这一点在学界已有共识。萧乾组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集体批评”与曹禺对“集体批评”的回应在时间上存在漏洞，因此被部分学者认为“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并称萧乾组织的这次集体批评是一群人“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捧场、凑趣、献殷勤、表忠心的结果”。（6）例如，张耀杰的文章这样描述《我怎样写〈日出〉》作为“跋”收入《日出》的单行本的过程：“《日出》于9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11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11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一斑。”

然而这里所谓“双簧戏”是建立在史实错讹基础上的错误判断。笔者调查文化生活版《日出》的第一、二、三、四等较早的版次发现，《我怎样写〈日出〉》作为“跋”收入《日出》单行本，并不是在1936年11月的“初版”，也不是1936年12月的“再版”、1937年2月的“三版”，而是在1937年3月的“四版”。文化生活版《日出》的第一、二、三版本都没有“跋”，从1937年3月的第四版开始，《日出》才有了“跋”，而此时距离曹禺《我怎样写〈日出〉》的发表至少已经过去几天了。所以，上述论文中充满讽刺意味地反复强调的“两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上并不存在，其所谓“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更不成立。

《日出》1937年4月第5版，可看到已有跋

至于说到编者萧乾的“用心良苦、煞费苦心”，在《雷雨》的东风之下，一个感觉敏锐的批评家对《日出》充满期待、热心推广，本是其分内之事；而一个有眼光的媒体人，发掘有水准有口碑的畅销书，想来也是理所应当，毕竟，如前文所说，《日出》的再版重印速度是非常快的，销售也颇为可观。

通读“集体批评”的所有文章就会发现，“集体批评”对《日出》的评价并非全是褒奖和夸赞。荒煤就认为“日出是不及雷雨的”，“作者仅仅突击了一些‘现象’。而他应该突击的却是‘现实’”，曹禺“应该有更大的成就在来日！”（7）李广田也明确表示“我更喜欢雷雨”（8）；朱光潜则直白地说，不想谈《日出》的好处，只“想说个人读《日出》后所感到的一些欠缺”（9）。这样的“集体批评”硬说成是“捧场、凑趣、献殷勤、表忠心”，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萧乾在1937年1月1日的“文艺”副刊“集体批评”的《编者补白》中为“集体批评”所展现的“超捧场、超攻讦”的批评态度而欣慰：“谁说批评不是阿谀便是中伤？”我们“这里有赞赏，然而是出诸喜悦；有指摘，然而是存心鼓进”。为了进一步宣扬这种“超捧场、超攻讦”的文学批评，萧乾还在积极策划第二次集体批评，在《编者补白》中为第二次集体批评征集读者来稿：“这里应该宣布的是我们第二次集体批评的对象：《星》叶紫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实价三角 凡曾读过这本小说的朋友们，盼都将意见简单爽直地吐露出来。一俟稿齐，随时发刊。”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计划中的“第二次集体批评”最终并未完成。同时，“集体批评”的方式在读者中也颇受好评。杭州读者潘琳特特来信，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栏提建议，称“最好的办法，是集体批评，像批评《日出》的专辑那样”，“虽则也许会引起论战，倒是读者所欢迎的，只要不是乱嚷乱骂，而是平心静气地论辩的话。”（10）

考察参与《日出》“集体批评”的专家和学者：茅盾、巴金、靳以、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李广田、杨刚、黎烈文、荒煤、陈蓝、李影心、李蕤、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英国学者谢迪克，以及组织“集体批评”的萧乾，要说这些人存在共同的“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的倾向，实在让人难以信服。相反，因为文学趣味的差异，这场“集体批评”在批评者之间引发了几场论争和笔仗。

三

在现代文献整理过程中，版本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初版本，或者比较完整的版本，各有各的理由。但面对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学界或者持无所谓的态度，有什么用什么，不加择选；或者依据现代出版业、印刷术的特点，把印刷时间靠后的版次列为首选。第一种态度，如上文所说，有可能形成错误的认知；第二种选择，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文生版《日出》曾先后被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旗下的“文学丛刊”和“曹禺戏剧集”两个丛书系列。“文学丛刊”系列由巴金主编，从1935年底至1949年，陆续出版10集，每集16种，影响极大，文生版《日出》从初版开始即被列入“文学丛刊”系列第3集。“曹禺戏剧集”系列则出版在抗战爆发之后。据田一文回忆，1941年春天，巴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重庆沙坪坝互生书店商量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并确定仍然由巴金主编“曹禺戏剧集”系列。（11）于是在1941年1月《日出》“文学丛刊”系列第17版之后，1941年5月《日出》又有了“曹禺戏剧集”系列“重庆初版”，其版权页上注明：上海福州路和重庆沙坪坝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联合发行，重庆沙坪坝正街互生书店总经销。

1942年12月出版曹禺戏剧集“桂一版”

接下来出版的《日出》“曹禺戏剧集”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版次，使用与《日出》“文学丛刊”统一的印次，1941年9月“曹禺戏剧集”第18版和“文学丛刊”系列第18版同时出版。此后，《日出》“文学丛刊”系列不复得见，而“曹禺戏剧集”则继续沿用“文学丛刊”系列的版次继续出版。

1942年12月《日出》“曹禺戏剧集”印刷第19版；当年12月又出版了“曹禺戏剧集”的“桂一版”。而后文生社为增强重庆业务，减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压力，将“曹禺戏剧集”等部分书籍交由重庆办事处排印发行。故“桂一版”之后，文生社《日出》的“曹禺戏剧集”系列再无桂林版。接下来，1946年8月“曹禺戏剧集”第21版；1947年2月出版了第22版；1948年2月、12月相继出版了第23版和24版；1950年9月出版了第26版（同时期，还有“第廿六版 新一版”问世），到了1953年5月第28版出版，这是笔者所见文生版《日出》最后的版次。

《日出》1953年5月第28版

与《日出》“文学丛刊”系列相比，“曹禺戏剧集”系列从“重庆初版”开始，在版权页上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重庆初版”的版权页将《日出》的初版时间误作“中华民国廿五年十月”；1941年9月《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第18版将初版时间写成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而同时出版的《日出》“文学丛刊”系列第18版并没有出现这种失误；此外，《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的1946年8月第廿一版和1947年2月第廿二版都将初版时间误作“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因为版权页上的反复失误，所以熟悉《日出》版本的研究者，往往更看重早期的“文学丛刊”系列，而对更晚近的“曹禺戏剧集”系列心存警惕。

尽管《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印次靠后，其可靠性却大不如印次更早的“文学丛刊”系列。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的办事态度或者情绪等出现了问题。《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出版时期，文生社重庆办事处虽有总经理吴朗西坐镇，但吴朗西主要负责资金调拨，并在和成银行担任要职，工作繁重。故而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田一文负责。田一文是巴金的好友，无论是在日常工作方面，还是在文学眼光方面，都颇得巴金信任。巴金曾经在给杨苡的信中表示，赵瑞蕻的译稿可直接交给田一文，田一文“可以代我看看译稿”。（12）但那时田一文独自一人在重庆负责出版具体事务，一方面身负重担，工作压力大，同时又挂念着铁蹄下的家乡武汉，而且因为个性直率，得罪了一些朋友。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他的情绪和工作态度。从《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来看，田一文的校对工作不甚严谨。并且《日出》“曹禺戏剧集”系列的问题并非个例，比《日出》版权页错误更为出名的是重庆文生社出版的《淘金记》的校对问题。1943年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由文生社重庆分社出版，但沙汀发现了这版《淘金记》不少错字，对田一文的校对非常不满，特作《校正记》提出批评。此事件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声誉颇有影响。1946年8月7日、1947年8月14日，巴金先后致信沙汀，告之《淘金记》在文生社上海初版和再版情况，初版改了六个字，再版改得更多，并特意说明是根据沙汀的短文《校正记》改正的。（13）同时巴金也多次致信田一文，叮嘱他校对要更细心些，表示作为友人原谅其缺点，希望能更进步，并能终身参与到文化出版事业。（14）

其二则与时代环境相关。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进程总离不开时代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1930年代是国民政府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文化在跌宕中逐步发展。而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在战乱、逃难和救亡中的文化出版业处境艰难可想而知。比较两个系列版权页中的出版所地址便可窥见一斑。“八一三”战役前，《日出》“文学丛刊”系列共印刷11版，出版所地址都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比较稳定。进入孤岛时期，《日出》印刷了7个版次，出版所地址变更了3次：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山西路慈丰里、福州路三八四弄。“曹禺戏剧集”系列的出版所地址则复杂得多，1949年以前的版次中几乎没有两本出版地址是完全一样的。整理这些出版所地址的变迁，也许能够理出一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流亡史。这样的颠沛流亡中，出版印刷中出现各种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具体工作人员的态度、情绪等等，最晚的也并非就一定最佳。例如，文生版《日出》第四幕中有一段情节，胡四给顾八奶奶说戏。胡四念了一段锣鼓经，顾八奶奶得意洋洋地跟陈白露炫耀“这家伙点叫‘急急风’”，胡四嘲弄她记性不好说错了，顾八奶奶“（掩饰地）哦，哦，这叫‘慢长锤’”。“慢长锤”是京剧锣鼓经中的一种，由长锤和夺头结合而成，多用于原板、慢板或者二六的入头，或是用来配合比较缓慢的人物上场、更衣等动作。1951年上海的京剧老艺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在人民大舞台举行盛大演出，梅兰芳参加的《龙凤呈祥》中孙尚香出场时，16位京剧名家扮演宫嫔，配合着慢长锤，一对对缓缓登场，大锣打了82下才走完。慢长锤的“慢”在这里将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查考文生版《日出》各个版次，初刊此处作“慢长锤”，而其后来的诸版次，从“文学丛刊”系列“曹禺戏剧集”系列到1951年开明书店“曹禺选集”版、1954年的人民文学出社“曹禺剧本选”版、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现代戏剧创作丛书”版、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川版”、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曹禺文集”版、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名剧丛书”版等等，除了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小丛书”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选集”版等版本删掉了这段对话，其他的版本几乎都把“慢长锤”误作“慢长锥”。笔者从文生版《日出》1936年11月的初版开始逐一核对，错误的源头来自第四版。第一、二、三版均作“慢长锤”，从第四版开始，这段“家伙点”的名目变成了“慢长锥”。这样的错误一旦出现，后来的校对者，如果没有一定的京剧常识，仅靠检查文字是否错讹、行文是否通畅、上下文的逻辑等等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个错误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第4版《日出》新加入了“跋”，校对人员在校对“跋”的过程中，顺便给第4版《日出》在文字上重新进行校正，也就是所谓的在纸型上挖字修补，结果反而出现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从1937年3月延续至今。

在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中，版本和印次，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现代文学的文本文献形成过程中，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以及现代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深度参与，使其具有了与古典文献完全不同的面貌。一方面，短时期内，作者自发或者被动的修改，形成诸多独立又相关的版本；另一方面，现代出版文化和印刷技术，又深刻影响到版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从而传达出丰富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信息。将版次与印次结合相研究，也许能为中国现代文学版本学研究开辟一块新的学术土壤。

附录：

注释：

（1）潘克明，《关于〈日出〉初版本出版时间的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

（2）如金宏宇、吕丽娜《〈日出〉的版本与修改》（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

（3）如曹树钧著《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第274页（2014年），刘勇著《中国现代文学的多维阐释》第9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宋宝珍著《暮合幕开 当代剧场的炫目风采》第7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4）所谓“学术研究神话化现象”是指“以学术方式制造神话的现象”。对它的研究或从外部包括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或从学术研究的内部机制加以分析。福柯、萨义德、卡拉-穆尔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戴燕《文学史的权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马俊山《走出现代文学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是这类研究中的佼佼者。

（5）参见张耀杰《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它》（《书屋》，2000年第12期）、徐翔《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批判》（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等。张耀杰在《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它》将其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神话化现象的例证之一，并且做了详细的史料论证。

（6）张耀杰，《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它》，《书屋》，2000年第12期。

（7）荒煤，《还有些茫然》，《大公报》“文艺”副刊，1937年1月1日，第13版。

（8）李广田，《我更爱〈雷雨〉》，《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12月27日，第11版。

（9）孟实，《舍不得分手》，《大公报》“文艺”副刊，1937年1月1日，第13版。

（10）杭州潘琳，《“集评”更理想些》，1937年7月7日第12版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读者评书评（二）”。

（11）李济生编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第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12）巴金致杨苡信（1944年4月22日），杨苡编《雪泥集 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第4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李国糅、李小瑞编，《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14）参见巴金著，《巴金书简 初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