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11月，偶然阅读到培浩的文章《小说如何“重返时间的河流”——心灵史和小说史视野下的〈望春风〉》①，文章呈现出来的开阔的批评视野、厚重的思想意蕴、差异性的观点、绵密的史料求证、精细的文本分析、诗性的批评语言和个体化的情感认同，不断撩拨、挑战、嘲讽我的阅读经验和学术认知水准，我迅速沦陷在文章构建的整体意境中。从此开始，我对培浩的文学批评进行一种追踪式的阅读，但我的阅读脚步始终无法追赶他的写作速率，他仿佛执一根批评的魔杖不断变幻出超越你阅读期待的文章，不断提升你的期待峰值，无论是在写作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令人惊叹。从2018年至今，培浩相继出版了《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为中心”》《岭东的叙事与抒情：新世纪粤东文学观察》《穿越词语丛林》《正典的窄门》五部文学批评专著。并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系列奖项，入选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支持”计划。在如此厚重的学术积淀和普遍的社会认同面前，我对他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赞叹和敬佩，更有一种全面进入，挖掘出全部秘密，并将其公示于众的欲望。2019年5月，我在《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上第一次见到培浩，培浩温和、儒雅、随性的气质，与我在他的批评修辞中想象的形象大相径庭。在与培浩的交流中，他极具特色的潮汕普通话，并没有成为他表述自己批评情怀和野心的障碍，这更激发了我探索他的文学批评秘密的欲望。

在全面阅读培浩的文学批评后，你会发现在不断变化的批评面相背后，始终有几条不变的连接其批评根底的线索和脉络：对世界性视野和中国经验的强化，为其文学批评搭建了坚固的基本框架；对文学批评“元话语”的反驳和对文学批评社会效能的凸显，为其文学批评确立了基本方法和准则；对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指向的强调，为其文学批评注入精神底色。这其中有牵扯出当下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实践方法、语言运用、话语体系、价值意义、现实困境和未来走向等一系列仍未完成的问题。

一、世界意识与中国经验

1827年歌德在阐释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时，首次提出“世界文学”观念，后经马克思、佛克马、达姆罗什、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约翰·皮泽、玛莎·努斯鲍姆、提姆·布莱南等西方文艺理论家的阐释，世界文学观和世界文学意识呈现出不同面相和走向，但始终保持一种普遍性共识：世界文学观念成为西方与他者之间不对等地位的文化隐喻。世界文学观念的塑造和构建充满了浓厚的东方想象和帝国主义修辞，在世界文学观念内部横亘着难以革除的文化和文学等级观念，西方文学始终处于世界文学的中心和顶峰，并成为文化资本的象征物，“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和基督教价值观”②，“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带有鲜明的霸权色彩和东方修辞的世界文学观念并没有真正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反驳和抵抗。从晚期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起，中国文学的调整、转型和裂变的机缘往往不是发生在中国文学内部，而是缘起于外部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以西方他者为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小说的引入、诗歌欧化语言的兴起和“欧西文思”④的倡导都以西方文化和文学为发展导向。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文化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变革的唯一资源和终极指向，通过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借用、模仿，打破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稳定结构，以此推使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大量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被译介和借用。虽然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延安文艺及其构建的文学标准长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话语，中国文学经验得到强化和凸显，但西方文化和文学仍然作为反向的他者而存在，并没有彻底隐匿和消失，只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延续了文学等级秩序和观念。“文革”结束以后，在“去政治化”和“后革命”语境中，被长期压抑的西方文化和文学重返时代现场，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格里耶、萨洛特、布托尔、杜拉斯等西方作家成为中国作家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学场域轮番表演，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和文学操练的主战场。在这种境遇和情势中，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格局和等级秩序不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进一步强化和稳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与西方的遭遇中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重塑，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小说在西方译介和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被西方“现代”话语压制和贬低的状态，“也就是说，‘西方’或‘西语’之外的文学——如中国文学，被强行摁定在这样一个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中国作家不得不对西方文学持仰视姿态，最后，不得不以获得‘西方’的认可方能晋身‘普世’的行列”⑤。

面对中国文学与西方遭遇中产生的焦虑和危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并没有保持清醒的认知和警惕，而是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紧贴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步幅和频率，努力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挖掘西方文化和文学因素，以此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在这种逻辑下，文学批评习惯性地为中国作家寻找精神依附和审美资源，在主题设置、人物塑造、情节铺展、意象塑造、语言修辞等文学审美要素上进行知识考古式的研究，以此把中国文学与西方勾连起来。但这种“原典性的实证研究”却有意忽略中国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境遇，以贬抑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为代价，强行将中国现代文学拉进世界文学谱系。二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采取抵制和抗争的态度，把西方文化和文学看作资本主义的文化隐喻和象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回炉中，试图恢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因素，先秦散文、魏晋志怪、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参照和借鉴。因此，文学批评以“强制阐释”为理由回击西方文化和文学，以抒情性、日常性、本土性、民族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招魂。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批评思维和路径，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和症结。

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这种尴尬局面，培浩在文学批评中注入一种有别于常态的比较意识，并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方面，把中国当下发生的文学事件、文学论争、文学思潮和文学文本放置在中国文学整体脉络中去审视和考量，从中发现中国文学的常态和当下文学的变量；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学推入世界文学谱系中去比较和勘察，从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比较分析，成为他的文学批评的坚实框架和基本面相。这种强烈的比较意识与培浩的比较文学专业背景有着极为重要的内在关联，经过多年学院式的学术训练，培浩的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写作范式、审美趣味和逻辑思维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和定式，并推使他不断在中西比较的路径上滑行。但如果要维持这种滑行惯性，并保持路向的正确性，就需要时刻扩充自己的阅读范围和延伸阅读视域。因此，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博尔赫斯、叶芝、里尔克、辛波斯卡、福楼拜、托尔斯泰、辛格、特朗斯特罗姆、罗伯特·哈斯、狄更斯、雨果、都德、屠格涅夫、普希金等一系列西方作家及其经典作品成为培浩摄取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宏阔而多元的阅读对象，及其形成的阅读经验并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文学资源和反证中国现代文学的孱弱，而是在中西文学相互比较过程中形成二者之间的“互文”，“在我的阅读中，那些创造性的阐释常常有意无意地跨过互文性的桥梁……我所理解的‘互文性’已经不完全是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互文性’，我以为互文性就是一个文本唤醒另外一个文本，而文学批评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文本的联结点”⑥。或者说，培浩对互文性的重新阐释和塑造，构建了培浩独特的世界文学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并通过文学批评的译介呈现为具体的批评文本。

以《走向卡尔维诺——论王小波对卡尔维诺的接受》⑦为起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始终纠缠在培浩的文学批评中，王小波与卡尔维诺、余华与辛格、麦家与霍桑、格非与博尔赫斯、杨克与普希金、艾云与萨特、魏微与波伏娃、陈纸与加缪、特朗斯特罗与张曙光等众多中西作家之间的迎合和对峙，不断在培浩的文学批评中翻腾、跳跃。从中西文学对比中，培浩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虽然滞后于西方，中国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借用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这无法证实二者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等级和秩序，不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看作依附与被影响，而是在恰切的历史节点上，西方文化和文学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变革诉求，是“因外而有我”式的“互文”。因此，文学批评对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是为了阐释二者在相似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学共振和情感共鸣，是勘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在世界文学的典范性文本中发现中国文学“一种潜力的解放”⑧。例如，培浩把格非的《望春风》放置在中国小说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去考察，在与《金瓶梅》《红楼梦》的比较中，凸显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常态和变量，追问“融汇于《望春风》中那些在以前作品中不断重现的‘格非经验’究竟是什么？而格非通过理论探讨和小说实践共同命名的‘重返时间的河流’究竟是什么？它意味着格非小说观上什么样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坐标中又有何意味”⑨。同时，又把《望春风》投入到世界文学谱系中去衡量，通过与艾略特的《荒原》、博尔赫斯的写作策略的比较，讨论小说讲述乡土的方法和路径，最终提纯出“小说如何面对时间”这样一个世界性文学问题。可见，培浩阐释《望春风》的目的不在于重构世界文学等级和秩序，而是寻找世界文学共同面对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和难题，也就是说，“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⑩。更为重要的是，培浩认为问题和难题的同质性并不意味着小说叙述方式的同一性，《望春风》的价值和意义更在于叙述方式的守正和创新，既有对明清小说“草蛇灰线”叙述技巧的修复，又有对西方现代叙述方法的转化。可见，培浩更为看重的是中国经验和世界意识的相融，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互文”，而他的文学批评也正执着于此。同样，在《“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在新时代生活中坚持“中国精神”方向》等文章中，这种独特的比较意识贯穿始终。

二、元话语的禁锢与文化研究的修正

从历史总体性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始终依附于宏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寓言，文学批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是通过对文学现象、文学事件、文学论争、文学文本、文学作家的认同和批判，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和文学实践秩序。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文学批评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理论资源，构建政治化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对这一体系进行修补和完善；二是在此基础上，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寻找文本例证，确认文学经典，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场域和坚定的历史惯性；三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想进行符合自我需求的辨识，在吸收和批判中丰富自身理论资源。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元话语”的批评范式长期统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普遍性的优先权也是统一化的历史目的论，一切都必须统一在一种纲领底下，一种原则底下，这就最大可能排除了个别性和异质性，当然也消除了特殊性和多样性”⑪。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没能把这种元话语转换为切实的历史命题，放弃了如何利用这种元话语推进文学批评的现实有效性和未来可能性，而是构筑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使文学批评走向绝对化和极端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时期的开始，如何与文学批评元话语划清界限，挣脱元话语的束缚，消除元话语的影响，成为文学批评的共识性意见。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想的大规模引入，成为替代和清除元话语的路径，“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成为文学批评共同的话语指向，文学批评借此实现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但这一转向的症结是，当时的理论界并没有对文学批评元话语的历史前提、内在逻辑、具体位置、社会功能、历史价值、复杂语境，以及文学批评转向新的美学倾向的逻辑关系等问题进行仔细辨识和追问。而是急于以西方文化理论割裂、压倒、取缔文学批评与政治的关系，本应该仔细考量的西方文化理论在未经辨识的前提下，成为文学批评新的价值尺度和实践标准，这在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元话语”的思维范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⑫。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尽情释放激情中，无法为人们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感受、现实经验，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催使文学批评退缩到学院和隐匿在书斋中，文学批评演化为生产各种理论知识的工具，沦为在幽暗的空间里自我欣赏的装饰品，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逐渐退化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文学批评终于为自己的匆忙和草率付出了代价。

在这种情势下，文学批评实践的前提是对“元话语”和“向内转”，及其裹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清理，为文学批评寻找新的出路。而文化研究似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对象由文本转向现实日常生活经验，使文学批评范围跨出文学领域，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成为文化分析的符号。或者说，“文化研究话语方式就是透过文化视角考察文学史，经由文学批评透视社会思想文化特征”⑬。在培浩的批评观念中，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当下文学批评的难题，但文化研究的有效性是以泛化文学批评对象，淡化文化批评本体为代价，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文学批评往往成为文化研究的工具和注脚。文化研究想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有效性，必须对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成因进行辨识，“文化研究在保留了80年代介入现实的可能性之余，在知识方法的丰富性、复杂性上显然大大区别于从前”⑭，因此必须返回新时期以来的具体语境中勘察文化研究是如何在文学批评与政治断裂，与人学和语言学联姻的情势下，由背后走向前台，从而获得前有未有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文化研究兴起背后隐藏的中国当代社会及其携带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反思对象，例如，人道主义、知识转型、现代性转向、人文精神、社会分层等在中国当代社会重要时间节点发生，能够表征当时历史情境和社会动态的典型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培浩对文化研究的认知态度表明，历史和社会发展有着内在规律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但历史的总体性在文学讲述中并不完全是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历史的总体性往往隐含在历史阶段性中，片段化、碎片化、个人化的文学讲述同样可以表述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文化研究既要包含历史总体性，又要体现个体意识；既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关系，又要强调审美本体；既要契合社会时代热点，又要坚守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样，培浩的文化研究形成相对成熟和稳固的原则：历史总体性演化为文学批评实践的总体背景，这个背景始终无法撼动，并有着明晰的未来指向；现实社会问题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核心对象，但问题的生成和选择与个体日常生活经验有着密切关联；对问题的阐释要以文本为核心，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间寻找结合点。例如，在《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中，以“现代性”这一历史总体性为背景，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放置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以此牵连出“知识转型”这一核心问题，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人文精神、市场改革、岗位意识等相关问题，并把问题阐述集中到洪子诚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过程中的个体心态和精神转向上，从中寻找洪子诚文学史写作的差异性。可以说，此文是培浩文化研究方法、原则的集中体现，他以文化研究为桥梁，在社会史、文学史和个人史之间搭建了一个传递多种声音的秘密通道。

培浩在关注历史、现实和个体互动的同时，更为关切自我独特的人生际遇和社会经验在文学批评中的显现和传达。或者说，有一种明显的代际意识流淌在的文学批评中。从2018年开始，培浩在《广州文艺》主持“当代文学关键词”专栏，以“关键词”的方式重新进入当代文学史，“怎么样让关键词更好地进入时代，不仅是去描述一个时代而是去阐释或者照亮一个时代？这是我们努力思考的一个方向”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在关键词的选取上突出当代文学史的现场感，例如，“底层文学”“新经验”“在场主义”“城市文学”“人工智能文学”等关键词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注重文学与现场密切联系”成为栏目坚持的批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学批评现场感是对文学批评如何表述和传达一个时代中个体经验问题的及时回应，如何通过文学批评来塑造一个时代和时代中的人，成为文学批评的另外一张脸谱，为文学批评注入一种灵性，把“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⑯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因此，在培浩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发现沧桑而厚重的50后、尖锐而深刻的60后、孤独而迷惘的70后、紧张而焦虑的80后、独立而自我的90后，以及这些代际群体携带的时代信息和社会密码。例如，在《“转型”或是“回望”——读麦家新作〈人生海海〉》中，培浩在“上校”私处的图案上发现的不是悬疑故事和复杂叙事结构，而是一代英雄归来后无边的精神痛苦：“当女鬼子和汉奸在他身上渐次刻下印记时，他的身份已经再难清白，这成了他一生如影随形的耻辱、秘密。他像俄狄浦斯一样，携带着被诅咒的命运上路，左冲右突、随遇而安、洒脱旷达却始终难脱节节败退、一败涂地的命运。所不同者，俄狄浦斯不知自身被诅咒的命运，而上校却是自身命运诅咒的知情人。他需要有怎样强大的心智，他曾产生怎样浩荡的孤独，面对历史扑面而来的巨浪、飓风和旋涡。有趣的是，小说中，上校的内心从未在内部敞开，伴随他去穿过历史的，只有那一黑一白两只猫，这事实上反证着他内在无边的孤独和辽阔的暗经验。”⑰同样，《荒诞的叙事史与历史化——从王威廉小说的荒诞叙事说起》《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历史风雨中的精神考工记》等文章不仅面向历史、社会和文学，更是直击人和人心。

三、个体精神困境与文学批评的德性

培浩的文学批评向历史、社会和人心敞开的同时，更是对现实生活中自我精神困境的解剖和治愈。在培浩的文学批评中，坚硬的词语表壳经常包裹着孤独、悲凉、迷惘、惊恐、怯懦等精神感知和情绪体验。这种精神感知和情绪体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而是极具个人色彩，是从私密的个人生活中滋生的难以言说的幽暗的精神秘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拆解产生这种精神秘密的内在逻辑：对当下文学批评现状的深切忧虑和融入现实世界的虚弱无力。培浩从事文学批评多年，在不断丰富自我批评话语的同时，更多的感受到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而这种困境和障碍，很大一部分初始于文学批评的泛化和泛滥，“文学批评从来不缺热闹，甚至，文学批评的问题就在于太过热闹”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对象从围绕着文学及其周边事物，扩展到现实日常生活内部，建筑、时尚、影视、网络、地方知识、法律等一系列原本与文学批评无关的事物都被纳入文学批评视野，文学批评不再是只关乎文学的审美表述，而是成为阐释现实世界的中介和通道。这种批评对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文学批评深陷无法辨识和无力阐释批评对象的困境中，批评者要想熟知每一个批评对象，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批评方法、批评观念和批评诉求，这对批评者构成难度极高的挑战。同时，文学批评对新鲜事物的追逐使其无法真正摆脱喧嚣外在世界的诱惑，文学批评在与新媒介、新技术的媾和中逐渐淡化了文学批评的本体意识，从而使文学批评变得面目模糊。

但也正是这种独特的体验情绪，使培浩始终在思考文学批评的使命、价值、立场、局限性问题，并探寻缓解恐慌情绪的路径。在培浩的认知中，类似于别林斯基、哈罗德·布鲁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德·曼、哈特曼、米勒、李健吾、周作人、茅盾、梁实秋这样的批评大师，从未把文学批评作为单向度的审美阐释工具和文化生产场域，而是通过文学批评构筑一个自我与批评对象进行精神对话的空间，在迎合、中立和抵抗中反观和重塑自我精神图景。这种浸透个体精神的文学批评会产生思想的碰撞和论争，提升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文学批评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培浩更愿意把文学批评看作是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的隐喻和象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审视自我精神褶皱和心灵细节，并通过文学批评实现精神救赎，正如其所言：“提倡批评生态的包容多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何谓文学批评，教科书提供的是一般化定义，但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个人风格化的。所以，从事文学批评者不仅要追问何谓文学批评，更要追问何谓有效的文学批评，何谓好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必须要有幽微曲折的审美之心，也要有精深宏阔的历史之眼，前者帮助批评家不要遗漏了作家的体验，后者帮忙批评家为这种体验找到合适的历史位置。能如此，便不失为称职的批评家。可是，更好的批评家，还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个人风格；更更好的批评家，他的写作不仅阐释作品，阐释自己，它也在时间的迷雾笼罩的巨石荒野中寻路，它用创造性的批评照亮了人类精神的某条分岔小径。”⑲所以，在培浩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无法找到霸权式的启蒙话语，也很少看到对批评对象的刻意贬损，更难发现批评者的优越感，“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⑳。例如，从《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镶合——兼论〈暗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增量意义》中传递出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与特殊历史时期极端环境中的国家英雄之间，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之间的精神对话，关于个体如何处理与巨型历史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交锋；《情义呼唤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在对当代文学意义空洞化的分析中，呈现出把自我情感投射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欲望和冲动；《恐惧作为一道桥梁》在阐释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中，悄然植入自我在日常中的恐惧情绪。正是在这种精神对话中，培浩不断重塑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者。

培浩作为学院体制内的80后批评家，拥有这一代人共同的生活经验，面对现代巨型城市对个体生活的全面掌控，个体逐渐失去充分表述自我的权利和渠道。或者被资本逻辑推向不断追逐物质欲望的深渊，在物欲满足的幻象中沾沾自喜；或者被现实社会遗弃，退回个人狭小的生活空间，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黑洞；或者在空洞的批评和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中，对现实世界进行虚假抵抗。但无论选择何种存在方式，都无法避免个人与现实之间有效连接的中断，无法掩盖个体精神困顿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下，如何脱困和重新召回失去的主体意识就成为这一代人需要正视和破解的难题。而培浩恰切地把这一问题与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功能放置在一起思考，通过重新寻找和恢复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重塑这一代人的主体空间。正因如此，培浩对80后写作的关注点从具体讲述内容和叙述方式，转向80后写作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精神资源的重新辨识和认知上。写作者的精神抱负，对当代人精神问题的回应，以及写作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成为培浩重点勘察的对象，“关注同代人写作，不仅仅是对他们作品的阐释，也是在以前寻找、辨认和见证存在的破碎和破碎中的确证，不仅是对作品，也是对世界的辨认；不仅是对‘80后’，也是对‘80后’之前全部历史传统的自觉守护”㉑。但这种历史传统的自觉守护，不仅仅指向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更是在对中国文化经验的再指认中，提纯出中国精神和中国方向，在文学批评中植入厚重的历史感，“给所有的观点以‘历史的同情’”㉒，借此照亮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在《探索新时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让世界读懂中国灵魂》等系列文章中，培浩试图通过学理上的考证，“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㉓，借此唤醒和激活当下文学写作中的精神之力，以及介入社会现实的伟大传统。这种在文学批评中融入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精神对照的话语方式，无疑是对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精神困局的有益探索。

培浩作为正在崛起的文学批评新势力的代表，他的文学批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文学批评本体的延伸和拓展，而且在他文学批评文字背后闪现出来的倔强灵魂，以及对文学批评尊严的守护。作为同代人，我被他的文学批评所感动，也为这个破碎的时代拥有这样的青年批评家而感到庆幸，他的文学批评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份无法推倒的精神证词。

 

【注释】

①⑨陈培浩：《小说如何“重返时间的河流”——心灵史和小说史视野下的〈望春风〉》，《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1期。

②［法］艾田伯：《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见《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三联书店，2006，第100页。

③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

④梁启超：《汗漫录》，见《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2008，第604页。

⑤王侃：《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⑥陈培浩：《自序：从互文到魔镜》，见《从互文到魔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4页。

⑦陈培浩：《走向卡尔维诺——论王小波对卡尔维诺的接受》，《文教资料》2008年第5期。

⑧［匈牙利］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52页。

⑩Moretti，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Review. 2000，1：55.

⑪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⑫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⑬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⑭陈培浩：《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文学批评》2018年第2期。

⑮文研：《从关键词出发，解码中国当代文学》，《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26日。

⑯［美］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何宁、周丽华、王磊译者，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第5页。

⑰陈培浩：《“转型”或是“回望”——读麦家新作〈人生海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⑱⑲陈培浩：《当代文学批评·主持语》，《广州文艺》2019年第12期。

⑳［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04页。

㉑陈培浩：《“80后”批评家应如何关注同代写作？——兼论代际叙事的背景和限度》，《文学报》2012年11月8日。

㉒陈培浩：《诗中要睁着一双亡灵的眼睛》，见《穿越词语的丛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1页。

㉓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文艺报》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