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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旭乡镇小说的诗意转向与现实主义推进

来源:《创作评谭》 | 王军  2020年07月17日09:30

一、“返乡”:表象和内在

对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的哲学立场,中年之后的陈世旭抱有极大的认同,以至于在短篇小说《妖母娘娘》(2013年)中,陈世旭情不自禁地陷入到了一种类学理化的叙述——即使这种叙述难以避免地弱化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征,他借主人公萧光明父亲的思索,用了近一页的篇幅,转述了荷尔德林的现代忧思。在这一大段描述中,荷尔德林思想的价值凸显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批判和反思现代社会技术、实用主义、功利意识对人的异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异化而追寻精神和心灵的“返乡”,回到“诗意栖居”的存在状态。

从陈世旭的创作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在他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裸体问题》《世纪神话》为代表的城市知识分子小说中,社会批判意识逐渐滋长和扩张,这是陈世旭城市生活和思想沉淀的结果,也大致是其形成荷尔德林认同的主要时期。之后,这种认同在他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中进一步强化,并在新世纪初期进入到第二个部分——“返乡”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性的事件是,陈世旭回到鄱阳县内青村,建起了他的“鄱阳书房”,面对四面波光粼粼的茫茫湖水,远处的鹭鸟翻飞和袅袅炊烟,幽深村巷里传来弦子和渔鼓……作家感觉自己回归了多年的“梦境”,凭楼远眺,作家再一次进入到荷尔德林式的抒情:

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

……

我将为水的灵魂所吸引,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从路途到心灵,从喧闹到安静,张开双臂,去拥抱自然,去与乡亲交谈,去聆听最质朴也最灵动的语言,去享受最真实的美。[1]

有意思的是,陈世旭的现实“返乡”出现了一种“双重化”的现象。他1948年出生于南昌,1964年16岁下放到鄱阳湖边的农村,1981年33岁时回到南昌,这是第一次“返乡”循环;如果把鄱阳湖当作第二故乡,退休之后他回到鄱阳内青村,相当于完成了第二次“返乡”的循环。第一次“返乡”回到城市,陈世旭形成了现代性批判意识和立场;第二次“返乡”回到乡村,陈世旭满怀着诗意的期待。这两次“返乡”结果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又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社会批判走向诗意“返乡”的荷尔德林认同。这样,陈世旭的“双重返乡”具有了走向相反而又殊途同归的效果。

如果对中国文化史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意识到,陈世旭的第二次“返乡”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归田园居”的现代延续。确实,陈世旭对他的同乡诗人陶渊明的喜爱,并不比荷尔德林少。虽然荷尔德林的神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背景与陶渊明的“天道自然”的思想理路有着认识论上的差异,但是,荷尔德林与陶渊明都因为“返乡”而具有了精神共同体的特征,这是陈世旭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精神引领者,并进行回归诗意人生的原因。

但是,习惯于现代怀疑的我们不由自主地要对陈世旭的“返乡”发问。在当下中国语境,“返乡”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选择,远离生活方便、热闹繁华的现代城市,回到寂寞清净的乡村隐居,这种古典理想依然具有某种脱俗独立的精神价值。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的便利、交通的改善,地球已经是一个“村”,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距离大大压缩,居于乡村这一生活模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现代形式。同时,作家虽居于乡村,但并未真正割裂与城市相关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作为一个与作家生活世界之外的客体世界而存在。“鄱阳书房”负责提供的,更多的是一个桃花源镜像,而作家真正的生活却是在别处。

所以问题是,当现代“返乡”很容易地成为一种悖论,其原初的精神意义空洞化,而最终走向一个表象的时候,对于陈世旭来说,“返乡”除了暂时性地居住在乡村,还有真正的诗意吗?

陈世旭对这个问题是有准备的。在作品中他给了我们答案:《妖母娘娘》(2013年)写大学生萧光明毕业后下乡当了村干部,在推动九流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个具有神示意味的故事,他感受到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分歧,并在经历挫折之后信心十足地准备重新开始。小说以萧光明和女车长的邮件结尾,萧光明在邮件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歌《悲壮的还乡》,引起了女车长的发问:

“奇怪,您到底是农民,还是诗人啊?”

“您的问题才奇怪,是农民就不可以是诗人吗?”

在这里,农民和诗人这两种原本分离的身份,是可以合二为一的。这个乐观的结尾具有一种象征性意味,它让我们看到了陈世旭的想象:乡村和诗意是一体的,“返乡”的表象和内在是一体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陈世旭追寻诗意栖居的文学表述和生活实践,但是,诗意并不仅仅一个“返乡”就可以宣告完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它更核心的标志是:他的作品是否形成了“诗意”美感?他的精神是否达致了对超脱纯真自然的接近?所以,要真正了解陈世旭的“返乡”意义,以及其追求和实践诗意的结果,还是要回到陈世旭这个人以及其整体性的创作进程中来。

二、反差:现实和诗意

在现实世界中,陈世旭经历了“双重返乡”的过程,但在文学世界中,陈世旭一直都在乡村。陈世旭的小说基本上由两个系列构成,一个是赣北乡镇系列,一个是城市知识分子系列。赣北乡镇系列小说是陈世旭文学出发的地方,获得全国文学奖的四部小说中有三部(《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镇长之死》)都是乡镇题材。这一现象无疑在陈世旭和读者中都形成了一定的心理锚定,有人把陈世旭叫作“小镇上的作家”。如果我们用心观察,即使是陈世旭的城市知识分子系列作品,也都和赣北乡镇保持着远远近近的联系,《老玉戒指》(2018年)里的出版社编辑危天亮,《篱下》(2020年)中的著名作家陈志,都是在乡下开始写作而落脚城市。乡镇和都市两个系列,埋藏着同一条绵延生长的根。在很多读者的意识里,陈世旭的文学之根在乡镇,这种定位,就像沈从文的小说包含湘西和都市两个世界,但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把他和湘西紧紧地联想到一起一样。

陈世旭一直在写乡镇——这个文学传统中最具有田园诗意的地方,但是并不代表着他自然地获得了文学诗意的能力。相反,和沈从文、废名等写出了乡村的优美和诗意的作家相比,陈世旭的早期乡镇小说似乎和诗意有很远的距离:诗意的重要特征,比如抒情性,自然美与人性人情美的结合,诗性语言等,在陈世旭的乡镇小说中非但没有足够的表现,有不少因素反而是其短板。陈世旭的叙事也是缺乏浪漫主义想象和情境的,他的短篇小说写法非常简单,一两个人物,一两个事件,叙述和对话是主要的表现手法,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和语言,很少丰富细腻的心理刻画,不时出现的民谣和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可能是陈世旭渲染气氛最有效的手法了。

除了简洁到疏离于“诗意”的叙事之外,对人物精神正面价值的挖掘和把握,是陈世旭乡镇小说的另一个特征,这是陈世旭对乡镇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在起作用。但这种主题提炼极易被人归入“卒章显其志”的写作套路,因而引起了不少的批判。李洁非说《小镇上的将军》“从感情、情节到语言,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出乎真诚但形于造作,饱含激情却又虚弱贫乏”[2],罗强烈批评《惊涛》结尾秋霞的转变是“主观唯心主义”[3]。这些批评确实指出了陈世旭乡镇小说叙事上的简单化。但是,正如李洁非在批评陈世旭小说的时候也不能不正视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仁”,并把它当作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精神一样,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摆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政治化评价矫枉过正的框架意识,如果我们“知人论世”式地把作家和小说人物做出参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世旭是把自己的精神和小说人物的精神一致化了。而且,张扬赣北乡镇小人物的淳朴善良诚信公义,即使其中加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不应该变成文学上的一个过错。事实上,陈世旭对乡土人性的把握,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秋月》系列小说中的贵庚是个精明的农村青年,头脑灵活的他先人一步,发家致富。他会为了自己的家庭试图拆散妹妹的爱情,为了自己的生意催促邹水龙大风天摆渡送他去县城。聪明使他发财,也使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招致村民们的不满,所以,当他发现邹水龙跟在他后面打野鸭时,他心里既有蔑视,又掺杂着同情,最后他决定和水龙好好谈一谈,让他和自己一起跑船。贵庚身上精明中不乏乡情,功利又还带有真心,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赣北大地农村青年的丰富状态。陈世旭挖掘人性的能力并不薄弱,但是,他不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对人性和文化阴暗的一面进行批判和反思,而是更重于对乡情诚意等伦理道德的认同和激扬。

陈世旭早期乡镇小说执着于现实故事,在叙事效果上很难寻找到“诗意”的特征,但是,其中却深藏着他对赣北乡镇的深厚情感和对朴质赣北人的深入把握,这二者形成了一个反差。这种情感底色是和沈从文、汪曾祺、古华等对于乡村的文化立场接近一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价值认同,就不会有“精神返乡”的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态度,形成了陈世旭后来乡镇小说“诗意”转向的坚实动力。

三、文化阐释:互文性和“深描”

我们还需要再次讨论一下之前所述陈世旭略显笨拙单调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陈世旭早期的新闻写作经历,比如乡镇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朴质特征,而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现实主义认知方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在写作上我是个缺乏灵气缺乏想象力的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原型就不知所云。”[4]

陈世旭确实是一个创作和现实完全一致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简单、真实、自然,绝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可以在文章中毫不粉饰地描写自己遭受的批评,这些批评严厉到令人难堪,甚至伤及作家的尊严,但是陈世旭依然如实写出,以此来自省和自律,令人读了之后涌起一种混杂着敬佩、同情以及感动的情绪。在充斥了太多自负自傲的作家圈,陈世旭的简单和实在大概到了异类的程度。

但是,低调的现实主义者也有自己的雄心和抱负。如果把陈世旭的乡镇小说整合起来看,他的写作绝不是零散式再现生活这么简单,相反,他的作品不仅有展现赣北文化全景的企图,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田野调查式的文化阐释效果。

如果我们做一个时空地图,陈世旭笔下半虚半实的鄱阳,包含了将军镇、姑塘镇、梦洲农场、何谷、九流村等一系列分散又相互联系的地点,其中既有接近于“town”的半中心地位的城镇,又有传统型的农村(village),还有特殊的农场和渔乡。在时间上,既有历史余响(姑塘镇曾经的繁华),也有“文革”到当下的阶段描述,其中分别对应了政治时代、农村改革、经济发展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也构成了赣北县域社会系统发展的一幅历史画卷。

这个画卷既通过像《将军镇》这样的长篇小说来集中展现,更表现在陈世旭把众多短篇小说相互连缀,构成了一张人物和故事网的系统性整合上。80年代中期的《惊涛》是整合的萌芽,《惊涛》两章春甫和李欣、秋霞的故事既独立又连贯,之后这种整合不断延续:《秋月》《大风》《初雪》用下湾洲乡的贵庚串起;《夏夜》和《秋风》有董登邦和梦洲农场;《立冬》《立夏》《立秋》《妖母娘娘》所有的主人公都穿插相连。而《小镇上的将军》《镇长之死》《李芙蓉》《将军镇》等作品,可以看作是一个经典的互文性案例,其中包括了“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 [5]等最有影响的互文性关系。在这些作品中,人物、故事相互指涉出现。在形式上,既有让人争议的重复,比如2019年的《江州影》和《乡村公案》分别套用了1994年的《私刑》和《神探》的故事;也有参照性的互补,比如陈志这个人物连续出现在陈世旭的新作《老玉戒指》《江州的桃花》《篱下》中,其身份并不相同而又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还有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重写,比如《镇长之死》和《小镇上的将军》对镇长形象的全盘改写。在互文性探索上,陈世旭似乎进入到一种天马行空、无所约束的状态里。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民族志人类学需要一种“深描”的文化阐释理论去推动。[6]借用这一概念,我们在沈从文、汪曾祺、莫言的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文学努力,而陈世旭无疑也通过他的互文性写作和系统性整合,去接近对赣北乡镇的“深描”。他采用的方法类似于油画中的“覆色”[7],在部分图像上进行多次着色,使多种色彩分层积累,形成对人物故事的渐次呈现和延展,并由此达到对赣北乡镇文化“深描”的效果。

互文性的写作和覆色手法,是否能达到对赣北乡镇全面深入的文化阐释,还需要更多的证明。确定性的结果是,陈世旭现实主义立场从《小镇上的将军》政治性原点上走出来,向文化的领域渗透深入。特殊的文本结构方式带来了乡镇现实的空间延展以及乡镇叙事的系统性整合,这是陈世旭乡镇情感的又一种呈现。

四、诗意转向:现实主义的艺术化

在赣北乡镇生活了17年的陈世旭,有着“为小镇写一部风俗史”的自觉意识。他也已经像一些出色的作家,诸如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莫言一样,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作家自己,也属于中国内地乡镇的独特世界和历史。

“史”和“诗”具有一种复杂的张力关系,作为现实的“再现”,传统现实主义的“史”往往注重人物和故事的线性发展,它和“诗”的抒情性会去往不同的方向;但是当“史”向更高层次超越时,又往往最终和诗融合在一起。在当代,现实主义与“诗”的倾向相结合的力度不断加大,周宪发现,当代现实主义在遭遇“再现危机”之后,走向了一条从“再现现实到再现的艺术”的突破的道路。[8]其中,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就是“再现的艺术”之主要体现方式。现实主义者陈世旭在建构他的赣北乡镇世界与历史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观念转向。

陈世旭“返乡”之后写了一组以何谷与九流村为背景的系列小说,分别围绕村委会选举、开发旅游、保护生态等事件展开,这和将军镇、梦洲系列带有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小说不太相同。摆脱了社会政治化倾向的束缚之后,陈世旭写得更加从容,叙述上也逐渐放开,优美的自然以及地方风俗的描写像水墨一样蔓延开来,在小说中构筑起了和人物、故事共生并列的美学框架。《立春》里的何庆来、《立夏》里的李玉生、《立秋》里的何神仙,都有身边和心里的那一片净土:天和水相接的湖面,风在水上滑动的声音,淡淡的紫色的雾气,素净的白蒿,翠绿的筅帚菜,柔韧的马鞭草,泊船亮起船灯,跟漫天星斗互相照应。还有最美的丽日、细雨和山岩上气度非凡的白鹭。“这里是云的故乡,水的故乡,生命的故乡,神话、英雄和诗歌的故乡。”《立冬》村委会选举唱票一波三折,请来的串堂班也拉开了大戏,串堂班是繁华历史保存下来的流风余韵,有楚骚遗风。锣鼓开场,二胡唢呐齐鸣,高亢明亮的《思凡》正唱着“小尼姑年方二八……”。夜深了,村委会选出了众望所归的人选,戏里的小尼姑也终于成功地逃下山去,“整个何谷岛都静谧着,唯戏词和乐声穿墙出户,漾漾没入水天”,风俗和故事如影随形,似梦似幻。而萧光明在开发九流村旅游资源时,借妖母娘娘巨石打造中国的美人鱼,却遭遇了千年古樟齐根倾倒的自然惩罚——这种超现实的情节,展现了浪漫主义意识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化学反应。

自然、风俗和超现实情节的扩展、深入,使现实主义“再现的艺术”意味渐次增加,推动着陈世旭晚近小说的诗意转向。同时,陈世旭的情感和价值河流也汩汩向前,日趋纯净。何教授坚决维护村委会选举资格的合法性;李玉生放弃了自己的生意,顶着流言的伤害,义无反顾、一步一步地开发旅游景点;何庆来最终把引弟留在村里读书;何神仙为了防偷猎,差点把命搭进去……何谷和九流村展现出人情人性之美,权力、利益甚至生命,都在与乡村核心价值的对比中失去了重量,一个超越功利的“诗意”精神世界,和自然风俗之美相互配合,渐趋成型。

而陈世旭自己也在从容中找到了一种超脱:“写到今天,我认定写作完全不必计较功利性的成败,只需要付出最单纯持久的热爱。”他也沉着于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安心和享受“边缘”,自由自在地生活。[9]这一切,应该就是陈世旭期待的“诗意”家园吧。

正式退休之后,陈世旭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迁居外省投靠儿子,索居独处,悠然自适”[10]。了解陈世旭的读者会由衷地为他的这种状态高兴,多年以来,我们在陈世旭的作品里,不断看到他对于复杂人事和纷繁功利的拒斥,看到他对于独处、独立、真实、自然的诗意生活追求。他也一直努力着,践行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就像他深爱的故乡诗人陶渊明以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一样。这五年来,他在众人的期待或诧异中,不断推出新作,其中既包含一系列的思想随笔和回忆散文,也有他所擅长的短篇小说,除了《老玉戒指》《江州往事》之外,2020年未半,他已经在《上海文学》《芙蓉》等杂志连续发表了《篱下》《迷你手袋》《江州的桃花》《武大先生》等小说,给读者带来了新的惊喜。

活出诗意和写出诗意的作品,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十多年来,陈世旭在“诗意”的道路上高蹈前行,进行了多样化的生活和文学实践。我们可能还不满足,也许因为他的小说在形态上依然保留着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简单样式,也许因为他作品的诗意和沈从文、废名等相比还很不典型……但是,已不年轻的陈世旭把自己推到一条艰苦的道路上,用自己的一片执着深情,突破自己的模式区,探索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不断地扩张着赣北乡镇的文化风情世界。这样一种建构诗意的努力,在“诗意”这个词逐渐被滥用的当代语境里,不正是一种真正的诗意存在吗?

 

参考文献:

[1]陈世旭:《鄱阳书房记》, 中国鄱阳网,2009年6月25日。

[2]李洁非:《作为“仁者”的写作——我看陈世旭其人其文》,《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转引自陈世旭:《自律四戒》,《创作评谭》2005年第3期。

[4]江磊、陈世旭:《写作是一种生活——陈世旭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6期。

[5]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

[7]李哲虎:《油画材料和绘画技巧在油画中的综合应用》,《艺术评论》2018年第1期。

[8]周宪:《再现危机与当代现实主义观念》,《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9]陈世旭:《我写作着,我生活着》,《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2期。

[10 ]陈世旭:《文坛拾趣(四则)》,《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4 期。

[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本文为教育部规划项目“新时期小城镇小说的经济生活和经济伦理研究”(19YJA751037)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