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月15日中午，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安徽省作协随即召开了安徽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交流讨论会。研讨会由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主持。

会上，与会这通过学习铁凝主席的讲话精神，并针对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这一重大主题，结合安徽省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现状、不足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进行了座谈讨论。其中，安徽省作协副主席洪放表示：“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首先要理解新时代农村农业农民的新特点，理解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清明》杂志执行副主编赵宏兴在发言中说：“乡村题材的创作如果一味沉浸在描写苦难的主题中，肯定不受读者欢迎。作家只有深入生活，看到变化，与时俱进地去讴歌新时代乡村，才能写出经典之作“。合肥市代表作家刘政屏则称：“我们在创作中既要用手中的笔反映乡村的新面貌和新变化，以及存在的新问题，同时，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乡村建设，困难农民脱贫致富，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肥东县作家代表刘永祥说道：“作家要深入生活，我们要提倡和鼓励创作者沉下身与群众打成一片，创作出鲜活的作品”。《安徽文学》副主编余同友则表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不能再唱挽歌与牧歌，而要放声唱新歌——新时代新乡村呼唤新文学”。

省作协主席许春樵总结道，中国作协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是一场提振乡村文学写作的及时雨和动员令，铁凝主席的讲话明确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期待全省正在进行乡村题材创作作家们，打破传统写作认知，深入挖掘新时代乡村精神与乡村灵魂的新内涵、新变化，讲好当代中国乡村故事，记录并见证新时代乡村变革的历史进程，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新的文学文本，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文学的力量。

作家代表发言摘登：

洪放（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合肥市作协主席）：

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必须要有时代性。这主要是因为：一、当下的农村农业农民，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业农民，仍然以老眼光、老记忆来从事农村题材创作，已缺乏现实性。二、必须看到当下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已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关系。三、农村题材需要进一步深入农村农业农民内部，在“伪乡愁”的旗帜下，创作农村题材，只能是作家内心里的农村。一味将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对立，会使农村题材创作进入“夕阳式”写作，既不能让农民感动，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农村题材精品。

农村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战场。农村题材创作大有可为。我认为应该遵循三点：

一是坚持理解新时代农村农业农民的新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文明正在被新的变革取代。

二是坚持不将城市文明放在农耕文明即农村题材写作的对立面。

三是直面农村的发展变化，抒写新时代的新思想，新作为。作家因此必须真正地深入到三农深处，获得第一手的素材，才能创作出让当下农民看得感叹的好作品。

刘永祥（安徽省乡村题材创作作家代表）：

我相信，我们很多文艺工作者始终坚信艺术是反映生活，艺术是为了人民。恰逢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之年，肥东县作家协会为响应合肥市文联、作协的号召先后组织本县作家开展四次“梦圆小康 大美肥东”主题文艺采风创作活动，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掌握原汁原味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我们提倡和鼓励创作者单独到扶贫户、扶贫企业、其他扶贫机构驻点跟踪采访，然后创作出鲜活的作品。我们也多次组织作家深入基层，沉下身与群众打成一片，深挖素材，创作出更多的反映美好乡村的力作。

刘政屏（安徽省乡村题材创作作家代表）：

长期生活在城市，乡村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近年来几次到山区和乡村采风和生活，发现如今的乡村和早年的印象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同时也认识到，新的时期里乡村有它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伴随着发展而产生的，同时，国家对于一些方面标准提高了，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出现了。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们既要用手中的笔反映乡村的新面貌和新变化，以及存在的新问题，同时，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乡村建设，困难农民脱贫致富，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这几年一直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利用业余时间到山区学校义务教学，捐赠课外图书和学习用具，为罹患重病的山村孩子捐款。今后，我将继续关注乡村里需要关爱的孩子们，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赵宏兴（《清明》杂志执行副主编）：

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者，永远都在寻找作品的路上。在作家与读者之间，编者往往是一座桥梁。如何把一篇好作品通过刊物，推荐到读者面前，这是一个编者永恒的课题。

今年是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清明》从第4期就开辟了“决胜小康，奋斗有我”的专栏，首期发表的就是安徽省文联为这一主题开展的创作竞赛作品《找呀找幸福》，这篇小说讲述的是，幸福村贫困农民王功兵渴望得到尊重，将尊严视为生命，因遭遇不幸，对基层干部十分不信任，专与村干部做对，不仅将竖在进村口的一块“幸福”碑扔走，还坚决不与村里合作。在扶贫队员李朝阳的耐心帮助下，他脱贫致富，重新又将那块幸福碑找了回来，也由此找回了一个属于农民的尊严。《找呀找幸福》已被《小说选刊》选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曾经有一段时间，乡村题材的作品还沉浸在描写苦难的主题中，这种写法肯定已与时代脱节，不受读者欢迎。因为现在的乡村，人的精神面貌和村庄的形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我家乡的小村子来说，村前村后已贯穿两条水泥路，路上已安装了路灯，人们晚饭后在灯下散步等等。但这种幸福生活不是“桃花源记”，而是“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我们的作家要深入生活，讴歌新时代的热情劳动者，才能大有作为，写出经典的时代作品。

余同友（《安徽文学》副主编）：

作家是否穷尽了乡村现实？或者说乡村已无新的经验？近年来，作家中、评论家中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乡村已经不能给作家提供新的创作资源，乡村是静态的、僵死的、凋敝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广大作家应该将目光投向城市，多创作城市文学。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持这些论调的人，他们要么是对火热的乡村现实视而不见，要么就是压根儿就没有深入了解乡村，凭着一已的想象去认识乡村。

在这样一种论调的指导下，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其一是写乡村题材的作家不受待见，觉得作家离时代太远，导致一些文学期刊不愿意刊发乡村题材作品，甚至有一些文学期刊公开表示不接受写乡村题材的作品；其二是乡村题材作品表达的内容不是唱“挽歌”，也即哀悼逝去的农耕文明，就是唱“牧歌”，歌颂农耕文明时代甜美的民风民俗等，似乎除此无他。

其实，只要走进随便哪一个乡村，你深入乡村肌理，就会发现，新时代的乡村，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比如，你在很偏僻的乡村，会发现有一些宠物狗、宠物猫，很多，这在二十多年前的乡村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再比如，在乡村，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她可以熟练地使用微信，用语音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女聊天，发红包、抢红包；当然，这都是你表面上看到的，若仔细探究，会发现乡村的伦理观、婚恋观等等，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在这样的巨变面前，人的丰富性、乡村的复杂性会表现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驳杂，而且，丝毫不亚于城市的丰富与复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简单地唱挽歌、唱牧歌，而是要认真地去体味乡村现实、乡村的世道人心，要唱新歌。

新时代新乡村呼唤新的乡村文学，在这里作家大有可为。举个例子，我曾经听过一个乡村故事，一个乡村老汉和留守在家的孙子感情很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个孙子并不是他儿子亲生的，这时，他面临着巨大的焦虑，要不要告诉儿子？他又怎么样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相处？这个故事很吸引我，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这背后有新时代新乡村的内容，是这个巨大的时代让老汉有这样一个遭遇，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后来，我据此写了一个短篇《斗猫记》，我觉得这个老汉的焦虑、不安、挣扎，一点儿也不弱于那些写字楼里的九零后所面对的。

这些年，我个人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书写乡村题材中短篇小说上，写乡村题材文学作品确实有点吃力不讨好，不太被文学界关注，不容易引起反响，但我想，关注广袤的乡村，其实就是关注广袤的中国大地，这是作家的职责与使命，中国作协此次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我觉得是一场提振乡村文学写作的及时雨，必将促进新时代新乡村文学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