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1年9月，一本名为《鲁迅杂文书信选》的书，赫然面世了。次年4月《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与读者见面。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两本书的编选、注释、出版者均未署名，属内部出版、内部发行，但其出版、发行数量及其影响却相当不小，在鲁迅研究史上也算是留下一笔。近来，有学界朋友在报端讨论此事，谓此书“不知何人编选，其出版内情不详”云云。作为当年参与此事的人，我觉得有义务把我经历的和了解的这段历史留下来。

《鲁迅杂文书信选》封面

说起这两本书，从起始策划，到编选、注释、出版，的确有着相当曲折的历程。

70年代初，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这场文化大浩劫中，中国社会万马齐喑，学界、出版界更是一片萧条。那一时期，作家们或被打入牛棚，或被赶去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几乎无人敢再去写作。在那种形势下，出版社多数已经停业。只有江青等人控制下的几个样板戏，以各种形式在不断地出版、翻印，已大大地读厌了国人的胃口。

然而，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对知识的渴望，却从未湮没。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鲁迅语录》，以及一些小说的手抄本，就在群众中广为印制、流传。在当时的情势下，文学界敢于大力宣传的现当代作家，首先，甚至唯一的，就是被伟大领袖多次肯定并十分推崇的鲁迅。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全集》。“四人帮”却“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上，大做文章，使它不明不白地成了禁书，遭到了和‘封资修’‘名洋古’同样的命运，在书店里绝迹了”。因而，在七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竟找不到一部完备的《鲁迅全集》。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要送他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总理办公室曾多次派人去人文社设法解决，因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被禁，只好从鲁迅博物馆库藏的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中选出较好的一套，以备赠送。

在出版业一片萧条之际，国务院曾于1971年3月15日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图书出版工作设想(草案)”，草案中关于“文学艺术读物”一节提到鲁迅著作的出版，指出对鲁迅各类著作，“需要重新整理、增补出版”。

据此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便着手准备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多方调查研判，草拟了《关于重印鲁迅著作的报告》，包括重新编注《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单行本；又因有些鲁迅书信从未发表，故也拟编印附有注释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等。该报告送到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文化出版部门的江青、姚文元等，却多方阻挠拖延，久久未予回复。

在等待期间，因《鲁迅全集》的出版规模庞大，工作浩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便先选择了“鲁迅杂文书信选”这一选题。“鲁编室”还约请了鲁迅研究专家唐弢、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和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同志相商。决定下来后，“鲁编室”将编选注释《鲁迅杂文书信选》的任务，交给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李何林

1971年上半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接到此项任务后，因当时中文系并未全面复课，系领导便组织全系有关教研室的十几位教师，参加这一工作。从选定篇目到注释工作完成，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工作完成后，李何林老师与韩之友老师和我赴京，带着中文系老师编注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稿，与人文社“鲁编室”主任王仰晨先生及当时由外国文学编辑室调至“鲁编室”工作的吴钧變先生，共同商定选目，反复推敲修改注释。最后选定了杂文56篇、书信73封。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所选的杂文、书信都偏重于战斗性较强的鲁迅后期的作品，并对每篇杂文做了简要的题解，阐明写作背景、中心思想。书信则注明了收信人的简介。杂文、书信中都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全部审定工作完成后，人文社排出了清样，并将上机待印。

1972年1月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草拟了《关于重版鲁迅著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及“《鲁迅杂文书信选》已经编就，并拟即付印，可望于近期内出版”。这次报告姚文元倒是很快做了批示，1月21日批示称：“先提一个意见，其他待研究。第四页《鲁迅杂文书信选》，杂文以同书信分开为好，即单独编本《鲁迅杂文选》，大体编好之后，请送我一阅，当再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此事在主席前说过。另上海也要出类似选集，似以协商出一种为宜。”

显然，姚文元是要把鲁迅著作的出版，纳入他的掌控之中。而人文社接到该批示后，正如王仰晨同志所说：“犹如挨了一闷棍!”他们辛辛苦苦审编待印、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老师们认认真真选编注释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就这样不得不撤机停印，眼看就要付诸流水了。

在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派人去上海联系，上海市委有关人员答复说，上海无出版鲁迅著作选本的计划，又说他们选编《鲁迅杂文选》等，只作为内部教学用书，不正式出版。2月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与上海联系的情况以及按照姚文元的指示编选的《鲁迅杂文选》篇目，又送出版口转报姚文元。报告送出后，八个多月，渺无回音。出版口多次催问，姚的秘书回答说：“放在桌上，没时间看!”而与此同时，在“四人帮”掌控下的上海，他们的写作班子炮制的鲁迅杂文选、书信选等，却在接二连三地出版。

幸好人民日报社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编定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停印的消息，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姜德明当即与王仰晨联系，说他们愿将此书排印内部出版，作为赠送作者和通讯员之用。人文社表示同意。姜德明立即与南开大学中文系联系。中文系又派韩之友同志和我，去人民日报社见姜德明。接谈后，姜徳明先生迅速审阅了《鲁迅杂文书信选》选编注释稿，从中选出杂文36篇、书信25封(其中6封从未发表过)，并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即送人民日报社出版部门，连夜排出清样。不久，一本印刷工整、未注明编注者、未注明出版机构的《鲁迅杂文书信选》便宣告面世了。

当时，韩之友同志和我都十分惊讶于人民日报社出版的高效率、高质量，十分敬佩姜德明先生工作作风之雷厉风行和踏实严谨。

因《鲁迅杂文书信选》出版后，受到了比较广泛的欢迎，也因为还有一部分编注好的杂文、书信尚未选入，所以，姜德明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相商，决定再编《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不久后，韩之友和我又应姜德明先生之邀，去人民日报社编辑《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续编中增选了杂文64篇、书信25封(其中7封从未发表过)。于1972年4月也由人民日报社内部出版。

《鲁迅杂文书信选》两集出版后，在姜德明先生的主持下，又出版了少量的两集精装合订本，赠送给编注者和有关部门与领导。

姜德明

应该承认，我们在编选、注释《鲁迅杂文书信选》的过程中，受到当时“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甚深。如在该书出版说明中说：该书“内容偏重于鲁迅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及其追随者周扬等‘四条汉子’进行斗争的后期杂文和书信”，等等。注释中也多极端、片面和不实的语言。

然而，该书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广大读者阅读学习鲁迅作品的迫切渴望，因而当人民日报社内部发行版面世后，全国多个省市的日报社纷纷转印。据闻，至今尚未查明的北京某出版社也翻印了该书，在其1971年9月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封底的右下角，标记“内部发行，每册057元”。1972年12月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标记“内部发行，定价7角4分”。其他省市的有些出版社也纷纷翻印出版。至今在各地的旧书店中还可看到该书的各类翻印版本在上架流传。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书籍出版业一片荒芜的情势下，这两本选集实际上的流传甚为广泛，它们对全国人民学习鲁迅、宣传鲁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时过境迁，峰回路转。1975年10月25日周海婴就鲁迅著作出版问题上书毛主席。经主席批示后，国家出版局随即将鲁迅著作的出版作出规划。1976年4月由出版局主持在济南举行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此后，鲁迅著作的出版，一路顺畅，大大满足了广大读者对鲁迅著作的强烈渴求。在注释中有着明显时代局限的《鲁迅杂文书信选》至此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书的策划、选篇、注释、出版等工作，从此也就完全归入历史了。

最后，关于鲁迅著作的宣传、出版，还不能不提及曹靖华、王冶秋、李何林三位前辈。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是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的正式成员。教育家、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也曾参与未名社的工作。曾任文物局长的王冶秋，则是他们两位的挚友，又是李何林的同乡。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曾带我去曹老家拜望，当时在座的就有王冶秋先生。记得那一次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鲁迅著作的出版、普及等问题。之后，曹老和王冶秋先生对鲁迅著作的出版，乃至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成立，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他们的推荐下，李何林先生荣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老师更是长期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教授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教授鲁迅作品，研究鲁迅。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编注出版过《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重要著作。上述《鲁迅杂文书信选》从策划到选注，都倾注了李何林老师大量的心血。

也借此文表达对曹靖华、王冶秋、李何林三位师辈的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