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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三小姐的一生》这个集子包含了同名小说在内的六个短篇，它们令人惊异地体现出主题与风格上的连贯与一致，如果用时下流行的取名方式，完全可以叫做“下只角悲苦故事集”。它们写的是上海里弄（文化与社会意义上而非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下只角”）底层市民的故事，却不是那种以地方特色为标记的城市风情民俗浮世绘，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之苦的写意图。

朱三小姐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个称呼是“朱葆三路的小姐”的代称，法租界中的一个下等舞女。她是没有籍贯与来历之人，一开始就是妓女，尽管后来已经不再做舞小姐，但那个符号身份如同一个红字印刻在她的生命之中，从半殖民时代到隐约暗示的90年代都没有改变，她的无名与污名因而具有了隐喻意味，指向于被侮辱、被损害、被无视的人生。

与此前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相似，任晓雯在《朱三小姐的一生》中写的也是一个普通女人艰辛苦难、逆来顺受的生命史，但后者更抽象化，大跨度的时间、波澜壮阔的外部社会变迁与个体幽微的内心都被简笔白描的手法淡化，凸显出来的是一个女人持续性的丧失：她曾有义结金兰、相互扶持的姐妹，姘居的情人，领养的子女，也曾努力挣扎谋生，但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她被剥夺、被欺凌的命运从未改观。所有的亲人、恩人、仇人都死去了，而她则坐在祥云里街头的破沙发上，“已经坐了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她的一生是被嫌弃的一生，是一种恒久的生存困境，不会因为个人意志与环境而有戏剧性或根本性的扭转，也就构成了一个寓言。

另外一些篇章中的人物及其命运，都可以看作朱三小姐一生的不同侧面。《别亦难》是夫妻、母女、人兽之间伤害的传递与增生，爱欲不得，转为控制、暴戾与虐待，“跑也跑不掉，死也死不掉”。《杨金泉之死》是邻里之间隔膜与冷漠带来的变态、恐怖与暴力，《迎风哭泣》则弥漫着疲倦、愤恨、猜忌与颓丧的情绪。贯穿其中的是孤独与死亡、沟通的无效以及不堪重负却又难以摆脱的无奈。可以说，这个集子中的六部作品，讲的都是佛教所谓的“苦谛”：生、老、病、死，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苦谛”具体化为似有似无、若隐若现，而又弥散四方、挥之不去的气息。与这些气息相关的是肉体的松弛、心灵的狭隘、信念的缺失与精神的颓败——一种文字上的“不净观”。

人们因为认知的牢笼、道德的缺陷、内心的自私与行动力的无能，而不可避免地坠入恒久苦难的深渊，除非信仰，而不能解脱。但这些人们又是没有信仰的，甚至陷溺在肉体、感官、欲望、物质与金钱的桎梏之中，因而沉沦不可避免，并且无法得到救赎。然而，在任晓雯那里，救赎可能原本就是虚幻的，有情皆苦，无人不冤，这可能是人人都逃不脱的宿命。“朱三小姐的一生”于是跨越历史、地理与社会的限制，成为所有人一生的象征。

创伤、悲情、苦难的故事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中都在在皆是，以至于成为一种Kitsch（忌屎/媚俗/媚雅），许多时候它们被观念化和景观化，成为某种社会议题的图谱或者意识形态的表征。任晓雯写的悲苦则既非议题化的情感悲悯，也非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事实上，尽管不乏令人悲怆与感伤的瞬间，她却从来都没有诉诸于共情，绝大部分时候她的叙述者都试图维持在中立的层面，让悲苦成为一种抽象的、纯粹的、无法假手或推卸给他者与外在物的存在。所有人所经受的苦楚与伤痛既来自于外部社会，同样来自于内在自我，更源于不可知的命运，它们几乎是无动于衷、绵延不绝而又坚不可摧的，所以这是一种现象学的、存在论式的悲苦。

这种现象学与存在论式的悲苦，解释了为何在《换肾记》和《郝家县奏鸣曲》中出现的过于戏剧化乃至有些极端的人物与情节，以及机械降神般的结尾。尽管细节中极尽精雕细绘之能，但它们原本就不是写实的，而是要通过极端情境的设置，打破了母慈子孝、浪漫温情、体恤互助的幻觉，残忍地呈现出凉薄而冷酷的真相，逼使人们不得不正视污秽、贪念、情欲、偏执、生之艰难与死之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晓雯是无情而忘情的，从而让这些短篇小说显示出尺幅寸缣而有林壑窅冥之势。

对于当下的短篇小说写作，任晓雯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建立在文学史的素养和对当代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基础之上。她发现在当下的长篇小说中，那些整全性地思考人类生命秩序、道德律令以及诸如此类终极命题的写作基本上已经消失，或者说难以为继，因为人们的情感结构和认知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再没有人相信真理或者本质之类大词与理念，而无意识地认可了一个写作者的局部性与碎片化。在这种情境中，短篇小说反倒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葆有了那种抽离于歇斯底里现实与宏大命题的特权，直指某种超迈的命题，如同牖中窥日、以蠡测海。正如她自己所期待的，她用这些作品回应了她自己的问题。